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大批返回祖國，與此同時大陸的一些右翼文人卻流亡到了香港。左右翼文人在香港換防，香港文壇立刻變色，左翼文學的中心立刻成了右翼文學的大本營。這批流亡文人之所以寫作反共小說，除了他們對於共產黨的牴觸之外，還與反華的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資助有關。
這些被稱為“綠背文學”的作家作品有：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沙千夢的《長巷》、《有情世界》，司馬長風的《北國的春天》、《多少夢想變成真》，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南宮博的《江南的憂鬱》、林適存的《駝鳥》等等。50年代國中期的香港文壇，基本上為這股“右”翼“綠背文學”浪潮所主宰。
關於這些文學作品的成色，劉以鬯先生說：“在‘綠背浪潮’的衝擊下，作家們不但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寫出來的作品，多數因過分重視思想性而缺乏藝術魅力。”這段評價，應該說大體上是公允的。
基本介紹
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同時企圖以香港為橋樑，向中國內地進行文化滲透。為了配合其美式文化宣傳，製造顛覆新中國政治的輿論，鞏固其在亞洲的陣地，美國國會撥款在香港成立了“亞洲基金會”，掀起了一股“美元文化”（美元紙幣呈綠色，有人戲稱之“綠背文化”）浪潮。該基金會一方面資助出版機構（如亞洲出版有限公司和友聯出版社），一系列帶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物紛紛出台（如《人人文學》、《今日世界》、《中國學生周報》、《海瀾》、《大學生活》等）；一方面籠絡來自內地的文化人，這批政治落魄、心境悲涼的文化人在美國“經援”的誘惑下，甘願充當政治的宣傳工具，製作了大量政治傾向鮮明的作品。
這股“綠背文化”浪潮在五十年代初、中期，裹挾了許多文化人，後來他們組成了一個“友聯”體系，他們的活動與創作一度幾乎主宰了香港文壇。“綠背文化”背景下的出版物，大多是政治的傳聲筒，是為某種政治目標服務的。作者在宣洩個人的哀怨落拓情懷和悲涼心境的描述中，透露出一股鮮明的反共意識，就連頗具才華的張愛玲也以《秧歌》和《赤地之戀》等作品加入這個大合唱。同時，這些雜誌從長遠、巨觀的角度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如《人人文學》和《中國學生周報》，前者只出版了兩年多，後者則出版了二十二年，是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刊物，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本地作家，或在本地成長的作家，有很多是由他們直接或間接培養出來的。另外，這些雜誌在六十年代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推介頗力，刊登了不少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詩和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