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統一戰線

被侵略被壓迫民族的各階級和各種政治力量在反侵略反壓迫﹑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或民族戰爭中結成的全民性的政治聯盟。在階級社會裡﹐民族壓迫實質上是階級壓迫﹐既表現在經濟上的剝削﹑掠奪以及政治上的迫害﹑壓制和歧視﹐又表現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摧殘﹑限制和侮辱。雖然承受這種壓迫的主要是被壓迫民族的被剝削階級的廣大民眾﹐但往往也損害這些民族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因此﹐被壓迫民族的各階級往往結成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反抗民族壓迫﹐從而使這種反抗和鬥爭具有全民族的性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民族統一戰線
• 核心：領導權問題是中心問題
• 核心：堅持獨立自主
• 核心：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法寶之一

發展

世界

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帝國主義列強把民族壓迫強加給整個世界。帝國主義勾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民族中的封建勢力﹐對這些國家和民族實行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壓迫和掠奪。這樣﹐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的還有官僚資本主義)就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共同敵人﹔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必然形式和重要武器。由於各國﹑各民族所處的環境不同﹐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大體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單一民族內部﹐由各個階級﹑階層所組成的用以反對外部和內部的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民族統一戰線﹔另一種是在多民族國家中﹐由各民族中的各個階級﹑階層﹑集團和個人組成的用以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民族統一戰線。二者都是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服務的。就無產階級來說﹐它體現了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一致性。一個國家的民族統一戰線由哪個階級來領導﹐對於該國在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後﹐沿著什麼道路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究竟由什麼階級充任領導﹐則主要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以及代表各階級的政黨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中國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勾結國內封建階級和買辦階級﹐殘酷壓迫中國各民族人民。帝國主義和中國各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義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以前者為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要戰勝這樣強大的敵人﹐沒有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奮鬥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十分重視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和後來的抗日戰爭中﹐都曾經成立過以“國共合作”為組織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有沒有一個包括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和各種愛國政治力量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是關係民族民主革命成敗的大問題。所以﹐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時﹐把正確運用統一戰線這個武器﹐作為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毛澤東還根據中國的實踐﹐指出要鞏固和發展民族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以自己的正確綱領確立並保持它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必須保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獨立性﹔必須照顧全局﹑照顧多數﹑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對同盟者必須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建立﹐並不斷得到鞏固﹐從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統一戰線﹐又進一步發展成一個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一切愛國人士在內的最廣泛的聯盟。

歷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願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紅軍、給予民眾民主權利和武裝工農3項條件下，準備同任何國民黨部隊訂立共同抗日的協定。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確表示共產黨和紅軍願意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籲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在會議前夕致電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5項要求。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實際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主張的決議案。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和楊虎城

為了謀求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從1937年2月到9月，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等先後舉行了五次談判。到8月18日，國共雙方就陝甘寧邊區人事、紅軍改編和設立總指揮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設辦事處、出版《新華日報》等問題，達成協定。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任命朱德、彭德懷分別為正副總指揮。9月中旬，國共兩黨代表在南京又舉行一輪會談。雙方就發表《合作宣言》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並簽了字。9月22日，國民黨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禦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建立。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參加的團結抗日的全民族統一戰線。從此，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入了一個全民族抗戰的嶄新階段。

堅持獨立自主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雙方各有政權、軍隊的合作，是具有廣泛民族性、曲折複雜性的合作，是沒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協商一致的共同綱領的合作。這些特點，表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共同的民族敵人，又存在著複雜的階級矛盾。中共中央洛川會議在1937年8月25日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就科學地預見到：“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的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淨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指出：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主要表現是對國民黨無原則的遷就，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喪失警惕，議會主義傾向，八路軍新軍閥主義傾向，等等。產生這些錯誤傾向的主要原因，從國民黨方面的影響來說，是當時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共產黨投降”等反動宣傳，國民黨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和削弱共產黨的陰謀，對中共的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的限制與削弱政策，以及對共產黨幹部的收買腐蝕。從黨自身來說，共產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不願再過艱苦生活；黨內理論水平不平衡，許多黨員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的經驗，等等。

