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1963年生於湖北隨縣，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民族史，代表作為《中古北族名號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羅新
• 出生年月：1963年
• 學歷：歷史學博士
• 代表作： 《中古北族名號考》

個人經歷

學歷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羅新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經歷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羅新《上海書評》封面人物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研究方向

魏晉南北朝史、簡牘、墓誌、北方民族史，西域史；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西域（樓蘭、車師）史、北方民族（匈奴、鮮卑）史。1995年留校以後，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學習和研究北方民族史與西北史地。從97年秋天開始，還參加了由國家文物局主持的對長沙走馬樓吳簡的整理研究工作，成為整理研究小組的成員，這對我們及時掌握新材料和新動態是很有意義的。97年9月、98年5月到6月，98年8月，99年5月到6月，先後多次到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在庫房裡進行吳簡的錄文整理工作。吳簡的第一部分整理成果《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吏民田家莂》（上、下冊）已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9年）。

論著目錄

論文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崑崙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崑崙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于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閒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于》，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繡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斯坦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專著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遊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主編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整理吳簡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翻譯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人物觀點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儘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裡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籤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籤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緻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範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範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誌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du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du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準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儘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繫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籤。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儘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覆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係；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么，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緻，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髮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徵”，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範圍聯繫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儘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誌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繫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籤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籤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係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覆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覆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么的荒謬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