誅伐說

儒家的戰爭學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誅伐說
  • 定義儒家的戰爭學說
征伐無道,弔民伐罪,禁暴除害,用兵為不得已,

征伐無道

誅伐又稱征伐或討伐。《論語·季氏》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裡所說的“征伐”即“誅伐”,是用武力征伐反叛或無道者。又如《論語·憲問》載:“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這裡孔子所說“請討之”,即是要魯哀公出兵討伐齊國的陳成子,因為陳成子弒了齊國國君齊簡公。春秋時期,禮壞樂崩,天下無道,臣弒君、子弒父屢有發生。孔子正王道作《春秋》,書弒父與君者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陳恆弒齊簡公,孔子主張討伐陳恆是很自然的。

弔民伐罪

戰國時期,孟子為推行王道,提倡以弔民伐罪為用兵的指導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載:“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湯伐桀,周武王伐紂,這是儒家最為推崇的古代征伐戰爭的範例。《周易·革卦·彖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孟子和《易傳》將湯、武革命說成順天應人,這樣,那些對人民暴虐眾叛親離的暴君便失去做君的資格,成為獨夫。因此湯放桀、武王伐紂乃是弔民伐罪,是正義的革命戰爭。宋儒朱熹說:“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下》)戰爭以人民擁護或反對為準,湯、武四海歸之,是受命之君,而桀紂天下叛之,為獨夫。這樣以人民歸向區分戰爭的性質,也是儒家重要的軍事指導思想。孟子又說:“《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當時湯之鄰國葛伯為暴君,虐害人民,故湯之徵伐自征葛伯開始。湯、武革命都是仁義之師,為解民倒懸而戰,戰爭在於誅暴而不擾民。大軍到處,人民照常互市和耕耘。這也是湯、武革命受到人民擁護的原因。當時孟子即依據這些原則回答了齊宣王向他詢問齊國征伐燕國之事。孟子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同上)孟子以齊國伐燕要看燕國人民是否擁護為轉移,他勸齊宣王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出兵目的應是弔民除暴,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果不能做到這樣,而使燕國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熱之中,那末就會遭到燕國人民的反對而落到與燕國統治者同樣的下場。

禁暴除害

荀子亦以仁義為用兵指導思想,他說:“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要以仁義爭取民心歸向,才是戰爭制勝的條件。若人民不擁護,湯、武亦不能必定取勝。荀子又說:“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匹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同上)這和孟子思想相一致,湯、武革命是誅暴安民,故能得到人民擁護,誅桀、紂如誅獨夫,戰爭很快取得勝利。荀子還說:“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同上)仁義之師在於禁暴除害,不擾民,因此人民視其為救星,如降時雨。宋儒程頤發揮儒家以仁義用兵的思想,他說:“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政篇》)此處所說“兵以正為本”,即以仁義為本,和孟子荀子所強調用兵是以解民倒懸為目的思想相一致。儒家用兵忌諱擾民,用兵以民心是否歸向為轉移,此為儒家誅伐說的重要內容。

用兵為不得已

儒家湯、武革命說,對後世暴君暴政起到警戒作用,亦為改朝換代時的革命力量提供理論依據。湯、武用兵的仁義原則亦成為衡量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的尺度。然而封建王朝為保持統治,統治者不大願聽湯、武革命之說。如西漢景帝時有轅固生與黃生辯論湯、武是受(天)命還是篡弒。黃生說湯、武非受命乃篡弒。而轅固生則堅持湯、武得民心,桀、紂失民心,湯、武乃受命非篡弒。漢景帝則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這是說學者不說湯、武受命不算是愚昧,不大讚成湯、武受命之說。由是於景帝時期無人再敢言湯、武革命。(見《史記·儒林列傳》)為防止借效法湯、武而予篡弒者以藉口,宋儒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引王勉說:“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下》)儒家維護君臣綱常,故對誅伐和篡弒有嚴格區分。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輕易用兵。《論語·八佾》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裡透露出儒家並不傾向用兵的思想。《韶》為舜時樂章,《武》為武王樂章,《韶》樂和《武》樂都達到盡美,而《韶》樂盡美又盡善,《武》樂則盡美未盡善。這是因為舜受堯之揖讓而得天下,武王則是伐紂而得天下。朱熹注說舜和武王“其功一也”,而“其實有不同者”(《論語集注》卷二《八佾》)。朱熹還引程子說:“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同上)這裡雖然為湯,武做了開脫,然而仍認為湯、武較之堯、舜,未為盡善。而“征伐非其所欲”說法,表明儒家不主張輕易用兵,而用兵為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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