針對以上情況，毛澤東尖銳提出：是“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國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國。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之一，並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寫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等文章中，反對洛川會議決議，反對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

1．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他否認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反對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中存在左、中、右三種不同成分的正確論斷，認為國共兩黨都是“進步青年的總匯”，蔣介石“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國民黨政府是“領導抗戰的中樞”，因此，反對我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錯誤地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2．在依靠誰抗戰問題上，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正規軍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裝，輕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迎合蔣介石的"軍令統一"的要求，提出了"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畫、統一作戰行動"的七個"統一"。這實質上是一條軍事上的投降主義路線，正中蔣介石妄圖"收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下懷。

3．在組織紀律上，不服從中央統一領導；其在長江局工作期間，不經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發表宣言、決議和與中央方針相違背的言論，嚴重地破壞了黨的統一和紀律。

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克服錯誤傾向，統一全黨思想，確定共產黨在新階段的基本方針任務，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到會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王明、張聞天、王稼祥、項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這是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1)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2)毛澤東、朱德等人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理論；(4)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他十分明確地提出：“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就是衝破國民黨的一切限制，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進行人民戰爭。現在中國的實際，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平等權利，“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根據具體情況，在策略上，我們可以採取“先奏後斬”、“先斬後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統一戰線，又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

犯右傾機會主義的同志，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因此，對於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也採取了懷疑和反對態度。為著克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強調指出：“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全面地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路線和政策，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南方局和劉少奇負責的中原局。這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為更好地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奠定了思想理論和組織建設的良好基礎。

核心

領導權問題是中心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資產階級現在來參加民族統一戰線，是好的現象，但同時也帶來了危險。這個危險是由資產階級獲取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而產生，最壞的結果可以使統一戰線破裂，革命失敗，無產階級受到犧牲。無疑的，資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每一個動搖和叛變，都要引起統一戰線內部的危機。這種危機的程度，要看當時資產階級的力量及其對小資產階級、農民和軍隊的影響，與當時無產階級的力量和策略而決定。為著減少這種危險，並使這種危險不至於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從與資產階級開始合作的第一天起，就應該注意從小資產階級、農民和軍隊中清除資產階級的影響，並加強自己的影響。無產階級對於這種危險不是懼怕，不是逃避，而是要清楚地看到這種危險，克服這種危險。所以，無產階級不是因有這種危險而拒絕民族統一戰線，而是要積極地參加到統一戰線中，在長期的工作中去克服與戰勝這種危險，中心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問題。

當現在民族統一戰線還沒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主要危險。但是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

在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將在一些什麼問題上最容易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呢?總的問題當然是革命領導權的問題。而在革命領導權上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就常常是由於對中國資產階級估計不正確，對無產階級力量估計不足，對革命轉變問題不了解，對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的聯繫不了解。因此，就使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運動中放棄與忽視爭取領導權的鬥爭，取消無產階級的獨立，放棄與停止對於階級鬥爭的領導，放棄對同盟者的批評，放棄對於工農民眾的獨立組織與教育工作，放棄對於軍隊的爭取和領導等。很明白，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是要葬送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革命的。所以我們在提出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時，就特別要注意到這些問題，防止右傾機會主義。

所謂革命領導權，就是誰成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關於這個問題，有人因為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和革命性估計不正確，對無產階級力量估計不足，就說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目前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所以革命的領導者“當然”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只能幫助資產階級革命，待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後，無產階級再來進行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如是，他們就不參加統一戰線的革命政府，認為這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現在是援助它，將來還要打倒它。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路線。這種思想已使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了，在以後還要危害革命的。

中國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雖然還有暫時的革命作用，但因為這些階層的特別軟弱及其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在各方面 (經濟上、政治上、思想習慣上)的密切聯繫和無產階級力量對於它的威脅，它的這種革命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要求徹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對徹底的民主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資產階級的領導來完成，而要由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來完成。所以，把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當然領導者就等於葬送革命。

