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
- 含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精英群體
- 核心人物：毛澤東
- 重要成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
主要人員,核心人物,重要成員,存在歷史,形成過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四階段,構成分析,中央委員,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民族構成,地域分布,歷史作用,歷史貢獻,
主要人員
核心人物
核心人物：毛澤東
重要成員
第一階段：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
第二階段：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
第三階段：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等
第四階段：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
存在歷史
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存在41年歷史。
形成過程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初步形成階段”，其主要標誌為：
1．遵義會議以後，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始走上正確軌道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下，採取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針，突破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1935年6月，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以及其他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為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作出了重要努力，最終促成了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了一、二、四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二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時，正處於國內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向民族矛盾轉化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起，成功地領導全黨完成了這一歷史性轉變。1935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它徹底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瓦窯堡會議後，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指引下，黨的各方面工作都開創了新的局面並取得顯著成就。軍事鬥爭方面，黨領導紅軍進行東征和西征，鞏固和發展了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壯大了抗日武裝力量。白區工作方面，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後，重建與加強華北各地黨組織，黨在白區的工作得到了恢復與發展。統一戰線方面，黨積極促進一二·九運動後全國各階層民眾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浪潮；恢復了與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以及國民黨高層之問的聯繫，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了統戰關係。西安事變發生後，作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等努力貫徹黨的方針，促成事變和平解決。以此為轉機，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呈現出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
全面抗戰爆發後，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制定了按照獨立自主原則實行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
2．黨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開始集體出現，特別是毛澤東處在主要領導崗位上，作為成熟的領導者開始發揮實際領導作用
(1)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軍事領導方面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7日，改組後的中革軍委組成，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主席團，毛澤東任主席，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這表明，毛澤東已經成為黨的最高軍事領導人，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首先在軍事領導方面基本形成。
(2)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在國內形勢處於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道，正確地認識和判斷形勢，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成功地領導全黨完成這一歷史性轉變。這表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政治上已走向成熟並發揮實際領導作用。
(3)共同抵制並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
1937年11月，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被共產國際派回延安。他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他否認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會上提出一系列右傾錯誤主張。其言行在黨內造成一定影響，並在一些領導同志思想中引起了混亂。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抵制和鬥爭。在12月會議上毛澤東就獨立自主原則等問題作了進一步闡述。在此之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總結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經驗，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進行了理論概括，批駁了王明的錯誤主張。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中央派任弼時為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闡述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情況。經過任弼時卓有成效的工作，共產國際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正確性，也對毛澤東有了更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季米特洛夫在接見王稼祥和任弼時時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就不要再爭當領袖了。這為確立毛澤東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掃除了障礙，並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充分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它表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已在黨內得到充分認可，擔當起領導抗日戰爭的艱巨任務。
(4)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
從抵制並糾正王明右傾錯誤的前後經過可以看出，遵義會議以來，雖然黨中央在獨立自主地制定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糾正“左”、右傾錯誤傾向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在黨的部分領導幹部中，還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傾向。這表明，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相結合，創立符合時代要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是黨所面臨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六屆六中全會前後，毛澤東投入極大的精力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撰寫了一大批理論著作，如《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戰爭和戰略問題》等。這一時期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同志也都在革命理論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如周恩來的《論目前抗戰形勢》、劉少奇的《白區工作報告》、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任弼時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等著作。這些著作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從各方面為毛澤東思想多方面展開和成熟作出了理論上的貢獻。
