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總結精兵簡政經驗的通知，對各抗日根據地執行精兵簡政的情況作了一次調查。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總結精兵簡政經驗的通知，對各抗日根據地執行精兵簡政的情況作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發現，“一般已開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夠”。有些地區和工作部門發生明減暗不減，上層減下層不減，前方減後方不減的現象。還有一些地區和工作部門，對於這一政策的執行，是很勉強的、被動的，因而也就沒有普遍貫徹。甚至還有很少數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決定，仍然是“原封不動”，“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區或工作部門看成是“例外”。更有極少數地方不但根本尚未開始精兵簡政，反而還想擴大部隊增設機關學校。凡此情況表明，精兵簡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還沒有引起應有的認識，在他們的思想上對這一政策還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意見和片面的觀點。
毛澤東認為，對於精兵簡政“還有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因為認識不夠，沒有認真地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還不理解精兵簡政同當前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的關係，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講話、發指示時多次首先說明這個問題：精兵簡政是糊裡糊塗地提出還是確有需要而提出來的呢？項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義，這在當時是不確當的。當時正是抗日戰爭初期，抗日武裝剛剛建起，還沒有發展壯大就提出精兵主義，當然是不對的。那時的抗日政權也在初創時期，沒有鞏固，提簡政也是不對的。而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的隊伍發展起來了，但根據地在縮小，即“包含著這樣的情況，即接近著勝利，但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況”。這是因為抗日戰爭進入第五年以後，各抗日根據地的人力、財力消耗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停發軍餉，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這是因為日寇對抗日根據地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據地必然要縮小。而我們已經發展起來的隊伍和龐大的戰爭機構，是適應過去的情況的，那時的情況允許我們如此，也應該如此。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在今後的一個時期內還可能再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地維持著龐大的機構。在目前，戰爭的機構和戰爭的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而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
毛澤東針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認識事物凝固不變的特徵，教育全黨的認識要跟上形勢發展的需要，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解決。1942年9月7日，他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運用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他說：“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著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於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快地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於作戰。”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機構精簡後、隊伍整編後精小能勝龐大的道理。他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以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孫行者和小老虎。從而戰勝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辦法就是“變一變”，精兵簡政，我們的身體變小了，但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這種充滿辯證法的智慧和認識問題的方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全黨摒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掌握唯物辯證法，就會自覺地克服對於精兵簡政政策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思想澄清後，就會認真地主動地愉快地去實行，也才能真正實行好。毛澤東在說明精兵簡政的必要性時，把它提到認識論的高度，正如當時《解放日報》一篇社論總結的那樣：精兵簡政，這一口號所以提出，從某方面講，全部意義也就是一個：實事求是。這樣，就把它與教條主義對立起來，與當時黨內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的運動結合起來，以整風來推動精簡，以精簡來檢驗整風的成果，從而取得精神的與物質的雙豐收。
毛澤東認為，對於精兵簡政“還有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因為認識不夠，沒有認真地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還不理解精兵簡政同當前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的關係，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講話、發指示時多次首先說明這個問題：精兵簡政是糊裡糊塗地提出還是確有需要而提出來的呢？項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義，這在當時是不確當的。當時正是抗日戰爭初期，抗日武裝剛剛建起，還沒有發展壯大就提出精兵主義，當然是不對的。那時的抗日政權也在初創時期，沒有鞏固，提簡政也是不對的。而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的隊伍發展起來了，但根據地在縮小，即“包含著這樣的情況，即接近著勝利，但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況”。這是因為抗日戰爭進入第五年以後，各抗日根據地的人力、財力消耗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停發軍餉，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這是因為日寇對抗日根據地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據地必然要縮小。而我們已經發展起來的隊伍和龐大的戰爭機構，是適應過去的情況的，那時的情況允許我們如此，也應該如此。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在今後的一個時期內還可能再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地維持著龐大的機構。在目前，戰爭的機構和戰爭的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而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
毛澤東針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認識事物凝固不變的特徵，教育全黨的認識要跟上形勢發展的需要，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解決。1942年9月7日，他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運用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他說：“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著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於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快地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於作戰。”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機構精簡後、隊伍整編後精小能勝龐大的道理。他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以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孫行者和小老虎。從而戰勝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辦法就是“變一變”，精兵簡政，我們的身體變小了，但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這種充滿辯證法的智慧和認識問題的方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全黨摒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掌握唯物辯證法，就會自覺地克服對於精兵簡政政策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思想澄清後，就會認真地主動地愉快地去實行，也才能真正實行好。毛澤東在說明精兵簡政的必要性時，把它提到認識論的高度，正如當時《解放日報》一篇社論總結的那樣：精兵簡政，這一口號所以提出，從某方面講，全部意義也就是一個：實事求是。這樣，就把它與教條主義對立起來，與當時黨內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的運動結合起來，以整風來推動精簡，以精簡來檢驗整風的成果，從而取得精神的與物質的雙豐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