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宙合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管仲
- 作品出處：《管子》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於佞，毋蓄於諂，毋育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擋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眾散亡。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準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求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仙也是以無乏。故諭教者取辟焉。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減、盡也。溜，發也。言□環畢善，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災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捨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災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
“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於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堤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
“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因，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繆過以□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於馳騁田臘，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辨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岩，淵泉閎流，泉逾瀷而不盡，薄承瀷不滿。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譯文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講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邊發令，總是安逸的，故居於左；人臣在下邊出力，總是勞頓的，故居於右。五音雖不同聲而可以協調，這是比喻人君出令沒有離開法則，從而無所不順，“順”則法令通行無阻，政事贏得成就。五味雖不同物而可以調和，這是比喻人臣出力辦事沒有離開法則，從而無所不得。“得”則勞力有所專務，財物有所增長。所以人君出令，專為正國而不為滿足私慾，與民同愛而並非獨行其是，如此施德而無私，則四海歸服。人臣出力任事，同盡忠心而不爭奪私利，不失本職而不獵取虛名，如此勤敬而無所忌妒，則天下男女都將和諧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協調，則國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則國家混亂失敗；人臣行事失去協調，則百姓的生活不能供養，不能供養則離散逃亡。君臣各自勝任其本職，國家就安寧了。所以，把這稱之為“大德。”
關於“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繩，可以扶偏為正；準可以破險為平；鉤，可以進入彎曲而取出直線。這是比喻聖君賢相關於法度的運用。法度詳盡而無所遺失，因而其功能也將完備無缺。國家還是那個國家，人民還是那些人民，桀紂因亂而敗亡，湯武卻因治而興盛。彰明治國之道來教育人民，申明治國之法來對待人民，使人民從善成風，這就是湯武的功績，所謂“多備規軸”，指的是“成軸”。成軸的品種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鬆動。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種足跡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夠不合適呢？非常合適，在於非常完備，因為挑選著使用，所以不會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鑑。上天養育萬物，多得無法計量；大地造化萬物，多得沒有邊際。所謂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確認某一事物為正確，是因為早有一個錯誤事物先在那裡被定下來了，而且必有一個錯誤事物已在那裡被人識別考慮了。然而這些過程，都將是倉淬到來，令人無法準備的。所以，聖人總是要博聞多見，積累規律性的理論、原則等待新事物的到來。新事物一經出現，就與這些理論模式相參對，錯誤與正確的分別就在其中解決了。“減”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發展，說的是局部與全局全面完善，無不處理得宜。所以說：完全發展而達到完備無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規可循。必須極力修德，詳審時機，時機與德望結合，便是成事的機會，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樣。所以說：最重要的是時與德的結合要恰到好處。