第二階段
1．從法理上明確了領袖的核心地位，其標誌是1943年毛澤東開始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抗戰初期，王明的錯誤雖然得以抵制和糾正，但中共領導層未做組織調整，犯有嚴重錯誤的領導人仍然在領導崗位上。同時一直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的貢獻與領導才能，得到毛澤東和黨內不少同志的認可和讚賞，毛澤東在1941年9月會議上評價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陳雲等認為劉少奇與毛澤東“一起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當給予重要的領導責任”。
在這種形勢下，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擔任宣傳和組織委員會書記。這樣便從組織上明確了毛澤東作為黨內的最高領袖。同時，劉少奇和任弼時第一次進入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走上了中央主要領導崗位。這就從法理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核心地位，劉少奇、任弼時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主要成員。
2．延安整風促進了黨的成熟，對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確立和穩固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雖然批判並糾正了黨內的“左”、右傾錯誤，但還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系統地從思想上徹底清理這些錯誤，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自1942年春，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為中心，開展了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這對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確立和穩固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延安整風正式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極大地促進了黨的成熟。延安整風期間，全黨上下進行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理論聯繫實際，深入系統地總結黨成立以來尤其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使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二這對在全黨確立和貫徹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戰線．具有重大的意義，從而推進了黨全面走向成熟的歷史進程。(2)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自；指導地位。經過整風學習，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思想上也進一步得到了鞏固。經過王稼祥於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報》上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概念，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全面的闡述，全黨已經一致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風運動使“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3)延安整風確立了黨內反傾向鬥爭的正確方針，達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雙重目的。
3．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地位得到了全黨的確認
毛澤東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在領導中國革命中的卓越建樹，不僅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樹起了偉大的旗幟，也使全黨推舉出了自己公認的領袖。劉少奇指出，“就是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毛澤東“他已為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為我們黨和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領袖，正是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審慎選擇的結果”。周恩來也在演說中指出：“我們黨在這三年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作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劉少奇、周恩來對領導核心毛澤東的評價，代表了全黨對毛澤東這位黨的領袖的信賴和擁護。
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構成與地位也得到了全黨的確認。在整風運動進行到總結階段以後，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為黨的七大作進一步準備。全會決定由毛、朱、劉、任、周5人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決定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這是一次繼一年前中央機構調整後更為重大而深刻的組織變動，把書記處的職位(由3人)和政治局的職位(由12人)合變為5人，實質上是新舊中央機構的更替。它一方面是主持籌備中共七大的臨時機構，一方面是黨的全面工作的最高決策機構。由於六屆七中全會一直延續到中共七大前夕，長達11個月，這種工作方式自然地構成了一種嶄新的領導格局。
其問，作為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五人主席團，團結協作，完成了中共七大的各項籌備工作。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澄清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在此基礎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勝利召開，選出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領導集體的新的書記處，宣告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及其領導地位得到全黨的確認。
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發展成熟並被全黨所確認的過程表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在中國革命處於偉大歷史性轉折的實踐中經受了嚴峻考驗而形成的，是在同黨內“左”、右傾錯誤傾向進行激烈鬥爭並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以其遠見卓識和對中國革命正確領導的偉大成就而贏得全黨公認的。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以中共八大為標誌，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鞏固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立即投入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五六十年代，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主要成員有一定變化。早在194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增補陳雲和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27日，年僅46歲的任弼時不幸病逝，陳雲被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被選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陳雲、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充實了新生力量，標誌著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鞏固和壯大。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這一時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三個特點：一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時期的考驗，中央領導集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確立的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八大政治路線，不僅凝聚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也凝聚了全黨的智慧；二是八大前後，強調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全黨的團結空前加強；三是中央領導集體經過補充完善形成了一個合理的年齡梯次結構，除朱德外，毛澤東是一個梯次，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一個梯次，陳雲、鄧小平、林彪是一個梯次。
