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毛澤東於1938年11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 作者：毛澤東
• 時間：1938年11月5日
• 屬性：第六次全體會議

內容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毛澤東於1938年11 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載1964年版《毛澤東選集》第2卷。全文共分3部分，集中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問題是當時毛澤東與陳紹禹（王明）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一）幫助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毛澤東指出，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聯繫於總的革命路線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二）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毛澤東指出，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經濟政治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

著抗日）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毛澤東認為，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解析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結論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這一部分是在五日講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陳紹禹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

這在本質上就是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關於這種意見分歧，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曾作了以下簡要的總結：“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編者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的投降主義思想）相類似的思想，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民眾，不敢放手發動民眾鬥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我黨對於這樣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堅決地執行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治路線，堅決地擴大了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這樣，就不但保證了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保證了我黨在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戰爭時期，能夠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變到用人民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反革命戰爭的軌道上，並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志都要牢記。”

幫助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

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我們必須鞏固和擴大我黨我軍，同時也應贊助友黨友軍的鞏固和擴大；人民要求政府滿足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同時給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於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廠主改良待遇，同時積極作工以利抗日；地主應該減租減息，同時農民應該交租交息，團結對外。這些都是互助的原則和方針，是積極的方針，不是消極的片面的方針。互讓也是如此。彼此不挖牆腳，彼此不在對方黨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國民黨安心，利於抗日。“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⑴，正是這種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紅色區域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⑵，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純消極的讓步是有過的，那就是第二國際的勞資合作論⑶，把一個階級一個革命都讓掉了。中國前有陳獨秀⑷，後有張國燾⑸，都是投降主義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對投降主義。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聯繫於總的革命路線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

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

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著抗日）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後，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⑹），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或者估計國民黨可能許可的，先斬後奏。例如設定行政專員，派兵去山東之類，先“經過”則行不通。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大概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願照做，依然乾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並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注釋

〔1〕見《孟子·離婁下》。原文是：“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2〕見列寧《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頁）。

〔3〕“勞資合作論”，是第二國際主張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反動理論。

〔4〕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5〕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4〕。

〔6〕見本卷《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注〔3〕。

讀後感

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8年11月，在此之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自抗戰開始以來，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王明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鬥爭的焦點。可以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竊取了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後，給中國的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其中有目共睹的就是江西中央蘇區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致使大片革命根據地喪失殆盡，紅軍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可以說，所有這一切都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所帶來的惡果。是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並從組織、政治、思想等方面逐步清除和糾正了“左”的思想和錯誤，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的船頭得以撥正，繼續沿著正確的航程駛向勝利的彼岸。但是，這一個人的頭腦中如果是有錯誤的思想毛病的話，那改起來也真是很難，王明就是如此。可以說，自抗戰開始以來，王明在思想上就來了一個“180℃大轉彎”，由“左”一下子就變成了“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坐飛機從蘇聯回到延安後，儼然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自居，自恃回國前同史達林談過話，所以，下車伊始，便指手畫腳，不贊成黨中央已經制定的正確的抗戰路線。提出了他自己的那一套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方針和政策，特別是在他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後，更是全面推行他的主張，公開宣傳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吹捧國民黨和蔣介石。特別是在統一戰線這個問題上，他片面地強調什麼“抗戰高於一切”，否認國共兩黨在抗戰路線方面上的原則上的分歧；不僅如此，他還反對劃分統一戰線中的左、中、右；只講“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我敵”等及其片面之言論；更叫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無視國民黨蔣介石限制、削弱、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的陰謀，公然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可以說，這個口號的提出是相當有害的，不客氣地講，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它完全否認了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在客觀上為國民黨蔣介石實現其陰謀創造力有利條件。

從以上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王明在抗戰初期的所作所為，沒有一樣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如果任其泛濫下去，不亡黨亡國才怪呢！這在抗戰之前，我黨和國民黨蔣介石本來就是勢不兩立的敵對階級，只是由於日本鬼子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緊要關頭，為了抗戰這個共同的目標，兩黨才走到了一起，應該值得說明的是，為了抗戰這個大局，大勢所趨，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蔣介石也是由於“西安事變”，被逼的不得已，才被迫走上了聯合抗日這條道路，而在他的骨子裡，還是念念不忘消滅共產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既要和他合作，又要時刻提防他耍手腕、搞陰謀，一句話：是既團結，又鬥爭。為了抗日這個大局，在一些不牽扯原則的問題上，我們可以適當做些讓步，但是，一旦涉及到原則問題，那我們可就要據理力爭、寸步不讓。不然，我們就會處於被動，甚至是相當被動。這樣不但趕不走日本鬼子，甚至還可能要亡黨亡國。所以，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至關重要，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各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須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可以說，毛澤東同志這一席話說得可真是太對了，為了槍口對外，一致抗日，在不改變我黨性質的前提下，適當做一些讓步（這當然是在一定限度內，有原則的讓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如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陝北紅色革命根據地改為陝甘寧邊區；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等等，這一系列政策上的調整，正是為了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也都是表面上的調整，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們黨是為勞動人民謀利益的黨和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子弟兵這一性質，因為我們黨所為之奮鬥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最終能夠過上好日子。現在，日本鬼子打到了家門口，我們在一定的限度內適當做出一些讓步，其目的正是為了實現全民族的共同抗戰，這是革命的策略，更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否則，“就不能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所為”，“為了更好地一躍而後退”，所以，“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策略的一部分看的，是聯繫與總的革命路線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段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