“春采生，秋采苽；夏處陰，冬處陽。”這是說聖人的動靜、開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時制宜。合於時宜則動、不合時宜則靜。所以，古代賢士有圖謀而不宣揚。他總是收斂其治世的言論，暗中收斂而注意隱藏自己。賢人處於亂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態度躲避刑罰，靜默的方式求得免禍。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涼，冬天之就溫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熱之害。他這並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強進諫言而帶來殺身之禍，往上說，傷害了君主尊嚴的義理；往下說，傷害了人臣個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嚴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卻不肯扔掉笏版，解職退休也不停止版書，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勢。所以，微子並沒有替紂王死難，而是受封於宋國，充當殷遺民的首領。這樣，祖先不被湮滅，後世也不斷絕。所以說：大賢人的德澤是長遠的。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這是說獨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奮其能，而且以驕傲放蕩的態勢去欺凌他人，人之失敗常從這裡開始。為此，聖人寫在書里，傳給後學之士說：奮，是興盛；苓，是衰落。只興盛而不衰落的事，從來沒有。所以，有道之人，總是不表現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現局量已滿，不表現調子太高，不表現氣度高傲至極。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賢士，俸祿厚就注意施放財物，功勞大而不誇耀，事業盛而並不驕傲。名與實的互相矛盾是由來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並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兩者兼備，於是只取其一，棄名取實。因此，安定而無憂。
“毒而無怒”，這是說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無言”說的是不可不保持謹慎：發言不周到嚴密，反傷其身。“欲而無謀”，說的是謀事不可外泄，謀外泄則災禍來臨。若是用激發忿怒的辦法速成其事，用連同處死的法律查獲盜賊；而且還發言輕率，謀劃外泄，災禍一定累及於自身。所以說：有所厭惡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說出，有所企圖也不可輕謀於他人。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說的是用深沉的態度自我反省，用靜默的態度深思熟慮。此時要依靠賢才“的意見，採納仁良之士的主張，既然明通於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啟發了蒙昧一樣。所以說：要像睜著眼睛睡覺，要像在暗夜裡明察，要象丹朱在堯當政時的戒懼。
“毋訪於佞”，說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則將嚴重行私。“毋蓄於諂”，說的是不可保護詣媚行為，保護詣媚則將欺騙君上。“毋育於凶”，說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則將傷害民眾。“毋監於讒”，說的是不可聽信讒言，聽信讒言則將脫離賢士。行私、欺上、傷害民眾、脫離賢士，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儀法，喪失君主政績的。作為君主，喪失了儀法與政績，還想要靠它取得名譽；作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祿，亂風俗敗世道，以便偷安享樂；即使國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損壞的。所以說：“治國不正，雖大亦將滅亡。”因此，古人阻止這四者通行的途徑，堵塞它們的通道，並控制自身而不許循行此路。所以寫在書上，傳下來告誡後代人說：造怨深重者，國威將喪失淨盡。
關於“不用其區區”，說的是“虛靜”。人生沒有長久不變的，所以說要虛靜待物。凡是固結事物而不許其活動，堵塞事物而不使其運行，那必然失掉時機。失掉時機則事情廢而不成。治國者只心正而無謬誤，還不能稱賢；正直而無才能，也不能稱美。聖人之所以被譽為賢美，是因為允許和隨任事物的發展變化。這種賜與，好比淵泉之水沒有枯竭，微微細細而不斷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潤澤普遍加於萬物。所以說：聖人是與天地相配的。
關於“鳥飛準繩”，這是說偉大人物的生活義理。鳥的飛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飛回到山上則疲睏，不集合到谷中則死亡。山與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筆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線，曲折固然曲折，總的則應該是正直的。因為鳥從北方起飛，意想到南方就飛到南方；從南方飛起，意想到北方就到達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確的，不可以小的曲折為妨害。所以，聖人稱美此事而寫在書里說：長達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繩墨來撥直，大到萬家的城市，不可能用準具來取平。這說的是偉大人物的行動，不必拘守先例與常規，能立義就可以稱賢。所以，人君在考評臣下的時候，不可丟掉這個論人的方法。
“胸充”，說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說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與正，是治世之本。耳管聽，聽聯帶著所聞，所聞精審叫作聰；目管看，看聯帶著所見，所見精確叫作明；心管思慮，思慮聯帶著發言，發言得宜叫作智。聰明加上智則思想專一，專一而不昏亂，就帶來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則勤勉，勤勉則吉。聽得不精審就談不到聰，不審不聰則陷於荒謬。看得不準確就談不到明，不準不明就陷於錯誤。思慮不得宜就談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於昏亂。荒謬錯誤加上昏亂則思想陷於困擾，困擾就帶來嫉妒與苛刻，嫉妒苛刻就產生險惡的政治。政治險惡，人民受害；受害則怨恨，怨恨則凶。所以說：心地平實，耳目端正，講的是政治安定，興利於人民。
