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經濟學家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進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經濟成長論
- 研究對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進展
- 發現：當代西方經濟學家
- 時間：18～19世紀
內容簡介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進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理論。經濟成長指一定時期內，一國生產滿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和勞務的潛在生產能力的擴大，或者商品和勞務的實際產量的增加。由於生產能力或者實際產量的增加主要決定於一國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資本積累的數量與質量以及技術水平的高低,因此,經濟成長也就意味著這些因素的擴大和改進。經濟成長以真實國民總產值或人均真實國民總產值的增加或其增長率來衡量。
早期理論 經濟成長的思想和理論,早已體現在18～19世紀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A.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是系統地考察資本主義經濟成長問題的一本著作。該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增加國民財富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資產階級財富增長的原因。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擴大生產的最重要因素。只要有合適的市場規模和一定量的資本積累這兩個先決條件，勞動分工的深入進行將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從而使經濟成長持續進行。
D.李嘉圖的經濟成長論點包含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的分析中。他和斯密一樣，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但他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和人口增長，糧食的需求相應增加。由於耕地數量一定和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糧食價格將日趨上漲,因此引起貨幣工資增加（實際工資率取決於維持工人及其家屬的生存費,從而固定不變）,資本家的利潤額隨之縮小，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則隨著農產品價格上漲而提高。當邊際土地的產量只夠支付所僱傭的工人的生存工資時，資本家的利潤等於零，資本積累隨之停止，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一種只能保持簡單再生產的靜止狀態。
T.R.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中認為，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使得不加節制的人口增長必然會超過生產資料的增加，從而引起的食物短缺是迅速阻止經濟成長的直接因素。
現代理論現代經濟成長理論是從英國經濟學家R.F.哈羅德（1900～1978）的《動態理論》（1939）一文和《動態經濟學導論：經濟理論最近的若干發展及其在政策中的套用》（1948）一書，以及美國經濟學家E.D.多馬（1914～ ）的《資本擴充、增長率和就業》（1946）和《擴充和就業》（1947）兩篇論文開端，並於50年代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學增長理論的發展大致有三方面：①由哈羅德和多馬開創而在50年代深入發展的各種增長模型的建立；②60年代初興起了以E.F.丹尼森（1915～ ）為代表的增長來源研究，或稱增長核算；③70年代初圍繞著以“增長極限”論展開的擁護增長與反對增長的辯論。經濟成長理論的發展除了與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頻繁爆發的同時，經濟發展速度一般較快有關以外，也與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增長率落後於日本和西歐,以及70年代以來三廢污染嚴重、生態平衡遭受破壞等國際政治、經濟情況有著密切聯繫。
哈羅德－多馬模型增長模型是現代增長理論的主體，一般稱為增長理論。它顯示一個國家國民收入增長過程和在這個過程中儲蓄、投資、要素投入量和產量等基本元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在J.M.凱恩斯的就業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把凱恩斯的短期比較靜態分析，引向長期、動態分析。凱恩斯是在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1929~1933)爆發之後，於1936年提出他的就業理論的。目的在於解決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在於分析長期的經濟成長。按照凱恩斯的分析，解決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辦法就是擴大投資。投資通過乘數原理可以成倍地增加收入，提高有效需求。
哈羅德和多馬認為,從長期看:①儲蓄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投資來源於儲蓄；②投資顯現了兩重作用,即擴大投資不但能增加有效需求和國民收入，而且還增加了資本存量和生產能力。通過擴大投資解決失業問題，就必需在下一時期增加更多的支出，才能保證新增加的資本存量及其潛在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除此之外，在長期中，人口必然增加，技術也會進步。一國經濟要實現長期的穩定增長就要在以上各因素之間取得平衡。
哈羅德在他的增長模型中提出實際的、合意的和自然的三種增長率來說明他的實現穩定增長的論點。
實際增長率以G代表，基本公式為：
G C=s
G是本期和上期之間實際的產量增加率,s是儲蓄S與總收入Y之比，C是資本存量的實際增加量△K，即投資I與產量的實際增加量△Y之比，C稱作資本－產出比。