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文化大革命”期間，為“受影響階段和不正常階段”
這一時期，由於毛澤東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出現很大變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的大多數遭到政治迫害，其中劉少奇被打倒、慘遭迫害含冤逝世；朱德、陳雲受到衝擊“靠邊站”，不能發揮作用；鄧小平先是被打倒，隨後復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很快又遭到批判；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最終出逃身亡；只有周恩來苦撐危局，發揮重要作用。這是中央領導集體的非常時期，其特徵是領袖犯了嚴重錯誤，中共八大強調的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遭到嚴重破壞。當然，由於毛澤東的威望和領袖地位，由於周恩來、鄧小平等主要領導成員力挽狂瀾，努力補救，在實際工作中盡力糾正極左路線的錯誤，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仍然維持和發揮作用。
以上概要地闡述了以毛澤東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的過程，從馬克思主義政黨及領袖學的角度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
第一，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要取得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有一個成熟的領袖群體。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列寧是通過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同樣，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如果沒有善於領導革命的領袖群體，革命是無法取得勝利的，這已被黨的歷史實踐所充分證明。
第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在中國革命鬥爭的長期實踐中形成和成熟的，其形成和成熟是有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的。列寧曾經指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列寧的論述是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產生的科學總結，是符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的實際的。關於毛澤東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地位的確立，周恩來曾深有體會地說：“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鬥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我們要從這方面來看毛主席的歷史發展。”可以說，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發展，就是在黨的歷史潮流中沙裡淘金的結果。
第三，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到成熟與黨從幼年到成熟和領導地位鞏固的發展進程是同步的。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自1921年黨的成立至大革命失敗，黨尚處於“幼年時期”，遵義會議後我們黨逐漸成熟，其具體體現是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並成功地貫徹於中國革命的實踐當中，指引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與此同時，遵義會議開始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抗日戰爭後期即以中共七大為標誌正式形成並達到成熟。在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時期的考驗後，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政治上更加鞏固和成熟。這裡涉及到領袖人物與政黨的關係問題。對此，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民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樣，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由此可以說明，黨的成熟和領導地位的鞏固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和成熟是同步實現的，這是合乎黨的歷史發展規律的。
第四，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與鞏固發展的重要法寶。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期問，從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六屆六中全會到中共七大的成功召開，從延安整風促進黨全面走向成熟到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以及戰勝黨內的“左”、右傾錯誤，都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的結果。這一時期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制定與實行，也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共同研究制定並付諸實施的。中共八大確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不僅凝聚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也凝聚了全黨的智慧，充分體現了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全黨的團結空前加強。而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是由於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遭到嚴重破壞。因此，始終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在黨的建設進程中可謂任重而道遠。
構成分析
中央委員
1956年9月7日，在中共八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共有170名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其中，中央委員97人，候補中央委員73人。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又增補候補中央委員25人，使八屆中央委員增加到195人。在同年5月25日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楊獻珍、王恩茂遞補為中央委員，使八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增加到99人。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上，因為已有10名中央委員逝世，黃永勝、許世友、陳鍚聯、張達志、韓先楚、潘復生、劉建勛、劉子厚、吳德、李大章等10名候補中央委員遞補為正式中央委員，使正式中央委員增加到109人。
在195名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中，屬於黨政系統的136人，占69.7%，其中，中央委員67人，候補中央委員69人;軍隊系統的59人，其中，中央委員30人，候補中央委員29人。在軍隊系統的31名中央委員中，除10大元帥與10大將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外，還有11名上將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們是：烏蘭夫、李克農、宋任窮、肖克、鄧華、王震、劉亞樓、肖華、趙爾陸、謝富治、呂正操。其中，烏蘭夫當時既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又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身兼黨政軍數項職務。在29名候補中委員中，有23名上將，他們是：楊得志、韋國清、葉飛、楊成武、甘泗淇、許世友、楊勇、陳錫聯、張宗遜、李濤、陳奇涵、李志民、蘇振華、黃永勝、閻紅彥、洪學智、宋時輪、周桓、鐘期光、唐亮、劉震、韓先楚、張愛萍，其中，葉飛當選時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建省省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第一政治委員等職。閻紅彥當選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等職。
