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取決於這個國家在創新領域聚集的資金規模,特別是股權投資行業聚集的資本規模才是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創新資本比人才和知識更重要。一個國家用於創新的資金越多,這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就越強,技術進步就越快,經濟成長也就越快。中國用於支持創新的資金規模遠遠超過了美國和日本,這也是近年科技能夠崛起的原因所在。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實行較高的貨幣利率才是決定一個國家資金向創新領域聚集的核心因素。美國擁有的資金顯然也比中國更多。但資金的多少並不重要,資金的流向才重要,那是什麼決定資金的流向呢,那就是貨幣利率,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稱之為“利率指揮棒”。高利率有利於社會資金湧向金融投資,一個國家只有在比較高的貨幣利率情況下,民眾才願意將資金用於投資理財,因為只有高利率環境才可以為投資資金提供高額回報,有了高額回報做誘餌,金融機構才能比較容易募集到資金,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支持創新的主要是股權投資機構,他們的資金也主要來源於其他金融機構,也受到金融利率的影響。高利率環境可以金融機構更好的募集資金,股權投資機構有了資金才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創新。中國的股權投資機構募集的資金總額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達幾萬億的中國政府產業基金的支持,中國出現全球最火熱的創新就不足為奇了。
歷史驗證
歷史都是驚人的相似,中國和美國創投行業的崛起都在高利率的環境下實現的。美國創投行業的崛起,源於里根時代的高利率,中國的高利率環境源於李克強總理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不是有意為之,都是防通脹的結果,美國當年實行高利率,是因為滯漲,中國實行高利率也是為了應對美國實行量化寬鬆後的貨幣外溢引發的中國的通脹。相反美國和日本的創新衰落也是驚人的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國家,日本從網際網路時代就開始落後於世界,日本縱有世界上最多的專利,但這些專利沒有創投資金的支持,無法實現產業化,同樣一個專利在中國的售價遠遠高於日本。美國是從移動網際網路時代開始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美國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也是全面落後的,這不是美國的人才不再具有創新精神,而是美國不再有那么的創投資金去支持他們。相反中國的頭部創投機構很多用的是美元、歐元的資金。
貨幣理論創新
在傳統的貨幣理論模型中,只有貨幣發行機構和實體企業兩個主體,而忽視了金融機構的存在。而金融機構才是決定資金供給的關鍵因素,沒有金融機構的參與,央行發行的貨幣根本就不可能進入實體經濟,而金融機構的積極性與活躍程度是依賴於金融利率的,金融利率越高,金融機構的活躍性活躍性越高,他們也更願意為實體經濟服務。因此任何貨幣政策要想成功就必須與金融機構實現激勵相容,否則必然是失敗的。量化寬鬆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與金融機構實現激勵相容,反而因為低利率摧毀了金融機構。傳統貨幣理論是一種需求側思維,高連奎的新貨幣理論是供給側思維。
邏輯核心
一、邏輯一:經濟成長靠什麼,最終還是要靠創新
經濟成長是巨觀經濟研究的永恆主題,也是高級總量經濟學探討的主要內容,經濟成長到底靠什麼,第一代經濟成長理論,也就是哈羅德-多瑪模型,認為主要經濟成長靠資本積累與投資,資本積累主要來源於儲蓄,但從第二代經濟成長理論——索洛模型開始,經濟學家就把經濟成長的原因歸結到創新上了,同樣四代經濟經濟成長理論也認為經濟成長要靠創新,這與其他經濟理論是區別不大的。
二、邏輯二:決定經濟創新的不僅僅是技術和人才,更取決於創新資本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與第二代、第三代經濟成長理論最大的區別是對創新來源的解釋不同。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對經濟創新最重要的不僅是技術和人才,更重要的是用於支持創新的資金,中國能夠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創新超越美國,不是中國在技術和人才方面超越了美國,而是因為中國在“創新資金的聚集能力”方面超越了美國。創新資金一般有兩大來源,一部分是政府在創新領域的投資,一部分是市場化創投機構募集的社會資金。從政府資金來看,美國投入基礎創新的資金並不會比中國少,中國創新資金對美國的超越主要體現在市場化募集的創投資金方面,這方面中國超過了美國。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中國用於支持創新的資金這個指標超越了美國。在巨大的創新資金的加持之下,中國企業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快速上市神話,中國的獨角獸企業大部分五年左右就可以上市,最快的兩年半上市,這都是市場創新投資資金催熟的結果。其實世界各國在基礎創新領域的差距並不大,而且基礎創新領域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全世界共享的,而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套用領域的創新,在套用領域的創新方面,擁有充足的資金比擁有技術和人才更管用。所以中國在技術和人才都不如美國的情況下,僅僅憑藉充足的資金,就可以誕生遠遠超越美國的套用創新,所以中國可以引領4G和和5G時代的科技潮流。
三、邏輯三:創新資金的募集需要高利率貨幣環境做基礎
美國從資本總量上是遠遠多於中國的,但為何美國的資金沒有用於支持創新,而中國的資金卻用於支持創新了呢,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是高利率貨幣環境更有利於創新資金的募集,這也是第四代經濟理論的核心內容。近年來中國的民間資金流向了創投,支持了中國企業的創新,而美國的資金則流向了股市,形成了泡沫,這背後就是中美兩國截然不同的貨幣政策。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實行的是低利率貨幣政策,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為了抑制已開發國家貨幣外溢,防通脹,都形成了是高利率的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可以分為投資市場和投機市場兩個市場,高利率是有利於投資市場的,而低利率是有利於投機市場的,因為高利率環境下,做投資就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高收益,為何還要去投機!而在低利率環境下,做投資是沒有收益的,資金只能到股市等投機市場去尋找機會,所以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美國股票市場聚集了大量的資金,泡沫嚴重,而中國高利率貨幣政策則可以與金融機構募資以及民眾投資理財形成”“激勵相容”,因此中國的金融機構以高利率作為誘餌,可以非常輕鬆的募集到非常多的資金,民眾也願意將錢交給金融機構以賺取理財收益,中國創投資金很大部分就來源於各類金融機構。
