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波動

經濟周期中的增長與波動的關係比較恰當地描述為“產出－物價”的菲利普曲線。這種菲利普曲線以經濟成長率替代了原菲利普曲線中的失業率，這一替代是通過“奧肯法則”實現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經濟周期波動
• 外文名：economic cyclical changes
• 領域：經濟學
• 一般周期：10年

奧肯法則

奧肯法則（奧肯，1962）是實際失業率相對於自然失業率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實際產出水平就會超過潛在生產水平而增長越兩個百分點，這樣就將完成了就業與增長的替代，構造了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的關係。理論假定了“現實增長率對潛在經濟成長的偏離”，這一偏離表現為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給的缺口和物價上漲壓力。從而也計算了潛在增長率，並以此模擬了增長和通貨膨脹的關係。

所謂潛在經濟成長率是指，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內，即在既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在實現充分就業和不引發加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一國所能達到的可持續的最高經濟成長率。典型的經濟周期波動中，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隨著需求擴張，現實經濟成長率對潛在經濟成長率上升偏離，物價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

國際規律

對於潛在經濟成長率問題，國際經濟學界也存在著爭議。比如，在2000年4月5日美國白宮新經濟會議上，針對美國經濟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的高速增長，對於美國是否存在經濟成長的速度極限問題就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意見（Whitehouse，2000）：第一種意見認為，經濟可以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持續高速增長，而不存在什麼速度極限。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加爾布雷思教授提出，傳統經濟理論所說的經濟成長的速度極限實際上並不存在。他說：“如果存在增長的上限，或失業的下限，或擴張的極限，那么實際情況是，沒人知道它們在哪。”他主張不要受什麼增長極限的約束，而要積極地推進經濟成長。第二種意見認為，經濟成長的速度極限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時期可以提高。美國耶魯大學諾德豪斯教授提出，就美國20世紀90年代後期經濟成長的實際情況看，總體的長期經濟成長速度極限已被提高。他說：“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這個速度極限是多少或它將持續多久，但顯而易見的是，它比我們原先想像的要高。”第三種意見認為，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現實的經濟成長率時而高於、時而低於潛在增長率；而就長期趨勢而言，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中，潛在經濟成長率不會改變。美國Evercore合夥公司的奧爾特曼先生提出，美國在過去3年裡的經濟成長超過了潛在增長率。在過去的40年裡，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波動，但生產率的長期趨勢線並沒有改變。我們尚不知道，美國較高的生產增長率能否持續。

現在，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即20世紀90年代長達10年的擴張期已經結束。這表明，經濟成長的速度極限是存在的。但對於一個中長期，比如說5－10年左右的時間來說，在不同的情況下，下一個5－10年的經濟成長率水平比上一個5－10年，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確切地判定潛在經濟成長率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特別是，中國正處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這一困難就更為突出。儘管如此，關於中國潛在增長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計。

關於潛在增長率的測算有不同的方法。一種是HP濾波法，即通過HP濾波方法，得出GDP的趨勢增長，這個趨勢增長率就是潛在增長率；第二種是生產函式法，即利用總量生產函式，估計潛在增長率；第三種是根據菲利普斯方程，估算潛在增長率。

我們利用菲利普斯曲線，它反映的是通貨膨脹率與實際收入對其潛在水平的偏離。圖6是1978-2004年通貨膨脹與國內生產總值走勢，從中可以看出二者的變動呈現出某種一致性。

我國狀況

根據價格調整方程，我們可以建立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係。下面，就利用統計數據對二者進行計量分析。為避免偽回歸，我們先對CPI與GDP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均為平穩變數，於是，我們可以用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可得回歸方程：

CPI=1.006*CPI(-1)–0.412*CPI(-2)+0.966*GDP–6.558

其中，t統計量都很顯著，DW值為2.036，R2為70%，調整的R2為67%，計量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回歸方程的經濟含義：