合意的增長率是合於資本家心意的增長率，也就是生產能力能夠加以充分利用的產量或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合意的增長率以GW代表，基本公式為：
GWGr=s
其中Gr=△K/△Y=I/△Y。它表明產量水平的改變 （△Y）所需引致的投資量（I）。GWGr=s表明，如果一國經濟按照生產能力充分利用時的增長率GW持續增長，則每年總收入必需按s/Gr的增長率增長。
自然增長率以Gn代表。它是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範圍內所允許達到的增長率，是適應於勞動力增長，實現充分就業所需要的增長率。因此它決定於年平均的勞動力增長率L和年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T，即
Gn=L+T
哈羅德認為G與GW，GW與Gn並沒有內在的聯繫，它們往往是不相等的，一旦兩者不相符合時，就無法調整到均衡狀態,差距愈來愈大,不是造成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停滯就是造成長期的膨脹，成為“剃刀刃式”的增長途徑。
多馬的增長模型，是從如何適應投資的兩重性為出發點建立的。他的模型和哈羅德的模型可以合併在一起，因此，常被稱作哈羅德－多馬模型。
在哈羅德模型中，假定s是給定的，還假定C是常數，即假定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比例和資本與產量的比例固定不變。這些假定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針對哈羅德模型的缺陷，在50年代中期幾乎同時出現兩種新的增長理論體系。一個是新古典學派增長理論，另一個是新劍橋學派增長理論。
新古典學派和新劍橋學派的模型新古典學派在增長模型中引進了新古典的生產函式即生產中使用資本和勞動兩種生產要素，並且假定兩者可以互相代替。這意味著哈羅德模型中的資本－產出比C是可變的,不再是常數。因此，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通過改變生產中資本和勞動的比例來改變 C，使它具有實現均衡增長所需要的數值。這個增長理論體系的代表人物有美國的J.托賓（1918～ ）、R.M.索洛（1924～ ）、澳大利亞的T.W.斯旺和英國的J.E.米德（1907～ ）等人。
新劍橋學派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的N.卡爾多。在他的增長模型中，引進了儲蓄函式的概念，即由於收入水平的差別,資本家和工人的儲蓄傾向不同,前者的儲蓄傾向大於後者。他認為通過收入分配的調整可以使全社會的儲蓄比例 s具有實現均衡增長所需要的數值。其過程是，在兩個階級儲蓄傾向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增加投資，首先引起物價上漲和利潤增長，資本家收入增加導致儲蓄量的增加，從而擴大了全社會的儲蓄水平，一直到和增加的投資相適應為止。
丹尼森的來源分析整個50年代，美國的經濟成長率落後於除英國以外的西歐、蘇聯和日本各國。這種情況引起了美國國內的不安。為了找出原因，50年代以來，美國的全國經濟研究局的經濟學家如 M. 阿布拉莫維茨（1912～ ）、S.法布里坎特和J.W.肯德里克等人已著手分析經濟成長的來源問題。肯德里克在他的統計分析中，引進全部要素生產率這一概念，它是產出量和包括勞動、資本和土地在內的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這意味著產量的增長來源有二，一是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長；一是全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實，國民經濟的任何增長都是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因此全部要素生產率實質上就是全部勞動生產率。由於全部要素生產率必須在實際淨產值增長和全部要素投入量增長確定以後才能計算出來，因此它被稱為“余值”。對這項“余值”進行進一步分解的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丹尼森。
丹尼森在《美國經濟成長的來源和我們面臨的抉擇》（1962）一書中，開始建立增長來源的分析和估算體系。他首先擴大要素投入量的種類，把影響效率和使用人力和非人力生產要素的各種質的因素包括進去。例如在勞動投入量中，估算平均周工時的減少，工時的年齡－性別構成的變動，職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對勞動投入量的影響。其次，他確定每單位投入量的產出量的變化（即全部要素生產率）來源於以下四類因素：①長期因素，主要指包括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知識在內的知識進展和反映大規模生產利益的規模經濟效益；②過渡性因素，主要指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企業轉移和小業主及其家屬轉變為工資勞動者後，由於生產率的提高所獲得的（人力）資源再分配的利益；③短期因素，指氣候對農業收成的影響以及罷工事件、繁榮和危機期間需求變動對生產資源利用率的影響；④立法環境和人類環境的變化，主要指治理污染和加強職工安全和保健等費用的增加，它是增長率的抵消項目。知識進展一項是在其他各項因素的增長確定以後才能計算出來，因此它是余值。
再次，計算各種增長因素對經濟成長所作的貢獻。根據丹尼森的《較慢經濟成長的核算：70年代的美國》（1979）一書中的計算結果，美國非住宅性企業領域中，1948～1973年實際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3.56%，其中1.58個百分點來源於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長，其餘的1.98個百分點來源於每單位投入量的產出量的增長。前者占該期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的44%,後者占56%。後者對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所作的貢獻大於前者。再就全部要素投入量年增長率1.58%進行分析，其中1.02個百分點來源於勞動投入量的增長，0.56個百分點來源於資本投入量的增長。在勞動投入量的增長率1.02%中，來源於就業量的增加的為0.90個百分點，來源於教育水平提高的為0.52個百分點,由於工時減少和工時中的年齡-性別構成變化是負數,成為抵消項目,合共抵消了0.40個百分點。最後就每單位投入量的產出量的年增長率1.98%進行分析，其中1.41個百分點來源於知識進展，0.42個百分點來源於規模經濟效益，0.37個百分點來源於資源再配置，但為立法環境和人類環境的變化和不規則因素的變動合共抵消了0.22個百分點。