“毋犯其凶”，說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須保持謹慎。“毋邇其求”，說的是人君敗亡常因貪戀於金玉馬女，而不愛惜糧食、財物，重稅於百姓則引起萬民怨恨。“遠其憂”，說的是人君的亡國，經常是因為接近於享樂。設定女樂，外則沉溺於馳騁田獵，內則放縱於美色淫聲，臣下懈怠懶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於混亂而亡國了。“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這是說身居高位，自滿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處其賢，而自封為英雄。這樣，其“盛”必失，而其“雄”必敗。人君若自主其盛，自處其賢，以此掌握士民，國家就混亂，萬民就心怨，這是一定要亡國的。好比從萬仍高山上跌入深淵，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為必然。所以說：不可只顧眼前，而應當懷有遠慮；一意攀高，到了危險的頂峰就無法挽救了。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這是說選擇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個時序；地，不只有一種物利；人的活動，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業不能不分為多種，名位不能不分為多樣。高明之士深通事物這一特點，所以，不只專於一種具體事物，而聯繫研究事物的共同規律。所謂共同規律，就是通達到無上之高，概括無窮之多，並可運用於人間各種事物。因此，僅僅分清一句話，明白一個詞，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談其片面，而不能廣泛闡發。聖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種涵義，所以，廣泛研究理論來選擇需要的內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種成例，所以，大量創造學說來比較它們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運動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說，天，不只有一個時序。山陵岑岩，淵泉水流，泉水越過氵翼水水流不盡，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滿；土地高下肥瘠，產品各有所宜。所以說，地，不只有一種物利。鄉有習俗，國有法度，飲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規矩準繩，稱量數度，各事皆有成規。所以說，人的活動，不限於一件事情。這形形色色事物的儀法規律，其詳細內容是說不盡的。
“可正而視”，說的是分清美惡，區別優劣，此事不可不審慎對待。掌握與分析不混雜，政事的治理就不會出現災禍。“定而履”，說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這樣，人民也就嚴守常業而不亂。所以能保持綱紀而贏得好的結果。“深而跡”，說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養有素，這樣，後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於昏亂。故名聲永傳不息。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說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為都合天地的規律。影子不可能替彎曲的物體表現為筆直，迴響不可能替粗惡的音響表現為美聲。由是聖人懂得過去的事物一定被參行於未來，所以君子必須戒懼地慎其所先行。
關於“天地，萬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著萬物，所以叫萬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於天空之上，下深於土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攏天地，成為一個包裹。把它散放開來，可以滲透到沒有間隙的極小地方，簡直都說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說，大到沒有什麼物體在其外，小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在其內了。所以說：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義理並沒有傳開，若一旦整理起來，其內容還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沒有人去做。容納廣博就內容豐富，發表適時就用之得當。而聖人之道，豐富尤貴在用之得當。何謂用之得當呢？根據不背離法則的理論，運用在沒有固定範圍的各類事物上，應變而不失誤就叫作用之得當。事物的變化雖然無所不至，但沒有不處理得當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離此中心，所以稱它的名字為“宙合”。
關於“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繩，可以扶偏為正；準可以破險為平；鉤，可以進入彎曲而取出直線。這是比喻聖君賢相關於法度的運用。法度詳盡而無所遺失，因而其功能也將完備無缺。國家還是那個國家，人民還是那些人民，桀紂因亂而敗亡，湯武卻因治而興盛。彰明治國之道來教育人民，申明治國之法來對待人民，使人民從善成風，這就是湯武的功績，所謂“多備規軸”，指的是“成軸”。成軸的品種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鬆動。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種足跡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夠不合適呢？非常合適，在於非常完備，因為挑選著使用，所以不會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鑑。上天養育萬物，多得無法計量；大地造化萬物，多得沒有邊際。所謂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確認某一事物為正確，是因為早有一個錯誤事物先在那裡被定下來了，而且必有一個錯誤事物已在那裡被人識別考慮了。然而這些過程，都將是倉淬到來，令人無法準備的。所以，聖人總是要博聞多見，積累規律性的理論、原則等待新事物的到來。新事物一經出現，就與這些理論模式相參對，錯誤與正確的分別就在其中解決了。“減”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發展，說的是局部與全局全面完善，無不處理得宜。所以說：完全發展而達到完備無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規可循。必須極力修德，詳審時機，時機與德望結合，便是成事的機會，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樣。所以說：最重要的是時與德的結合要恰到好處。
