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軍事思想

儒家關於軍事和政治、經濟的關係以及戰爭觀、治軍思想、謀略思想等的理論和學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軍事思想
• 定義：儒家關於軍事和政治、經濟的關係以及戰爭觀、治軍思想、謀略思想等的理論和學說

內涵

孔子和歷代儒家由於強調以禮治國，以德服人，主張珍惜民力，不奪農時，因而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就是嚴肅謹慎，不輕易言兵。“子之所慎：齊、戰、疾”（《論語·述而》），對待征戰之事就像對待齋戒祭祀、疾病一樣嚴肅謹慎。但是，他們也並不一概反對戰爭，而是主張正義戰爭，興仁義之師。因此，他們強調要“足食足兵”，“有文事必有武備”。同時，重視軍事教育和對士兵進行思想教育，主張教民、教戒，認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論語·子路》）。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系列具有儒家思想特徵的軍事思想和學說。

節威返文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曾提出“明恥教戰”的命題，主張對士兵進行禮義教育。孔子明確提出“為國以禮”（《論語·先進》）的思想，認為禮治不僅是治國的根本，也是建軍的根本。一個國君首先必須關注的，是俎豆之事即禮治，而不是軍旅之事；若脫離禮治來議論軍事，則毫無意義。孟子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思想，竭力反對兼併戰爭，認為只有以德服人，施行仁政，才能統一天下。在禮治和用兵的關係問題上，孟子提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的思想，認為依靠道德來施行仁政就可以成就王業。荀子更進一步，提出了“禮者，治辨之極也”（《荀子·議兵》）的命題，認為禮不僅是治理國家的最高準則，也是鞏固國家的根本。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同上），兼併別國是容易做到的，要鞏固戰果就困難了。據此，荀子在總結當時戰爭經驗教訓特別是秦國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提出了“節威返文”的思想，主張必須節減兵威，回到禮義這一根本上來。重視對軍隊進行禮義教育，並把它看做軍隊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儒家的一貫思想。（見先禮後兵說）

仁者無敵

儒家關於戰爭性質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觀點。在“師貞，丈人，吉無咎”（《周易·師》），“師直為壯，曲為老”（《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和“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等思想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者無敵說，主張以是否行仁、行仁政作為判斷戰爭性質的標準。若“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盡心下》），就是正義戰爭，反之，則不是。孟子指出，只要施行仁政，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注重禮義教化，就能夠得到民心，用棍棒也可以打敗強敵，而其關鍵則在於是否得到百姓的擁護。據此，孟子又提出了“民悅則取之”的思想，說明攻伐戰取是否可行，主要看是否合乎仁義。合乎仁義，百姓就會表示欣悅、表示歡迎，就可以攻伐戰取，否則，就不能攻伐戰取。在孔孟思想的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行仁義即可以“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的思想。在《荀子·王制》中，他指出，只要“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即仁德、義行高於天下，就會“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並且，明確提出了仁人治國的三條原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闢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用力。”“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荀子·富國》）他又提出實行王道的四條標準，即法治、佐賢、民願和俗美（見《荀子·王霸》），從王道霸道的關係方面，系統地闡述了儒家仁者無敵的思想。後來的儒家都發揮了這一思想。如宋代李覯明確主張：“仁義者，兵之本也。”（《李覯集》卷十七）仁者無敵說含有以正義戰爭制止非正義戰爭的意義，對維護中國統一，抵禦外來侵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禁暴除害

《左傳·宣公十二年》說：“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孔孟繼承和發揮了這一思想，強調以仁義為本，用戰爭禁絕暴政消滅禍害。孔子反對不仁義的戰爭和戰爭中的權詐行為。孟子則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倡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認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孟子·離婁上》）在此基礎上，荀子明確提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荀子·議兵》）的軍事學說，認為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爭奪，而是為了禁暴除害。他指出，“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就會“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否則，像秦國那樣“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一味強調兵行海內，威行諸侯而不行仁，其結果必然是“未有本統”的“末世之兵”，最終喪失社稷。儒家把戰爭的目的看做禁暴除害的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如明太宗曾明確提出：“發兵為誅暴，誅暴為保民。”（《明太宗寶訓》卷四《諭將帥》）這種從戰爭目的去揭示不同戰爭性質的觀點，是十分可貴的。（見禁暴除害說）

兵以民為本

孔子從仁者愛人的基本觀點出發，曾提出敬其事而信於民的思想，反映在軍事問題則是重視百姓在戰爭中的作用。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視民為兵本，指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而“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從中得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的結論。荀子則進一步提出“兵要在乎善附民”的思想。他說：“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議兵》）肯定壹民、親民、附民為“用兵攻戰之本”。而所謂壹民、親民、附民的主要內容是：節用裕民，善藏有餘，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和仁人之善。在他看來，只要做到這些，百姓就會“相率而為之勞苦”，“為之出死斷亡以覆報之”。後來的儒家無一不認識到兵以民為本，兵民相合、和衷共濟在軍隊建設和戰爭勝負問題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朱熹曾指出：“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中國古代兵法選輯》249頁）朱元璋說：“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明太祖寶訓·諭將土》）可見，兵以民為本的思想實際上概括了軍事上爭取和利用民力的一般原則。（見用兵附民說）

人和說

孟子把“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思想，運用於戰爭，提出了人和說。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丑下》）他就戰爭中的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關係，深刻地闡明了戰爭中的主導因素是人，是人心的向背。孟子的人和說，為後世儒家所繼承，如杜佑說：“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孫子十家注》）

兵貴伐謀

關於戰爭的謀略方面，儒家提出了兵貴伐謀說。孔子認為對待戰爭必須嚴肅謹慎，反對單憑勇力，魯莽冒失，主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述而》）孟子不僅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謀略思想，而且主張對待戰爭“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朱熹：《四書集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則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儒家的軍事謀略思想，並概括為“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等軍事原則（見兵貴伐謀說）。他認為，只要慎重地實行上述軍事原則，就可以指揮若定，得心應手，成為天下無敵的大將。孔子、孟子、荀子的兵貴伐謀思想，為歷代儒家所繼承或發揚。趙充國說：“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杜預說：“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唐代李愬認為：“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唐紀五十六》）歐陽修則主張：“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歐陽修全集·居士集·準詔言事上書》）明太祖朱元璋則概括說：“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明太祖寶訓》卷一《經國》）兵貴伐謀，不僅為儒家，也為兵家所尊崇，是中國軍事思想的優良傳統。

歷史地位

儒家從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等關係方面，論述了許多關於戰爭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諸如用正義戰爭制止非正義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禁暴除害，強調兵以民為本，主張人和及兵貴伐謀等。這些思想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應該充分肯定它們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但是，一方面由於先秦兵家的興起，古代軍事思想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以《孫子兵法》（孫武著）為代表的兵家思想，被稱為“兵經”，有關軍事思想幾乎無出入於其左右。另一方面，則由於儒家後學大多只強調仁義，而忽略了軍事思想的研究和闡述，因此，儒家軍事思想歷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有的甚至說：“先王之道，以仁義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孫子十家注》）自覺不自覺地把儒家和兵家從根本上對立起來。但這並不符合史實。事實上，儒家和兵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李覯就此曾指出：“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一，未知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李覯集》卷十七《強兵策第一》）孫星衍在《孫子兵法序》中也說：“其書（指《孫子》）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孫子十家注》）可見，研究儒家的軍事思想，並把它與對兵家的研究結合起來，對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