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三大碑，中國古代石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突厥三大碑
- 三大碑：暾欲谷碑，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 類型：古代石碑
歷史背景
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紀中國歷史的多元文化環境研究”課題組為主，得到蒙古國立大學和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的支持，組成了北京大學蒙古歷史文化考察隊，走訪了蒙古國中部土拉河與鄂爾渾河流域的部分歷史遺蹟，最後驅車絕漠而歸。這裡分專題對此次考察作一點介紹。
我們於8月4日下午抵達烏蘭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發去看暾欲谷碑（Tonyukuk）。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兩大碑是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這三大碑共同構成了近代歐亞學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學的基礎。雖然漠北發現的突厥文古碑另外還有幾個，但在文字豐富、保存完好、內容重要等方面比較，都遠遠不及這三大碑，所以談到古突厥碑銘時，一般就以這三大碑為代表，有時甚至更簡化為“鄂爾渾碑銘”。這三大碑是我們考察計畫中的重要目標。
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二十多年間，俄羅斯和瑞典的一些學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和哈薩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後在石頭、牆壁和陶器上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見的陌生的文字。當時把這種文字的字母與起源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後來進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魯納（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聯繫起來，認為是魯納文的一個分支，遂稱之為魯尼文(runic)字母。當然這是一種誤解，後來學界已經知道這些字母其實是古粟特文字母的變體，但人們久已習慣這一稱呼，到現在“魯尼文古突厥碑銘”的說法仍然很常見。現在我們知道，這種所謂的魯尼文，是7～10世紀突厥、回鶻、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與音節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認為有38～40個，大部分源於阿拉米字母，直接來自粟特文字母。與常見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於書寫工具和銘刻而造成字母書寫的變化，如線條僵硬、勁直，這也是人們最初沒有把這些銘刻文字與粟特文字母聯繫起來的原因。
如果沒有突厥三大碑的發現，那些奇異的銘刻文字的解讀也許仍然處於蒙昧階段，甚至仍然迷失於錯誤的方向。19世紀早期在南西伯利亞發現了一些刻有同樣文字的石柱，儘管風化嚴重，但顯然揭示了一種未知的草原文化。這首先引起了探險家的興趣。據說最早發現鄂爾渾碑銘的是芬蘭人A.Geikel，他1890年來到蒙古鄂爾渾河東岸和碩柴達木（Khoshoo-Tsaydam）地方，發現了兩座巨型的、刻有不認識文字的石碑（即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種說法，1889年夏天，俄國學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發現了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讀古突厥文的丹麥學者湯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據了Geikel於1892年在赫爾辛基出版的有關報告。
湯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學的比較語言學教授，他此前已經學習和研究了數十種歐亞語言和文字，他的有關古俄羅斯語言文化與北歐關係的研究，在俄羅斯以外的歐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偶然的機會下，湯姆森接觸到Geikel的報告，就著力解讀這些古文字。首先，他確定了銘刻文字的書寫和閱讀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樣自右而左。其次他清點了字母的數目，並確認這是不見於史籍記錄的古老文字。最後，他開始解讀和辨認單詞，第一個被讀出的單詞是“天”（tengri），後來這被看成一個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間，湯姆森向丹麥皇家科學組織提交了一篇寥寥數頁的論文來報告他的發現，後來人們把這個時間，稱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時刻。在湯姆森完成這一偉大工作的同時而稍晚，俄羅斯學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獨立抵達了幾乎同一個目標。古突厥文的解讀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學的建立成為可能。三年後湯姆森的名著《鄂爾渾碑銘譯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標誌著突厥學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剛剛解讀、突厥學正在建立的時候，於1897年，由克萊門茨(E.L.Klements)率領的俄國探險隊發現的。雖然位於土拉河流域，但由於立碑時間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內容也基本相關（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併納入鄂爾渾碑銘中研究，甚至被稱為鄂爾渾碑銘。幸運的是，和闕特勤、毗伽可汗一樣，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國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這對於學者解讀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由於此碑的出現，有很多學者相信暾欲谷與史籍中另一個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的用名。中國學者對古突厥的解讀基本不曾發揮作用，但是藉助歐洲學者的轉寫、翻譯，一些中國學者利用中國唐代文獻加入了對突厥碑銘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可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近代以來的中國學者，還沒有人能夠親身遠赴漠北拜訪三大碑。現在我們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其激動與興奮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點（蒙古實行夏時制，9點即中國8點），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種激動與興奮的心情中上車，溯土拉河東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體隊員加上蒙古國立大學的鋼巴特爾和博物館的一個小伙子，分乘兩輛俄國“普洛岡”越野型中巴車(這兩輛車外加一輛三菱中巴，就成為後來我們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運載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著白樺和白楊。暾欲谷碑位於烏蘭巴托以東60公里的巴彥楚克圖地方，屬於土拉河河谷地帶，西距鄂爾渾河東岸的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點多，我們來到一片開闊的青翠草原上，遠處零星地分布幾座氈包，更遠處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車停在一處鐵柵欄圍起來的很大的略有緩坡的方形台地上，這裡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報告中所見的情況接近，暾欲谷碑立於一片開闊的草原緩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兩碑的西面，有青磚地基，可見當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築。周圍零亂地堆放著石頭和石像。柵欄範圍內的西南角，有明顯發掘大坑的地方，散亂地堆放著原來應是樹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塊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線雕的寶相花圖案。兩碑的東面，在鐵柵欄以外，有數百塊石條排列成的一條數百米的長線，向東方的草地伸出。這種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國境內似乎尚未發現，但在蒙古境內還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們在中央省忽斯台國家公園（Khustai National Park）內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東麓，參觀一處突厥古墓葬，也見到同樣的石頭排列的長線。鄂爾渾碑銘里提到balbal，學者們認為即是《北史》提到的“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喪葬制度，名之曰“殺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對暾欲谷碑的介紹頗有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紹暾欲谷兩碑，一為1.7米，一為1.6米，實際上到現場一看，那塊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於2米。對兩碑碑文的翻譯介紹，國內有韓儒林、耿世民和芮傳民三種，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譯本再翻譯而來。現在通行的英文譯本與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學者Talat Tekin在美國出版的《鄂爾渾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髮掘，看起來相當草率，地面隨地堆放的石像、石條、石板可以證明。已經擾亂了的原墓地諸石刻排列秩序，現在只有根據早年的考察報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殘破的石雕被搬遷到附近的倉庫里，我們還到倉庫里仔細觀摩。掌握墓捷運柵欄大門鑰匙和倉庫大門鑰匙的，是附近一個牧民家庭，他們家的小男孩遠遠見到我們的汽車，很主動地騎馬跑來開鎖，還打開倉庫大門。