有人因為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不足，就懷疑或不相信無產階級能夠成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領袖。他們不了解中國的資產階級軟弱，而中國的無產階級是強大的。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中國國家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領導，使得中國的無產階級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力量上都要強大得多。而無產階級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須首先肅清封建勢力與驅逐帝國主義。因此，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給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以出路，代表他們的利益，為他們的徹底解放而鬥爭，而中國資產階級就不能給他們以出路。因此，無產階級就能夠而且應該成為他們的革命領袖。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階段中，應以中國革命唯一領導者的資格，率領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叛變，將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並使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去。所以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不應充當資產階級的幫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領導。

為著要建立與加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無產階級自己必須組織成為堅強的獨立的力量，因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斷加強，才更能團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圍來，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為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為要組織與加強自己的力量，就要鞏固與擴大黨的組織，加強與擴大紅軍，鞏固蘇維埃，建立強有力的工會，加強與擴大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眾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工作。　這些，就成為十分必要的工作。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如果對於這方面的工作有任何的忽視，都要成為嚴重的右傾危險。所以，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認為可以降低入黨條件，可以放鬆黨的紀律，可以在黨內容許自由主義、投機分子和各種不正確傾向的存在，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思想可以危害黨的獨立和一致，可以使我黨受到資產階級的侵蝕和破壞。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認為可以放鬆工人運動和勞苦民眾中的組織工作，可以模糊或者隱瞞黨的政治主張與政治面目，都是錯誤的。因為這要損害無產階級的獨立。

無產階級必須自己確實地、不動搖地獨立起來，然後才能與別人進行平等的聯合。若是無產階級自己還不能獨立或取消自己的獨立，那就不能聯合別人，只能供別人利用。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無產階級怎樣才能保持與加強自己的獨立呢? (一)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不要放棄自己的獨立立場，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二)對於每一個重大事變和重要問題，都要根據自己的觀點給以分析，提出自己獨立的主張和辦法，並根據自己的主張行動；(三)要在民眾中宣傳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並評論各黨各派的主張，使自己的觀點和主張與其他各黨各派的觀點和主張在民眾面前分別得清清楚楚，讓民眾來選擇；(四)要建立無產階級民眾獨立的組織和獨立的力量，要加強鞏固我黨的組織和一致。無產階級必須如此堅決地獨立起來，然後才能用自己正確的革命主張去影響別人，推動別人跟隨自己的主張行動，而不至於去接受別人的影響，在別人的主張下動搖自己，甚至作別人的尾巴。

當著同盟者起來向敵人鬥爭的時候，無產階級給同盟者以援助是必要的。但無產階級不只是援助同盟者，必須自己也起來向敵人鬥爭，而且要站到鬥爭的最前線，要批評同盟者在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要向同盟者及民眾提出自己在鬥爭中的獨立主張。最近，有些救國團體在援助綏東事件中，沒有提出對綏東事件的整個主張，沒有批評晉綏當局單純防禦戰略的錯誤和冀察、南京當局的錯誤，沒有組織義勇軍去參戰，而僅僅只是募捐援助，應該說是重大缺點。

在統一戰線中，同盟者的錯誤、動搖和叛變所引來的危險，常常難以事先被人察覺。所以，無產階級不得不提高自己的警覺性，不得不對於同盟者任何一個小的動搖都給以最高的留心。對於同盟者的批評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同盟者的每一個動搖和錯誤都可能給統一戰線內部帶來危機，都是離開無產階級的開始。無產階級如果不給這種動搖和錯誤以批評、揭發和指正，那就不能提高民眾的警覺性，不能停止同盟者的動搖，不能鞏固統一戰線，而無產階級也無法在民眾面前闡明自己的觀點，加強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並清除資產階級的影響。雖然這種批評盡可以採取和平誠懇的態度，然而在思想上觀念上的明確性，不應該有絲毫的含糊，不應該不使用批評的武器。在細小的不重要的個別的問題上，不應該和同盟者引起過多的不必要的糾紛；但在主要的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就必須毫不放鬆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這些批評要公開進行，要在廣大民眾中進行。有人覺得對同盟者的批評，會引起同盟者不快的情緒，促使同盟者離開無產階級，因而懼怕使用批評的武器，企圖在統一戰線中與同盟者和平相處，抹煞自己與同盟者在政治上原則上的分歧。無疑的，這種思想是非常錯誤與危險的。