1)CPI受其自身的影響。滯後一期(即上期)CPI變動1個單位，導致當期CPI同向變動1個單位，這很符合適應期預期假說；同時，滯後兩期CPI變動1個單位，導致當期CPI反向變動0.41個單位。綜合起來，過去CPI的變動1個單位，導致當期CPI同向變動近0.6個單位。

2)CPI受GDP增長率的影響。GDP增長率變動1個單位，導致當期CPI變動0.97個單位。這恰恰反映出CPI變動與GDP變動的一致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可以用CPI來衡量經濟是否過熱，即GDP的增長是否過快。

根據這個回歸方程我們可以算出不同穩態通貨膨脹率水平下的GDP增長率(所謂穩態，是指增長率保持不變。穩態通貨膨脹率，即沒有加速通貨膨脹)。根據經驗，可以容忍的合理的通貨膨脹水平在3%-5%，因此，GDP增長率在8.1%-8.9%之間。而這個區間就可以理解成潛在GDP增長率的區間。如果增長率超過9.5%，顯然，通貨膨脹率將會超過6%。通貨膨脹率為0時的GDP增長率6.8%。

綜合前面的分析，HP濾波法得出的潛在增長率區間為8%-10%，生產函式法(林毅夫等的估計)得出的潛在增長率為8.56%，利用菲利普斯曲線方程得出的潛在增長率區間為8.1%-8.9%。由於HP濾波法和數據性質有很大關係，因此，我們只能就此得出過去的潛在增長率，還不能依此就未來得出準確的判斷。就未來而言，假定生產函式不變，或菲利普斯曲線方程不變，那么，潛在增長率將在8.5%-9%之間。

增長貢獻分解

我們進一步對增長和波動的貢獻做分解，分析增長與波動的貢獻因素。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有著分階段的特徵，我們依據可變價格計算的貢獻率分五年規劃看（見表6），從增長、消費率和投資比率上也能看到大的發展輪廓，1981－1990年經濟成長率平均為9.74%，六五和七五消費率為68.89%和57.86%，消費占絕對的帶動地位，投資率為34%和31%，出口貢獻為負，消費主導著經濟的增長；1991－2000的兩個五年計畫中，八五期間投資率上升很快，但依然為消費主導，但1993年投資的投資過熱引起了較大的波動，到九五期間，投資加出口已經超過了消費，外資和對外依存度顯著提高，為了抵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不斷提高著投資比率，經濟成長開始下滑；十五期間投資率超過了消費率，成為主導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經濟成長開始回升，2002年以來增長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

由於統計局沒有公布不變價的統計，我們利用AlbertKeidel(2001)計算的中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出的按支出法的1979－200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貢獻看，與我們和上述結論基本是相吻合的，個別年份不同可以互相進行參考校正。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消費對GDP的貢獻是最大的，這一期間淨出口負的年份多，一直受到逆差的困擾。90年代以來淨出口帶動崛起，主要年份進出口帶動是非常明顯，特別是經濟成長慢的年份，淨出口帶動更是明顯，出現了（1994、1995、1997）投資+淨出口貢獻超過消費的情景。

們再進一步細緻地分析各個發展階段中的增長帶動和調整因素。上個世紀80年代的經濟成長是以農村改革開始的，1979－1985年農村居民消費主導著經濟的增長，僅有1985年的投資超過消費，也與農村住房投資過快有關。80年代後期城市的改革釋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費熱情，1988年的搶購導致了物價上漲過快。按不變價計算的貢獻看，1989年經濟調整開始則也是由於農村居民消費下降過速引起的，可以看出80年代最主要的增長貢獻和波動因素都來自消費，特別是農村居民消費。農村改革是以1975年鄧小平同志復出開始的，中間經歷了1976年的“四人幫”事件後更是大步向前，一直到1989年調整，調整到1990年，歷經了16年的發展，基本屬於庫茲涅茲的發展周期。