此外，還有6名中將也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他們是：王恩茂、張經武、張達志、廖漢生、王尚榮、賽福鼎。其中，王恩茂當選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治委員等職;賽福鼎任中共新疆分局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等職。
年齡結構
195名中央委員都誕生於清未民初時期，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動盪的年代。他們當選時的平均年齡為51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按年齡層次分，30歲以上的1人，40歲以上的92人，50歲以上的85人，60歲以上的10人，70歲以上的7人。
年齡最小的是桑吉悅希，當選時年僅39歲。桑吉悅希，又名天寶，出生於四川省馬爾康一個貧苦藏族農奴家庭。1935年，紅軍長征路過川西藏區時，年僅17歲的他參加了革命隊伍。到1956年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時，擔任四川省副省長兼阿壩藏族自治州州長、州委第一書記、康定軍分區第一政委等職。李昌、肖華當選時均為40歲。李昌是湖南省永順縣人，早年參中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肖華是江西省興國縣人，12歲參加革命，1934年長征時，年僅18歲的他擔任全由共青團員組成的“少共國際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長征，39歲時任被授予上將軍銜，40歲時當選為中央委員。當年中央蘇區著名的“紅小鬼”胡耀邦、陳丕顯當選八屆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時，年僅41歲。原新疆民族軍領導人賽福鼎也僅41歲。
年齡最大的是曾當過毛澤東老師的徐特立，當選時79歲。徐特立是湖南寧鄉縣人，湖南著名的教育家。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後，時年50歲的他毅然決然加入中國共產黨，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部長。57歲時參加長征，是長征中年紀最大的紅軍老戰士，也是中共“五老”中年齡最大的老人。其次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員吳玉章78歲。其他幾位當選時年齡在70歲以上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是：朱德、謝覺哉兩人均為70歲，林伯渠、董必武兩人均為71歲，王維舟73歲。當選時年齡在60歲以上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賀龍、葉劍英、李維漢、張雲逸、帥孟奇、鄧子恢等6人均為60歲，楊獻珍61歲、古大存62歲、毛澤東與范文瀾63歲、劉伯承64歲。
性別結構
在195名中央委員中，有8名女性，4名中央委員，4名候補中央委員，占總數的4.1%。她們當選時的年齡，4名中央委員：鄧穎超52歲、錢瑛53歲、陳少敏54歲、蔡暢56歲，4名候補中央委員：李堅真44歲、區夢覺50歲、章蘊52歲、帥孟奇60歲。
8位女委員都是在20世紀20年代參加革命和入黨的，具有長期的革命鬥爭經驗，經受了嚴酷的鬥爭考驗，每個人都有一段傳奇的人生經歷。除蔡暢、鄧穎超、李堅真外，其餘5人的丈夫都在革命鬥爭中英勇犧牲。其中蔡暢、鄧穎超、李堅真跟隨中央紅軍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其餘5人則長期在白區堅持地下鬥爭，且曾被捕入獄，在獄中英勇不屈，堅持鬥爭，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
蔡暢是湖南省雙峰縣人，早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建國後曾長期擔任一、二、三屆全國婦聯主席，是著名的婦女運動活動家，也是中共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鄧穎超是河南省光山縣人，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長期協助周恩來工作。曾擔任過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是中共七大候補中央委員，八、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陳少敏是山東省壽光縣人，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共黨員。抗日戰爭時期曾任中共豫鄂區黨委書記，是中共七大候補中央委員。至今在豫鄂邊區還流傳有關“陳大腳”騎白馬、挎雙槍打日寇的故事傳說。“文化大革命”中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時，是惟一沒有舉手並表示反對的中央委員，為此慘遭康生之流的迫害。
錢瑛是湖北省潛江縣人，1927年5月入黨，曾長期從事白區地下黨領導工作。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委副書記。
區夢覺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26年入黨，建國後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務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
李堅真是廣東省豐順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入黨。建國後曾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是共中八、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
章蘊是湖南省長沙市人，1925年入黨，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中紀委副書記等職。
帥孟奇是湖南省漢壽縣人，1926年入黨，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民族構成
在中國人民的革命歷程中，成千上萬的少數民族兒女，為了本民族與全民族的解放，集合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投身人民的革命事業。他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中的部分優秀分子，成長為共和國黨政軍的高級領導幹部。在八屆中央委員中，有10名少數民族的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他們是蒙古族的烏蘭夫、奎壁，侗族的粟裕，朝鮮族的朱德海，白族的周保中，滿族的萬毅，回族的劉格平，土家族的周保中，維吾爾族的賽福鼎;烏蘭夫還當選為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10人中職務最高的一位。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粟裕和周保中。
粟裕是湖南省會同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黨。曾參加過南昌起義與湘南起義，參加過井岡山與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堅持過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屢立戰功，曾指揮了著名的蘇中“七戰七捷”戰役。任過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是著名的軍事家，素有“常勝將軍”之稱。是中共七大候補中央委員、八至十一屆中央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周保中是雲南省大理縣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受黨派遣赴蘇聯學習。1931年受黨派遣，領導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是東北抗日聯軍後期的主要領導人，在白山黑水堅持了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曾任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副省長等職。
地域分布
1、省籍分布
195名中央委員分別來自24個省、市、自治區，湖南省最多，共52名，占26.6%;其次是湖北省17名，占8.7%。現將各省中央委員人數及姓名分列如下：
湖南省52名：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蔡暢、李富春、羅榮桓、徐特立、彭德懷、陳賡、黃克誠、滕代遠、肖勁光、潭政、粟裕、賀龍、王首道、宋任窮、李維漢、張際春、肖克、鄧華、譚震林、許光達、王震、劉曉、胡耀邦、歐陽欽、李立三、陶鑄、曾希聖(以上30人為中央委員)，楊得志、張經武、謝覺哉、甘泗淇、帥孟奇、楊勇、李濤、李志民、蘇振華、張啟龍、廖漢生、章蘊、江渭清、譚啟龍、鐘期光、江華、李昌、唐亮、周小舟、張平化、周揚、宋時輪(以上22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湖北省17人：董必武、林彪、伍修權、錢瑛、王樹聲、李先念、鄭位三、徐海東、謝富治(以上9人為中央委員)，陳鍚聯、黃永勝、王尚榮、劉震、韓先楚、楊獻珍、黃火青、蔡樹藩(以上8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陝西省16人：習仲勛、馬明方、賈拓夫、安子文、劉瀾濤(以上5人為中央委員)，張宗遜、張仲良、趙伯平、汪鋒、閻紅彥、高克林、潘自力、張德生、張達志、馬文瑞、王世泰(以上11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河北省15人：劉寧一、楊秀峰、李葆華、劉格平(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吳德、張霖之、張璽、徐冰、王鶴壽、王任重、劉建勛、劉子厚、張蘇、李頡伯、孫志遠(以上11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江西省12人：舒同、肖華、曾山、李井泉(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王恩茂、羅貴波、陳奇涵、邵武平、陳正人、孔原、黃歐東、彭濤(以上8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四川省10人：鄧小平、吳玉章、羅瑞卿、陳毅、王維舟、朱德(以上6人為中央委員)，張愛萍、李大章、廖志高、桑吉悅希(以上4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福建省8人：張鼎丞、鄧子恢、劉亞樓、陳伯達(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葉飛、楊成武、陳丕顯、方毅(以上4為人候補中央委員);