有人認為，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應該停止或減弱工農民眾的階級鬥爭。他們認為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是不能聯繫的矛盾，這也是一種極危險的右傾思想。民族統一戰線並沒有消滅社會各階級間原來的矛盾和衝突。在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中，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階級鬥爭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工農民眾階級鬥爭的發展，並不會削弱統一戰線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還會加強統一戰線的力量。

工農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沒有廣大工農民眾的熱烈參加和積極擁護，統一戰線是不能有力樹立起來的，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但當工農在重重的壓迫與剝削的情形下，在生活極度困難的情形下，他們為國家民族生存而鬥爭的熱情，就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就不能充分發揚他們偉大的創造力。只有當他們的生活地位已經改善了的時候，他們所受的壓迫已經減輕了的時候，才能使他們的熱情、積極性和對於革命的忠誠發展到最高限度。所以，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運動中，必須為改良工人的生活狀況而鬥爭，為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而鬥爭。如果工農民眾的這些要求獲得滿足，就可以發揚數萬萬工農民眾在民族革命戰場上無限英勇的犧牲精神，就能造成世界上任何帝國主義不能戰勝的力量，相反的這種力量要戰勝世界上任何帝國主義。民族統一戰線要不斷地吸引這些偉大的力量來加強自己。因此就不獨不應該反對而且應該擁護工農為改良生活待遇與獲取土地等要求的各種鬥爭。

這種階級鬥爭，愈是迅速有效而正確地進行，就愈能加強統一戰線的力量。相反，如果去阻止與壓制這種鬥爭，就要削弱統一戰線的力量，就要失去廣大工農民眾對統一戰線的擁護與熱情，統一戰線就有被敵人戰敗的危險。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統一戰線運動中最基本的重大問題之一。

自然，工農階級鬥爭的發展，是會損害封建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給他們以威脅的，因此，資產階級和地主就反對這種鬥爭。右傾機會主義怕嚇壞資產階級與地主，主張停止這種鬥爭，然而，無產階級是不能這樣做的。中國的封建勢力本來就是漢奸的社會基礎，是在反帝革命中所必須清除的勢力，為著滿足對日戰爭與工農的需求，而犧牲封建地主的利益是應該的。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固然要受到一些損失，但在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中，收回海關，抵制帝國主義的貨物，提高工農購買力等，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內市場擴大，又可以增進資產階級的利益，打開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前途。所以資本家在這種鬥爭中並不是絕對的損失，部分資本家還有參加統一戰線的可能。

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運動中，絕不停止與忽略階級鬥爭，統一戰線也需要這種鬥爭來充實自己。但在進行這種鬥爭時，可以而且應該採取不故意加緊反對資本家的方式，如不提出打倒資本家的口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別是影響抗日軍事的罷工、怠工及衝突，用政府頒布法律命令等方式來滿足工人的要求，從各方面採取辦法來實現工人的要求等。但當資本家頑固地拒絕工人要求的時候，非用罷工不能實現工人的要求的時候，工人就絕不應該避免採取罷工等手段。此外，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要特別注意到，一方面不要在階級鬥爭中損害他們的利益，在為了滿足工人的要求而必須損害他們的一部分利益的時候，就應該在另一方面特別注意增進他們的利益，如減低捐稅等。

統一戰線的進行，不限制無產階級組織與鬥爭的自由，這種統一戰線才是革命的。上層統一戰線是為著更順利地去組織下層的民眾。如果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運動中，自願取消或限制下層民眾的鬥爭和組織的發展，那對於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當然是一種極大的危險。

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指導之下，將集中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圍，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戰勝封建勢力與漢奸，戰勝資產階級的動搖和叛變，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並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高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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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的統一戰線理論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和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中形成的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鄧小平統一戰線理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發展的新階段，並且科學地回答和解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新課題和新任務。

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1〕鄧小平統一戰線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戰線基本原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緊緊把握統一戰線的實質，就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任務、作用及其內容作了精闢的論述，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