我們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約兩個小時，因要前往曼珠錫林寺，不得不上車離開，前往中央省的省會宗莫德（宗莫德，其實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場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戰場）。離開暾欲谷碑之前，全體考察隊員在大碑東側合影留念。匆匆而來，匆匆又去，心中實有一種無可言說的悵惘。
見到三大碑中的另外兩個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這天中午，我們從布爾乾省(Bulgan Aimag)的達欣其楞縣(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爾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發，向西翻過一道平緩的山樑，就告別了土拉河，從土拉河流域進入鄂爾渾河流域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下午3點，抵達鄂吉湖(Ogiy Nuur)畔。從早晨起來，就難得看到太陽，越向西行，雲色越重。在鄂吉湖邊停車時，開始下雨了。鄂吉湖顯得很不安靜，風吹雨斜，波瀾翻卷。只好在車內生火燒水，照例是泡速食麵。3點45分吃完飯，冒雨繼續趕路。從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個小時，到達Chilin Hiyd古城，一般認為這裡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宮，但也有人認為是遼代的招州。從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碩鄂爾渾河東岸行駛一小時，下午5點半，我們來到和碩柴達木(Khoshoo Tsaydam)地方，這裡就是我們嚮往已久的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車雨刷在玻璃上劃出急促的聲音，草原被雨霧遮掩得只剩汽車周圍很小的一片。儘管如此，當汽車停下時，我們從車窗向外張望，還是很快就看見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這就是著名的闕特勤碑。風吹雨驟，車外氣溫只有攝氏10度左右，但是，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冒著大雨衝下汽車，撲到闕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樣，闕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綠漆鐵柵欄之內，被圈起來的墓地面積約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還有很大的石構件，散亂地分布在鐵柵欄內外。石碑無疑是墓地現存最主要的遺物，雨水沖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種略帶憂鬱的莊嚴。“故闕特勤之碑”的漢文碑額十分醒目，碑陽的漢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認。碑陽漢文部分，史籍記載是唐玄宗親自寫的。《舊唐書》卷194上《突厥傳上》：“（開元）二十年，闕特勤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並為立碑，上自為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為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唐玄宗寫的碑文里有“故製作豐碑”的話，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說自己請求中國皇帝派人來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偉的建築物、畫上動人的畫等等，與史籍基本相合，可見闕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裝飾的。現在那些建築物都已蕩然無存，只有那些石構件和地上的青磚，還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對於研究突厥史最有價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寫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語氣，詳述其弟闕特勤的歷史功績，也追溯了突厥汗國衰而復興的歷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陳喪弟之慟，韓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譯出來，別有意味：“今弟闕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雖能視，已變如瞽；思想雖有知，已同於聵……淚從眼出，悲從中來！”
在風雨和寒冷中告別闕特勤碑，向南約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擊而碎裂，所以我們過去並沒有見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與蒙古聯合考古隊在這裡作了細緻發掘，發現大量珍貴的文物，特別是發現多件金銀器物。據說，最令人震驚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隻金鳥。這個帶鳥的金冠，是否與闕特勤頭像帶鳥形飾物的冠有關呢？這還有待研究。這個頭像已經從闕特勤墓地搬到烏蘭巴托的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陳列。從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現在都送到土爾其去作修復和研究，我們也沒有見過照片，只在網上讀過簡短的報導。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倉庫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發掘之後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著新鮮的黃土被雨水敲打出一個個泥窩，不禁有一種“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感慨。
從毗伽可汗墓地來到附近的倉庫，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來的高聳的毗伽可汗碑。由於碑身碎裂嚴重，現在被拼接起來的碑身並不完整，特別是許多刻有文字的表層嚴重殘損，保存情況與闕特勤碑比起來就差得多了。不過，對我們而言，看到一座樹立起來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當幸運的。史書記載，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詔宗正卿李詮往申弔祭，並冊立伊然，為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陽的漢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現在可以識讀的文字已經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闕特勤碑一樣，是毗伽可汗與闕特勤的侄兒藥利特勤所寫。
倉庫中還堆放著從闕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來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據2001年發掘前的報告，這兩處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種長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還有四座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經不復存在了，對於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就在我們即將離開倉庫的時候，堆放在倉庫一角的、出自闕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經過多人共同觀察，我們認定這個浮雕與中國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見祆教祭司圖像相同。這真是令人興奮的發現。據蒙古歷史博物館館長敖其爾先生說，蒙古境內發現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處。
在這裡參觀一個半小時後，下午7點，為保證天黑前到達哈拉和林，我們依依不捨地告別這兩座顯然注定要繼續成為我們關注對象的突厥古碑，啟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來。鄂爾渾河穀草原是如此美好，我們找不到適當的詞句來形容她。晚7點40分，前方遠遠看見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後那一脈青山，就是著名的杭愛山（燕然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