江蘇省9人：周恩來、胡喬木、陸定一、張聞天(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錢俊瑞、章漢夫、陶魯笳、蔣南翔、廖魯言(以上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安徽省7人：李克農、陳紹禹、王稼祥、柯慶施(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姚依林、洪學智、張勁夫(以上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廣東省7人：廖承志、葉劍英、葉季壯、陳郁(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區夢覺、李堅真、古大存(以上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山西省7人：徐向前、彭真、賴若愚、程子華、趙爾陸、薄一波、李雪峰(以上7人均為中央委員);
河南省6人：吳芝圃、鄧穎超、王從吾(以上3人為中央委員)，許世友、徐子榮、趙毅敏(以上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山東省6人：康生、陳少敏、劉長勝(以上3人為中央委員)，楊一辰、潘復生、趙健民(以上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重慶市5人：劉伯承、楊尚昆、聶榮臻、林鐵(以上4人為中央委員)，劉仁(候補中央委員);
遼寧省4人：呂正操(中央委員)，劉瀾波、周桓、萬毅(以上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
廣西壯族自治區2人：韋國清、陳漫遠、(2人均為候補中央委員);海南省2人：張雲逸(中央委員)，馮白駒(候補中央委員);吉林省2人：朱德海、韓光(2人均為候補中央委員);內蒙古自治區2人：烏蘭夫(中央委員)，奎壁(候補中央委員);浙江省2人：黃敬(中央委員)、范文瀾(候補中央委員);上海市1人：陳雲(中央委員);雲南省1人：周保中(候補中央委員);黑龍江省1人：林楓(中央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人：賽福鼎(候補中央委員)。
在八屆中央委員中，以湖南省人數最多，是湖北省的3倍多。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的2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中，湖南有7名;政治局7名常委中湖南有2名，加上八屆十一中全會補充的陶鑄，共有3名。在10名中央書記處書記與候補書記中，湖南有3名。從而在八屆中央委員中構成了一個湖南人群體。湖南為什麼會出如此多的中央委員，究其原因：
首先是湖南人歷來勤勞勇敢、剛強正直、質樸善良，憂患意思特強。近200年來，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獨領風騷，救中國於危亡，挽民族於倒懸，出盡了風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誕生了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並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
其次，湖南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大革命時期，湖南的工農運動蓬勃發展，為以後的土地革命培養與造就了大批幹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湖南境內又先後爆發了秋收起義、湘南起義、平江起義等革命壯舉;先後誕生了紅四軍、紅三軍團、紅二軍團、紅六軍團等多支工農紅軍部隊;湖南還是湘贛、湘鄂贛、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軍隊的創建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其它省分所無法比擬的。所以，在共和國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中，湧現出的湖南籍幹部較其它省份要多。
2、地域分布
在195名中央委員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南方多，北方少;各根據地誕生的多，堅持白區鬥爭的少。這是因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除陝北革命根據地與東北抗日聯軍外，幾個主要的革命根據地如贛南、閩西、湘鄂贛、湘贛、湘鄂川黔、湘鄂西、鄂豫皖，川陝等革命根據地都在南方。因此，從這些根據地出來的委員多。此外，由於當時白區地下工作艱險異常，許多堅持白區工作的黨的早期領導人與領導幹部大都不幸被捕犧牲。再加上當時黨的鬥爭重點是以農村為主，以武裝鬥爭為主。椐統計，從各革命根據地出來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113人，占57.5%;其中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有94人，占47.6%。因此，各根據地出來的委員也就較堅持白區地下鬥爭的委員多。
歷史作用
毛澤東作為第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鬥爭實踐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總結中國革命獨創性經驗，撰寫並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代表了黨在這一時期的正確方向。大革命失敗後，他最早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提出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他領導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工農紅軍、開展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在實踐中創造性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提出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及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毛澤東的正確思想路線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超凡的領導才能和人格魅力，團結和凝聚了一大批黨的領袖人物。如果說，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的開始，那么，毛澤東就是遵義會議後開始形成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與“靈魂”。毛澤東從1943年3月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直到1976年逝世前任中共中央主席，始終是黨的最高領袖。
周恩來作為第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早於毛澤東在1926年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曾經實際主持過中央工作。他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在長征初期，他作為黨和紅軍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一員，同“左”傾錯誤領導集體發生分歧並最終決裂，堅決支持並採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2)在遵義會議上，他力薦毛澤東進人中央領導集體並走上黨和紅軍的直接領導崗位，促進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初步形成。(3)為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戰鬥在國統區，並成為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解放戰爭時期又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八大、九大、十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大、十大為中央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直至去世27年間一直擔任政務院、國務院總理，二、三、四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能力與協調能力，善於團結大多數，善於把中央的總體工作思路變為具體現實，是毛澤東的有力助手。