庫茲涅茲周期

所謂庫茲涅茲(Kuznets)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長的周期（劉易斯1986），也稱為建設周期，典型的是美國大移民時代就是這一周期的體現，主要標誌是兩大因素互相作用推進發展，一個是居民財產購建，二是人口轉移。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農村改革帶來的農業發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鄉居民消費進入到“數量性擴張”，農村住房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資產累積；中後期農民開始了就業變動，“離土不離鄉”的過程，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城市居民進入了家用電器普及化過程，城鄉居民進入以耐用消費品為主導的“追求消費質量”階段，家庭資產中的家用電器累積加速。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增長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是1994年的匯率改革創造了出口需求，外資激增，製造業高速發展，產業升級；第二是城市化進程啟動，1992年土地要素放鬆管制，價格放開啟動了城市化，特別是1997年後住房消費信貸的啟動更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兩大需求刺激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城鎮化率提高。

新世紀的近5年的是城市化加速的時期，投資占了經濟成長的主導作用，這裡值得分析的是，由於投資中包含了居民住宅的個人投資(居民住房消費信貸增長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資比率，高投資中含有了住宅消費導致的構成變化。在城市化住宅消費推動下，高投資帶動的增長依然比較平穩，但也要深刻認識到住宅投資的周期具有強幅波動的特徵。

從1992年開始的城市建設周期開始，居民不動產的積累在逐步加速，農村人口也進入了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儲蓄決定著投資規模，1998年以後在積極財政和消費信貸的刺激下，真正城市化建設周期進入加速期，新世紀則更加體現出來，在這一時期內投資將主導中國增長，這一周期應該會持續到2010年以後。隨著城鎮人口比重超過農村人口和人口年齡結構發生重大轉變，才會引起大的周期性調整，在此期間經濟會保持高速平穩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四次景氣循環，目前正處於第五次循環之中。與前幾次循環相比，第五次景氣循環的特徵與成因發生了一些變化。

以年度數據來觀察，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擴張與收縮表現為經濟成長速度的加快與減慢，從未出現過負增長現象，表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景氣循環是典型的具有現代經濟特徵的增長循環模式。

從1978年底到1991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景氣循環見上表，循環的平均長度為50個月，平均擴張期為21個月，平均收縮期為29個月。這三次景氣循環波動中，經濟循環主要表現為經濟自身固有機制和政策干預的互動作用過程。政府對於經濟的調控方式主要以直接調控為主，多採取的是行政手段。從當時的經濟運行狀態上看，中國經濟總體上還是短缺經濟。因此，“瓶頸”行業的周期性短缺，基本建設投資的膨脹與壓縮，是導致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最主要原因。

從1991年中到1998年底，中國經濟經歷了第四次景氣循環見上表，循環的長度為88個月。由於第四次景氣循環發生在中國經濟的轉軌時期，因此它表現出一些獨有的特徵：循環的周期明顯延長，此次循環的擴張期為40個月，遠長於前三次的任何一次擴張期，收縮期為48個月，從而使得第四次循環成為轉軌以來最長的一次景氣循環。

導致第四次經濟循環特徵與以往不同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變化

1、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是短缺經濟。中國經濟經過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較大規模的傾斜投入，使“瓶頸”約束明顯緩解。買方市場格局已基本形成，各個方面的供給變得相對寬鬆。

2、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中國目前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在目前還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針對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特殊情況，仍然有必要採取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做法。

3、巨觀調控日臻成熟。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調控，方法上，套用各種現代手段，加強對於經濟運行狀況的跟綜、監測、分析；手段上，從過去以直接手段為主變為以間接手段為主，由過去以行政手段為主變為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效果上，經濟關係逐步理順，市場行為逐步規範，經濟運行趨於平穩。

時間（年月）谷峰谷擴張期收縮期周期長度（月）

第一循環78.180.984.3224264

第二循環84.385.286.2111223

第三循環86.288.991.6313364

平均212950

第四循環91.694.1098.10404888

第五循環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