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設教”一詞最早見於《周易》觀卦彖辭，原文是：“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這裡“神道”指陰陽變化不測之道，非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後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與人道相對應，於是神道設教便成為儒家宗教觀的簡練表述方式，而它又確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論語·學而》載曾子的話：“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是嚴肅操辦父母的喪事，追遠是以祭祀的方式紀念遠代的先祖。通過喪祭活動，培養人們對先輩的孝敬之心，民間的風俗也會隨之純厚起來。
觀天之神道設立教化的學說，屬自然哲學與科學無法明顯區分，與《歸藏》《周易》血緣關係可溯源到原始社會。自然哲學傳承宗教科學化，從而保障人、人類、人類社會得以沿著正確的路徑向前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神道設教說
- 定義：自然哲學神道設教傳承宗教科學化(易以神道設教)
無神論傾向,祭為教本論,儒佛道三教共存,宋明清儒家分歧,清末神道設教說,道德教化傳承,
無神論傾向
神道設教包含著兩大要素，一曰神道，二曰設教，兩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形成某種分離。也就是說，一種是真信神道，同時又強調以神道設立教化，這是信仰主義的態度；一種是不信神道，只把神道作為一種工具，利用它來達到設立教化的目的，這是理性主義的態度。孔子的態度是對鬼神存而不論，而主張以神道設教，這裡面包含著內在矛盾。矛盾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有神論，也可能導致無神論。後一種情況以荀子和王充為典型代表。荀子不信鬼神，但他並不反對民眾信鬼神。他認為宗教祭祀活動對於不同地位的人群，其意義是不同的。《禮論》說：“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君子明知道無鬼神，祭祀是人為設立的，但不能取消，因為百姓相信鬼神，祭祀可以寄託人的情思，改善社會風氣。王充認為“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皆在於弘揚德性，“未必有鬼而享之者”（《論衡·祭意》）。王充是無鬼論者，他不承認祭祀的宗教意義，只肯定祭祀的道德功能。他還對祭祀治病的現象做出理性的解釋，認為那是“祀畢意解，意解病已”，而病人“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論衡·祀義》），實際上是心理治療的功效。《淮南子·泛論訓》具有儒家傾向，它指出鬼神並非真有其事，而流行於社會，在上位者要“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用宗教的力量推行一些好的主張。如世俗謂“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其實沒有這回事，戶牖乃風氣出入處，臥者易受風寒，“故托鬼神以伸誡之也”。
祭為教本論
《禮記》發展了先秦儒家的神道設教說，不僅把宗教祭祀作為教育手段，而且作為基本的主要的教育方式，推崇備至。《祭統》說：“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祭義》說：“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它具體解釋說：“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富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這裡把鬼神祭祀的政治意義和教育作用說得十分清楚，明白地把宗教作為穩定統治的工具。《祭統》則再三強調宗教祭祀的道德意義：“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國在周代及以前，是政、祭、教三位一體的，三代以後，三者雖有所分化，政權仍掌握著祭權與教權，而宗教祭祀仍不失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方式。
儒佛道三教共存
魏晉以後佛道教興起，神道設教的內容除傳統鬼神信仰外，還增加了佛教和道教。儒家學者在批判佛道二教的同時，也肯定它們勸善化俗的功用；政治統治者往往三教並獎，利用佛教道教穩定社會秩序，推行道德教化。東晉儒臣何充言佛教的好處：“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弘明集》卷十二）北魏文成帝認為佛教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書·釋老志》），他看到佛教有補充法治、強化道德的作用。顏之推寫《顏氏家訓》，其《歸心篇》主張儒佛互補，“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唐太宗所好惟在儒學，但他支持佛教道教：“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道教尊奉李耳（老子），李唐可與老子聯宗；又因佛教乃有國之常經，因而用之，皆出於神道設教的需要。由於中國有重宗教社會功能輕神學論證的傳統，儒家在力保自身正宗地位的同時，能夠容忍佛教道教的存在，用殊途同歸的思想，把三教統一於“設教”的目標，使三家得以和平相處，互相滲透，形成互補合流的趨勢，共同維繫著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
宋明清儒家分歧
朱熹主張多治實學，少談鬼神，對於神道並不熱心。但他反對單純的神道設教說，以為祭祀之事，只要克盡其誠，便可感應所祭者的魂魄。他說：“祭祀之禮，以類而感。”如不其然，便成偽事。他認為“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鄭子上》），擔心鮮明的無神論會損害祭祀的敬誠。朱熹終究是正宗儒家，他認為：“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明儒呂坤與朱熹不同，明確主張敬事鬼神，因為“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大，但自不可鑿求，不可道破也”（《呻吟語·談道》）。鴉片戰爭前後的魏源亦熱心於神道設教。他認為設教有二：“《詩》、《書》、《禮》，皆人道設教，惟《易》則以神道設教。”（《默觚》）他認為人道與神道皆有必要，對宋儒重人道輕神道的態度不滿，主張崇信神道而設立教化。他引證儒典中鬼神之說，云：“聖人敬鬼神而遠之，非辟鬼神而無之也。”“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攝之。宋儒矯枉過正，而不知與六經相違。”（同上）魏源看到治國單靠法律是不夠的，還要有宗教來收攏人心。
清末神道設教說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大儒康有為，看到西方文明國家有一神教，專奉教主，政教並立又分途，認為是西方的長處。而獨有中國為無教之國，國無所立，民無所依，天下不免要大亂。他認為神是“若有若無而必不可無”的事物，如盡棄宗教，人即“無所畏憚，肆其作惡而已”，故“將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中華救國論》）。他主張向西方學習，為振興中國而重建自己的國教，這就是孔教。孔教是人道教，而兼神道，為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故應推尊孔子為中國的改制教主，以孔子配天而祀，祭止天祖，其他淫祠一律廢除。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皆立孔子廟，以時祭祀，講誦儒經，並由上而下層層設定司教職位。祭酒老師為全國教會之長，兼為教部尚書，專理文教。這樣，中國人又重新有了維繫人心的精神力量，政教並舉，便可達於至治。康有為的上述思想是神道設教學說在近代一次大復興。他企圖將儒學改造成宗教並與傳統天祖崇拜相結合，而這樣做違背了儒學人本主義的精神，所以注定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