上面，我們談到了為了抗戰這個大局，國共兩黨再次合作，走到了一起。可是，大家都知道，這國共兩黨是各自代表著不同的兩個階級，具體說來，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中國絕大多數受剝削、受壓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國民黨蔣介石代表的卻是欺壓和剝削人民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可以說，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抗戰開始前的十年中，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可以說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至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這十年中，我黨和國民黨蔣介石打了十年內戰，這十年內戰歸結起來那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一句話：階級鬥爭。但是，當外敵入侵，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內的階級矛盾服從於民族矛盾，還是那句話：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這一點，在當時不僅是共產黨人的主張，就是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也都認識到了這一點，要不為什麼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感召下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在苦諫無效的情況下，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呢！這就說明在倭寇入侵，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是可以化階級矛盾為民族矛盾的。再有，為了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對於以前曾經是敵對一方的國民黨當局，只要其能接受我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主張，我們就可以團結它並與它合作，以便實現全民族的共同抗戰。再往深了說一點，那就是只要對方能夠停止向我黨所領導的根據地進行軍事進攻的話，我們也可以停止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當然，這也是為了抗戰大局的需要，以便有利於長期合作，共同抗戰。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用長期的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當然，我們這樣做，也不是無條件無原則的，因為，我們這個黨畢竟是代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的，基於此，“保持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可以說，毛澤東同志這一席話說得可真是一針見血，如果不保持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那么，我們就勢必要被蔣介石牽著鼻子走並最終被其所吃掉。

此外，在本文中，毛澤東同志還就王明所提出的“一起經過統一戰線”進行了專門論述。可以說，王明的這一觀點是相當錯誤的，因為，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這國共合作本來就是代表著兩個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共產黨是為了絕大多數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是人民的政黨；而國民黨則恰恰相反，是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黨，一句話，是剝削階級的總代表。所以，兩黨無論是在意識形態還是其它方面，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況且，蔣介石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確切點說是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對待抗日一直是很消極的，直至“西安事變”的爆發，才促使他不得不走上聯合抗日這條道路，可以說，它能起來抗日，那也是被迫的。但是，在他的骨子裡，還是念念不忘剿共，念念不忘消滅共產黨，這一點，在八年抗戰中更是得到了印證，如“皖南事變”的爆發不就是他一手策劃和製造的嗎！基於此，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我們絕對不能不防。因此，在已經形成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我們必須保持其獨立自主性。因為，如果不這樣做，那么，我們就勢必要被國民黨蔣介石牽著鼻子走，並最終被其所吃掉。這樣的教訓不是沒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正是由於陳獨秀等右傾機會主義者一味遷就國民黨，沒有組織我們黨自己的革命武裝，致使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得寸進尺，並最終爆發了由蔣介石悍然發動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的教訓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奮鬥的黨，絕對不能放棄自己的原則，更要保持其獨立自主性，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被對方所吃掉。特別是在抗戰這個特殊的時期，為了實現全民族的共同抗戰，以便儘早地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公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作為我黨，是要很好地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抗日局面，但是又不能一切都順從於國民黨，任憑他們擺布，只能是既團結又鬥爭。因為，在大的原則下，我們是要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擊日寇，做到一致對外；但對於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搞摩擦，蓄意挑起事端進行反共這一點，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更不能喪失立場，一切聽命於國民黨，由著他們胡來。只能是在不破壞抗日這個大局的前提下，與其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甚至是流血的鬥爭。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性，也才能更好地維護這來之不易的抗日局面，逼著蔣介石沿著抗日這條道繼續走下去，使之不能賣國投敵。因此，我們一定要堅持要堅決反對王明所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樣的口號，這樣的觀點。因為如果這樣做，那就是一切服從於蔣介石，一切服從於國民黨，並最終被其所吃掉。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我們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綜上所述，通過通讀《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這篇文章，使我深深感到，毛澤東同志當時為了克服王明在抗日統一戰線上的右傾思想，真是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這篇文章的發表，無疑是給全黨同志注射了一副清醒劑，它使全體黨員能夠更好地認清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右傾思想錯誤的危害，以便更好地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克服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錯誤的影響，從理論、方針、策略上武裝全黨，正確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僅適用於當時，就是在今天我們搞對台工作，並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也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