四、邏輯四:一個國家利率政策的高低短期是由這個國家的“政府經濟政策偏好”決定的。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提出“高利率環境下的資本超級募集能力是中國創新後來居上的核心原因”,但為何有的國家喜歡高利率貨幣政策,有的國家喜歡低利率貨幣政策,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是用“政府經濟政策偏好”理論來解釋的,“政府經濟政策偏好”理論認為不同國家的政府擁有著不同的經濟政策偏好,中美兩國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兩國政府有著不同的經濟政策偏好,美國是兩黨輪流執政的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必然更注重政策的短期效果,而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是有利於經濟的,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爆發時,但從長期看卻是對經濟不利的,而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國家,制定政策要兼顧短期與長期利益,因此很少採取低利率這樣的短期主義貨幣政策。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分野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的,美國實行量化寬鬆雖然有貨幣學派的理論支持,但頻繁使用量化寬鬆是由美國的制度決定的,而中國政策從制度上也不可能實行這種貨幣政策。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比較穩定的,那么其政府經濟政策偏好也是穩定的,中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政策偏好方面的差異也將會長期存在下去。
五、邏輯五:從根本上,貨幣利率受國家債務影響,高政府債務會將貨幣利率長期壓制在低水平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高利率比低利率更有利於一個國家實行創新式增長,那如果美國、日本等國家一旦認識到了高利率對創新的好處,是不是也可以回到高利率的軌道上呢,這種可能性很少,因為利率的高低除了受政府經濟政策偏好影響之外,還受其他客觀條件限制,這個重要的限制條件就是政府債務。一個國家實行低利率貨幣政策是很容易的,但實行高利率貨幣政策確實是非常難的,因為高貨幣利率意味著政府債務也要付出更高的利息,這對於很多國家的政府財政是不能夠承受的,因此並不是任何國家都具有實行高利率的條件,那些政府債務很高的國家就不具備實行高貨幣利率的條件。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是與政府財政債務水平的高低有關的,一個國家政府債務越低,可以實行的貨幣利率就越高,一個國家政府債務越高,可以實行的貨幣政策利率就必須越低,而低利率又會越助長政府借債,因此政府債務與低利率兩者會捆綁成一個惡性循環的螺旋,最後形成政府高債務和貨幣低利率並存的巨觀經濟困局,高連奎稱之為“政府債務-利率”鎖定,高政府債務最終會將貨幣政策釘死在零利率上,使一個國家徹底喪失了走出低利率貨幣政策的財政基礎,這種現象在日本已經形成,美國、歐洲等目前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國家,也都正在步日本的後塵,而低利率又會摧毀一個國家的創新,因此陷入“政府債務-利率”鎖定的國家,就會形成“低利率、高債務、低創新、低增長”的“政府債務型蕭條”。總之,“低利率-高債務”對於國家來說,是一種非常恐怖的經濟陷阱,一個國家一旦掉入了這個陷阱,基本上就墜入了萬丈深淵。
六、邏輯六:只有財稅改革才可以避免國家掉入“低利率-高債務”陷阱,才可以真正實現創新式增長
一個國家如果已經掉入了“低利率--高債務”陷阱”那該怎么辦,或是那些尚未掉入陷阱的國家應該如何避免呢,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認為應該從降低政府負債入手,只有政府負債降低了,國家才有逐漸提高貨幣利率的可能,而要降低政府負債,則需要啟動財稅改革才行,現代西方已開發國家普遍實現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源於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的“直升機撒錢”理論,而目前西方國家的高債務則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供給學派主張的減稅有關,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是當時替代凱恩斯學派的兩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已經這兩個學派的主張並不科學,都會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問題。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評價
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並不像其他經濟成長理論一樣是由單一邏輯構成的,而是由環環相扣的邏輯鏈組成,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雖然以增長研究為出發點,卻將貨幣、財稅、金融、創新等巨觀經濟最重要的命題綜合到了一個理論當中。經濟成長從來都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成長理論的落腳點不可能是一個“金點子”,而且要國家在巨觀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實行正確的政策才行。近年來,特朗普將中國經濟崛起歸結為貿易和製造業上占了便宜,拜登認為是中國基建超過了美國,動員美國恢復基建強國,但從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來看,這都不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中國在貿易和基建方面確實優勢明顯,但並不是讓中國近年超越美國的原因,中國真正的崛起是創新的崛起,這才是中國成功的秘籍,中國的成功就是第四代經濟成長理論的成功,而美國在創新領域的失勢則是其一系列巨觀經濟政策失誤累積的結果,但背後是美國濟學創新的失敗和政府經濟政策偏好方面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