根據這些分析，知識進展、就業量的增長、教育水平的提高、資本投入量的增加和規模經濟效益等是美國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
丹尼森對增長來源進行的質的分析和量的估算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的估算仍然存在著問題：①有些估算摻雜著主觀成份。例如，他硬性規定國民收入增長1%，則整個經濟中規模的經濟效益等於它的10%,這項規定無法得到驗證。②經濟成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毫無疑問有密切關係，但是測定它們之間的量的關係則是十分困難的，因為職工的技巧和知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正規教育以外獲得的。③知識進展是最後的余值。它包括所有沒有明確的因素，也包括對已經明確的各種來源估算的誤差在內。因此精確估算知識進展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
梅多斯的有限論在50～6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普遍接受高速增長這一模式。因為，高速增長不但是一個國家取得經濟成就的標誌，而且是擴大就業、緩和危機的一種手段。美國就是通過赤字財政政策，人為地長期刺激經濟、加速增長的一個國家。但是人為地刺激經濟成長，非但沒有解決失業問題，反而發生了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的嚴重後果。在60年代後期，雖然象H.卡恩（1922～ ）等人對經濟成長的前景一直抱樂觀態度，但是K.E.博爾丁（1910～ ）在1966年把地球比作物質存儲不變、容納污染的容量有限的宇宙飛船。P.R.埃利希（1932～ ）在1970年認為地球飛船已經充分負荷，甚至超載，不能承擔卡恩所想像的工業進展。增長悲觀論的突出代表是D.H.梅多斯等人，他們在J.W.福雷斯特（1918～ ）系統動態學的基礎上，出版了《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未來困境的報告》（1971）一書，提出了增長有限論。
系統動態學是研究一個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作用一定時期以後的動態結果。梅多斯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建立了一個世界模型，作為一個系統，世界人口增長、糧食供應、資本投資（工業化）、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等五種增長因素作為它的子系統。他建立了這五個子系統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給予這些關係以量的規定。通過電子計算機的計算並由它給出了答案，答案是在世界上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沒有重要的變化這一假定前提下，由於世界糧食的短缺，不可再生的資源的耗竭和污染的嚴重，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將會發生突然和無法控制的崩潰。將早於公元2100年到來之前，增長就會停止。梅多斯等人當時認為，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在15年內停止人口和生產的增長，達到一個零增長的全球均衡。
這個聳人聽聞的結論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一場大辯論。反對者把梅多斯等人稱做帶著計算機的馬爾薩斯，把他們的模型稱做世界末日模型。根據計算，如果改變一些參數，其結果不是在1970年世界即已崩潰，就是可以繼續發展下去。這是因為結論已經隱藏在輸入計算機的數據之中。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和技術發展的前景是反對者批駁世界末日模型的有力論點。他們認為，一旦某種資源短缺，從而它的價格以及用它作原料的商品的價格就要上漲，生產者會減少這種資源的需求，降低生產中的消耗，增加代用品的作用；消費者則會減少以它作原料的商品的需求。資源價格上漲會促進代用品的發明和創造，從而緩和短缺資源供應的緊張狀態。他們認為，對人類發展持悲觀論點的人幾乎都把技術水平看成是相對不變的因素。其實技術發展是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力,它不但可以製造新的產品、新的工藝和代用品,而且是有效控制污染的手段。從原則上說，技術發展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在70年代初,技術發展的前景並不清晰，因此，整個70年代增長悲觀論還有一定的市場。到了80年代初，已進入以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和新材料為基礎，朝著綜合化、專業化方向發展的技術革新時代。這些新技術具有節約金屬原料和能源消耗、提供新型材料，極大地增加糧食產量的特點。它們動搖了增長悲觀論者的主要論點，增長的樂觀情緒重新抬頭。
梅多斯等人的悲觀結論是錯誤的，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是緊迫的。他們第一次從世界範圍內，把資源、環境、人口和經濟成長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量的方面把它們聯繫在一起，雖然這種聯繫還不能真正說明問題。但是這場辯論促使環境經濟學和能源經濟學等新學科的建立，促使國際機構和各個國家對於這些問題的關注並相應地採取了行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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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omar,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7.
J.E.Stiglitz and Hirofumi Uzawa ed.,Readinɡs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69.
D.H.梅多斯等著，於樹生譯：《增長的極限》，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D.H.Meadows 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2nd ed.,Universe Books,New York,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