“春采生，秋采苽；夏處陰，冬處陽。”這是說聖人的動靜、開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時制宜。合於時宜則動、不合時宜則靜。所以，古代賢士有圖謀而不宣揚。他總是收斂其治世的言論，暗中收斂而注意隱藏自己。賢人處於亂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態度躲避刑罰，靜默的方式求得免禍。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涼，冬天之就溫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熱之害。他這並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強進諫言而帶來殺身之禍，往上說，傷害了君主尊嚴的義理；往下說，傷害了人臣個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嚴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卻不肯扔掉笏版，解職退休也不停止版書，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勢。所以，微子並沒有替紂王死難，而是受封於宋國，充當殷遺民的首領。這樣，祖先不被湮滅，後世也不斷絕。所以說：大賢人的德澤是長遠的。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這是說獨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奮其能，而且以驕傲放蕩的態勢去欺凌他人，人之失敗常從這裡開始。為此，聖人寫在書里，傳給後學之士說：奮，是興盛；苓，是衰落。只興盛而不衰落的事，從來沒有。所以，有道之人，總是不表現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現局量已滿，不表現調子太高，不表現氣度高傲至極。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賢士，俸祿厚就注意施放財物，功勞大而不誇耀，事業盛而並不驕傲。名與實的互相矛盾是由來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並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兩者兼備，於是只取其一，棄名取實。因此，安定而無憂。
“毒而無怒”，這是說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無言”說的是不可不保持謹慎：發言不周到嚴密，反傷其身。“欲而無謀”，說的是謀事不可外泄，謀外泄則災禍來臨。若是用激發忿怒的辦法速成其事，用連同處死的法律查獲盜賊；而且還發言輕率，謀劃外泄，災禍一定累及於自身。所以說：有所厭惡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說出，有所企圖也不可輕謀於他人。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說的是用深沉的態度自我反省，用靜默的態度深思熟慮。此時要依靠賢才“的意見，採納仁良之士的主張，既然明通於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啟發了蒙昧一樣。所以說：要像睜著眼睛睡覺，要像在暗夜裡明察，要象丹朱在堯當政時的戒懼。
“毋訪於佞”，說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則將嚴重行私。“毋蓄於諂”，說的是不可保護詣媚行為，保護詣媚則將欺騙君上。“毋育於凶”，說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則將傷害民眾。“毋監於讒”，說的是不可聽信讒言，聽信讒言則將脫離賢士。行私、欺上、傷害民眾、脫離賢士，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儀法，喪失君主政績的。作為君主，喪失了儀法與政績，還想要靠它取得名譽；作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祿，亂風俗敗世道，以便偷安享樂；即使國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損壞的。所以說：“治國不正，雖大亦將滅亡。”因此，古人阻止這四者通行的途徑，堵塞它們的通道，並控制自身而不許循行此路。所以寫在書上，傳下來告誡後代人說：造怨深重者，國威將喪失淨盡。
關於“不用其區區”，說的是“虛靜”。人生沒有長久不變的，所以說要虛靜待物。凡是固結事物而不許其活動，堵塞事物而不使其運行，那必然失掉時機。失掉時機則事情廢而不成。治國者只心正而無謬誤，還不能稱賢；正直而無才能，也不能稱美。聖人之所以被譽為賢美，是因為允許和隨任事物的發展變化。這種賜與，好比淵泉之水沒有枯竭，微微細細而不斷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潤澤普遍加於萬物。所以說：聖人是與天地相配的。
關於“鳥飛準繩”，這是說偉大人物的生活義理。鳥的飛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飛回到山上則疲睏，不集合到谷中則死亡。山與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筆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線，曲折固然曲折，總的則應該是正直的。因為鳥從北方起飛，意想到南方就飛到南方；從南方飛起，意想到北方就到達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確的，不可以小的曲折為妨害。所以，聖人稱美此事而寫在書里說：長達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繩墨來撥直，大到萬家的城市，不可能用準具來取平。這說的是偉大人物的行動，不必拘守先例與常規，能立義就可以稱賢。所以，人君在考評臣下的時候，不可丟掉這個論人的方法。