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存在的41年歷史上，劉少奇有23年(1943—1966)在黨內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領導人，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與主張，並揭露了“左”傾教條主義在白區工作的錯誤。由於他長期領導黨的白區鬥爭，被毛澤東稱為“白區路線的代表”。從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到1943年3月，伴隨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逐步確立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劉少奇為此進行了很多努力，發表了許多有創見的重要論著，深刻論述、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為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發揮了獨特的作用。1943年3月，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和軍隊領導人。中共七大後當選五大書記之一。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曾經主持過中央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黨的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二、三屆人大擔任國家主席。在中央領導分為一、二線後，實際主持一線的日常工作。
朱德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具有崇高威望和傑出軍事才幹，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德高望重的長者。他早年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並與毛澤東一道指揮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在長征中，朱德對紅軍擺脫“左”傾軍事錯誤、重新確立毛澤東正確領導，對克服張國燾分裂主義、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對紅軍三大主力實現在西北大會師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戰時期任八路軍總指揮、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與指揮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朱德首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屆人大至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九大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的軍事理論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中，任弼時以深厚的理論修養、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嚴謹的工作作風及領導者的素養與風範而著稱。1938年3月，任弼時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他明確指出“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受到了史達林的關注，使共產國際更多地了解了中共的情況，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1940年3月，任弼時回國後，即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隨後兼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並擔任中央秘書長。中共七大召開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任弼時位列其中，為五大書記中最年輕者。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被譽為“革命的駱駝”。遺憾的是，任弼時1950年早逝，未能躬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過程中，陳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陳雲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遵義會議上，陳雲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不久，陳雲奉命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宣傳了紅軍長征的壯舉及毛澤東的領導作用，對於共產國際了解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陳雲積極參與清算黨內錯誤路線的影響，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任弼時逝世後，陳雲補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陳雲長期領導經濟領域工作並卓有建樹。此外他在黨的建設、文化事業、思想方法等方面，也都有建樹和貢獻。陳雲不但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而且是後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鄧小平早在1927年秋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9年至1930年，作為中央代表前往廣西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建了左右江根據地。1931年夏，鄧小平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反對“城市中心論”。長征途中再任中央秘書長，並參加了遵義會議。抗戰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與師長劉伯承率部創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1947年5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與劉伯承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由此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七屆七中全會討論推薦鄧小平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候選人時毛澤東曾評價：“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和厚道，比較有才幹，能辦事，比較顧全大局，處理問題比較公正。”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鄧小平曾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大力進行“整頓”。經過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歷練，鄧小平不但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並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領導黨和人民開創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
從歷史上看，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作出了獨特的貢獻。1931年1月，張聞天從蘇聯學習回國，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曾犯過“左”的錯誤，又很快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積極糾正“左”傾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他與周恩來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使毛澤東成為中央常委，為遵義會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會後，張聞天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負總責。在遵義會議後長達八年的“洛毛體制”中，張聞天始終與毛澤東密切配合，充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他服從真理，勇於修正錯誤，善於吸取歷史經驗，處事民主，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為確立毛澤東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林彪作為著名的軍事家，精於運籌，多謀善戰，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率部作為紅軍主力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長征，抗戰初期擔任八路軍115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與羅榮桓等指揮了遼瀋、平津等重大戰役，為新中國的創建立下了功勳，在1955年獲元帥軍銜，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
以上是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每個成員對領導集體形成作用的論述。通過這些闡述有以下兩點思考：
其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一個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密切配合的領袖群體。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政黨和領袖的觀點，“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中國革命鬥爭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一群領袖人物“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列寧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每個領袖人物都是經過血與火的鬥爭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的職業革命家，而且他們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密切配合，珠聯璧合，是在黨的歷史實踐中形成的一代精英的最佳排列組合。
