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暴除害說

儒家以仁義為本，用戰爭禁絕暴政，消滅禍害的學說。儒家一向重視國家的武備，認為具有一定的武備方可免遭滅國絕祀的厄運。《左傳·宣公十二年》說：“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認為戰爭是用來禁止強暴、消弭戰爭、保持強大、鞏固功業、安定民眾、豐富財物的。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又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史記·孔子世家》）但是，儒家強調以禮樂治國，並不輕易言兵。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這句話基本上反映了孔子的戰爭觀念。按照周代的禮制，天子才有權力征伐有罪的諸侯，諸侯之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如果沒有天子的授意，是不允許發生戰爭的。但在春秋時代，這條規矩已被完全打破，“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代替了“自天子出”。對這種狀況，孔子是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因為，在他看來，征伐出自天子，意味著合禮；征伐自諸侯出，則意味著違禮。合禮與違禮，其實質是仁義與不仁義的問題。因此，孔子是以仁義做標準看待戰爭，反對出自諸侯的不仁義的戰爭。他讚許管仲以仁和肯定以仁義作戰的宋襄公就是證明。孔子反對不仁義的戰爭和戰爭中的權詐行為的思想，為孟子、荀子等所繼承和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禁暴除害說
• 定義：儒家以仁義為本，用戰爭禁絕暴政，消滅禍害的學說

善戰者服上刑

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認為是否行仁義，是安邦治國的根本。“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孟子·告子下》）君主不響往道德，無意於仁，其臣下卻要求人民替他勉強作戰，這就等於幫助夏桀。正是從是否仁義來看待戰爭，孟子極力反對諸侯間的不義征戰。他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認為為爭奪土地、城池而發動戰爭的人，死刑都不足以贖出他們的罪過，應該受最重的刑罰。所以又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同上）因此，孟子明確主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認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孟子·離婁上》）反之而言：“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如果有一位不好殺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會殷切地期待他的解救。真是這樣，百姓歸附他，跟隨他，就好像水向下奔流一樣，那又有誰能夠阻擋得住呢？從仁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明確反對“殺人盈野”、“暴其民”的不仁義的戰爭。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在孔孟上述思想基礎上，荀子提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的思想。當弟子陳囂問荀子說：“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子·議兵》）認為兵者乃爭戰掠奪之事，怎么會以仁義為本呢？荀子回答說：“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同上）正因為是仁者愛人，所以厭惡別人的殺人；正因為是義者循理，所以厭惡別人製造的戰亂。因此，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爭奪，而是為了禁暴除害。仁義之兵凡駐留之處都得以平治，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就像及時雨一樣，莫不得到百姓的歡迎。他舉例說，古代的兩帝四王發動的戰爭，如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就是“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正因為如此，戰爭的結果能夠“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海”。對此，李斯又問荀子說：“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同上）秦國兵強海內，威行諸侯，並不因為行仁義，而是因為堅甲利兵、高城深池和嚴令繁刑。荀子則認為，李斯上述的看法是顛倒了本末，未看到事物的根本。在他看來，只有行仁義才是治國的根本，戰爭的根本，所以說：“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同上）這是“大便之便”，而秦國不過是“未有本統”的“末世之兵。”商湯放桀、武王誅紂都在於他們修行仁政，所以被視為仁義之兵，如果像李斯那樣“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正是產生戰亂的原因。這是因為，只有維護禮治，施行仁政，才是治世的最高準則，強國的根本。君主只有遵守禮治，實行仁義，才能得到天下，反之，就要喪失社稷，所以說：“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同上）這就從本末關係上進一步闡述了儒家以仁義為指導的戰爭觀。

影響

儒家把戰爭的目的看做禁暴除害的思想，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並用作為一般戰爭的指導原則。例如《呂氏春秋》說：“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卷七《孟秋紀·禁塞》）把戰爭是否符合仁義，作為可否進攻、討伐、救援和防守的衡量標準。《淮南子·兵略訓》則說：“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明太宗更加明確地提出：“發兵為誅暴，誅暴為保民。”（《明太宗寶訓》卷四《諭將帥》）把“禁暴誅亂”看做“武有七德”之首（同上）。這種從戰爭目的去揭示不同戰爭性質的觀點，已經觸及到戰爭問題的實質，是很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