“胸充”，說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說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與正，是治世之本。耳管聽，聽聯帶著所聞，所聞精審叫作聰；目管看，看聯帶著所見，所見精確叫作明；心管思慮，思慮聯帶著發言，發言得宜叫作智。聰明加上智則思想專一，專一而不昏亂，就帶來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則勤勉，勤勉則吉。聽得不精審就談不到聰，不審不聰則陷於荒謬。看得不準確就談不到明，不準不明就陷於錯誤。思慮不得宜就談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於昏亂。荒謬錯誤加上昏亂則思想陷於困擾，困擾就帶來嫉妒與苛刻，嫉妒苛刻就產生險惡的政治。政治險惡，人民受害；受害則怨恨，怨恨則凶。所以說：心地平實，耳目端正，講的是政治安定，興利於人民。
“毋犯其凶”，說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須保持謹慎。“毋邇其求”，說的是人君敗亡常因貪戀於金玉馬女，而不愛惜糧食、財物，重稅於百姓則引起萬民怨恨。“遠其憂”，說的是人君的亡國，經常是因為接近於享樂。設定女樂，外則沉溺於馳騁田獵，內則放縱於美色淫聲，臣下懈怠懶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於混亂而亡國了。“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這是說身居高位，自滿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處其賢，而自封為英雄。這樣，其“盛”必失，而其“雄”必敗。人君若自主其盛，自處其賢，以此掌握士民，國家就混亂，萬民就心怨，這是一定要亡國的。好比從萬仍高山上跌入深淵，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為必然。所以說：不可只顧眼前，而應當懷有遠慮；一意攀高，到了危險的頂峰就無法挽救了。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這是說選擇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個時序；地，不只有一種物利；人的活動，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業不能不分為多種，名位不能不分為多樣。高明之士深通事物這一特點，所以，不只專於一種具體事物，而聯繫研究事物的共同規律。所謂共同規律，就是通達到無上之高，概括無窮之多，並可運用於人間各種事物。因此，僅僅分清一句話，明白一個詞，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談其片面，而不能廣泛闡發。聖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種涵義，所以，廣泛研究理論來選擇需要的內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種成例，所以，大量創造學說來比較它們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運動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說，天，不只有一個時序。山陵岑岩，淵泉水流，泉水越過氵翼水水流不盡，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滿；土地高下肥瘠，產品各有所宜。所以說，地，不只有一種物利。鄉有習俗，國有法度，飲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規矩準繩，稱量數度，各事皆有成規。所以說，人的活動，不限於一件事情。這形形色色事物的儀法規律，其詳細內容是說不盡的。
“可正而視”，說的是分清美惡，區別優劣，此事不可不審慎對待。掌握與分析不混雜，政事的治理就不會出現災禍。“定而履”，說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這樣，人民也就嚴守常業而不亂。所以能保持綱紀而贏得好的結果。“深而跡”，說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養有素，這樣，後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於昏亂。故名聲永傳不息。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說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為都合天地的規律。影子不可能替彎曲的物體表現為筆直，迴響不可能替粗惡的音響表現為美聲。由是聖人懂得過去的事物一定被參行於未來，所以君子必須戒懼地慎其所先行。
關於“天地，萬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著萬物，所以叫萬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於天空之上，下深於土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攏天地，成為一個包裹。把它散放開來，可以滲透到沒有間隙的極小地方，簡直都說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說，大到沒有什麼物體在其外，小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在其內了。所以說：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義理並沒有傳開，若一旦整理起來，其內容還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沒有人去做。容納廣博就內容豐富，發表適時就用之得當。而聖人之道，豐富尤貴在用之得當。何謂用之得當呢？根據不背離法則的理論，運用在沒有固定範圍的各類事物上，應變而不失誤就叫作用之得當。事物的變化雖然無所不至，但沒有不處理得當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離此中心，所以稱它的名字為“宙合”。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