其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與核心猶如群星拱月的關係。鄧小平說道：“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鄧小平的論述，闡明了毛澤東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與領導集體的關係。通過以上對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介紹和分析，可以看出他們各有建樹，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都建立了卓越功勳，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與發展，分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貢獻。
歷史貢獻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黨的歷史上存在了40多年，影響巨大，功勳卓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推動中國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將中國革命推進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黨不斷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不斷探索並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舊中國長期戰亂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除台灣以外的國家的基本統一，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把100多年來受盡外國侵略欺凌的舊中國，變成了獨立的人民當家做主、享有民主權利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中華民族雪洗百餘年來蒙受的屈辱，實現了各民族的大團結，開始以嶄新的姿態自立於世界的民族之林。這場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闢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自1840年至1949年中國百餘年的近代史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如果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第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基本上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上的殘餘勢力，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沒收官僚資本，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人民政權擁有了相當重要的經濟基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把防止黨的領導幹部脫離民眾，反對官僚主義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在此基礎上，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是中國社會變革和歷史進步的最大飛躍，也極大地支持和推進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和一切和平進步事業。
第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民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明確提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找到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講話，深刻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關係，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1957年2月，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的學說，強調了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此外，毛澤東還提出了許多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觀點，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外交、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與此同時，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其他重要成員也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劉少奇提出，要按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必須立足國情，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主張在農業生產中可以實行同產量聯繫起來的責任制。周恩來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朱德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讓人民致富的思想。陳雲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鄧小平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所有這些觀點，都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有益探索，為改革開放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基礎。
第四，實現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在於實現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初創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形成和成熟於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後繼續充實和發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而毛澤東則是傑出的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毛澤東的大量著作，也凝聚著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許多領導人的智慧。
第五，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的27年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國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幾個五年計畫的建設，我國國民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分別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了幾倍、十幾倍的增長，農業生產條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業門類大大加強，許多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起來，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都比舊中國最高年產量有了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長。這一時期基於我國經濟發展狀況而實行的按勞分配製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上面只是列舉了主要幾點，其他還有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提高人民民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建立起鞏固的國防體系，加強人民武裝力量建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世界和平進步事業作出重要貢獻；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黨的領導不斷鞏固，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等等，這些不再展開論述。當然，毋庸諱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國革命尤其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也出現過失誤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功績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