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觀

儒家關於宗教的性質、內涵、社會功能的理論。是儒家人文主義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宗教觀
• 定義：儒家關於宗教的性質、內涵、社會功能的理論

背景介紹

“宗教”這一術語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沒有的。佛教傳入中國，始用“宗教”，以佛陀所說為教，以佛弟子所說為宗，合稱宗教。西文“religion”一詞，泛指對超人間力量的信仰。日本學者首先用漢字“宗教”來翻譯它。明治十二年（1879）小崎弘通在《基督教的學問》一文中就使用了“宗教學”一詞，接著漢字“宗教”廣被採用，並流傳回中國。20世紀初，章炳麟、嚴復、梁啓超、蔡元培等人較早使用“宗教”一詞，並有較大影響。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接近於近代“宗教”概念的辭彙當是“神道”一詞，首見於《周易》觀卦彖辭。儒家常用“神道”代表鬼神崇拜之事，而與人道相對待，儒家的宗教觀就是它的神道觀。

沿革

儒家宗教觀是在對傳統宗教進行修正和淡化中產生的。孔子是其創建者。他保留傳統的天命信仰，但消除天命的人格神特徵並限制天命的作用範圍。他不語怪力亂神而重視祭祀的教化功能。他提出的敬鬼神而遠之的說法，為儒家對鬼神的態度定下基調。《周易》提出神道設教說，成為儒家人文主義神道觀最簡煉的概括；它用陰陽氣化說解釋鬼神，對後來有重大影響。

儒家宗教觀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以《禮記》成書為標誌。《禮記》論述了宗教祭祀在禮樂制度中的地位，祭祀的起因、意義、功能，祭祀者應有的態度和情感，從而形成系統化的禮學和禮學中的祭學。在這一階段上，還出現過荀子、王充、范縝等人的無鬼神論和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有神論。

儒家宗教觀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從宋到清，張載為起點，朱熹集大成，建立起鬼神觀的哲學理論，用理氣心性之說來解釋生死鬼神之事。

儒家宗教觀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清末，以康有為、梁啓超、章炳麟為代表，吸收和借鑑西方哲學和宗教思想，對儒家宗教觀進行改革。康有為欲學習西方治教並重、治教分途的體制，主張改造儒學為孔教，以維繫國民的道德精神。梁啓超不贊成把儒家宗教化，對哲學與宗教做了區分，主張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章炳麟批判傳統的天命鬼神和西方基督教，卻主張以佛教法相宗為根基建立無神的宗教，目的是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他們的宗教觀已突破了傳統的儒家觀念，具有了近代的特點。

宗教祭祀是禮樂的一部分

孔子把人禮與神禮統一起來考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荀子更是把祭禮與人禮貫為一體，其《禮論》提出“禮有三本”之說，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祭祀就是尊天敬祖的方式。《禮記》說：“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樂記》）又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統》）五禮以祭禮為重心是古代祭政結合、祭族結合的社會制度在體制上的表現。史家在修史時，把祭禮納入禮志，並作為首禮，這是繼承了《禮記》的傳統。《新唐書·禮樂志》認為：“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它道出了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即三代而上，政與教完全合一；三代而下，以政治民，以禮教民，政與禮有所分化，政治系統是硬性的，禮樂系統則有彈性，更多地成為社會文化生活方式。包括祭禮在內的五禮走上形式化的道路，逐漸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

宗教祭祀的情意論說明

儒家主流派主張保留宗教祭祀，並不是由於鬼神實有，以便向鬼神求福消災，而是為了滿足祭祀者自身心理的需要，使主體的情意有所表露和寄託。孔子解釋三年之喪時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守孝三年而後孝子才能心安。荀子說：“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敬愛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禮論》）祭祀之禮可以表達人們對死者的敬慕之情，厚其生亦敬其死，才是始終如一的君子之道，所以祭禮是“稱情而立文”（同上）。《禮記》指出，祭祀天地先祖，是因為它們是人類的本源，通過祭祀表達報本反始之意，“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祭祀古代偉大人物，是因為他們有功德於民，後人通過祭祀表達紀念之情，故《祭法》說：“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正是由於祭祀是寄託祀者的思念感戴之情意，所以理想的祭祀必須是誠信忠敬、盡心盡意。子張的要求是“祭思敬，喪思哀”（《論語·子張》）。孔子強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禮記》說孝子祭祖時應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的態度，仿佛聽到看到親祖的音容笑貌，希望親祖真能享用自己的供品，這是孝子應有的心情。在儒家看來，宗教祭祀是發自內在感情的事，不是外力強加給人的，更不能有祭祀求報的功利性考慮，否則便失去祭祀的本意，故說：“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祭統》）

鬼神崇拜的本體論說明

儒家主流派不願從宗教信仰的角度肯定鬼神，但試圖從哲學上給予鬼神現象以理論的說明，把崇拜對象變為認識對象。張載是理學宗教觀的奠基人。他上承《周易》，正式將陰陽氣化論引入鬼神觀。他認為一切變化無非是陰陽氣化，人的生死乃氣之聚散，鬼神不是超驗的神秘之物，而是陰陽二氣屈伸變化的能力，故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正蒙·太和》）他認為，陰陽聚合而生物為神，陰陽離散而死物為鬼，故說：“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正蒙·動物》）“死而游散者為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同上）朱熹贊同張載的觀點，認為“鬼神只是氣”（《朱子語類》卷三），“神者伸也，鬼者歸也”（《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他又進一步指出：“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之，“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之，“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同上）。朱熹認為鬼神不等於氣，“氣之精英為神”，如“金木水火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者神也”（《朱子語類》卷三）。以理釋神是朱熹理學鬼神觀的特色。王夫之為張載的《正蒙》作注，充分肯定張載的氣化鬼神觀，氣有聚散而非有無，故佛教以滅盡無餘為大涅槃是錯誤的；道教執於形體，有聚無散，物而不化，也是錯誤的。王夫之用氣化論解釋了鬼神，又批評了佛教道教。他不贊成朱熹關於人死氣散不能復聚之說，認為死而可復聚為生，對於存神以盡性者，“則與太虛通為一體，生不失其常，死可適得其體”，這就是不死之“大我”（以上《正蒙·太和》注）。

宗教祭祀的社會功能

儒家強調以德治國，德治的內容之一是重視道德教育與感化作用。儒家正是以此為著眼點，肯定宗教祭祀具有崇德揚善、教化民性的功能，而且把宗教祭祀首先作為一種基本教育方式看待，其宗教意義反而退居次要地位。這是儒家宗教觀的最大特色。孔子所重四事中，除了民、食，便是喪、祭，為何重喪祭？曾子說出其中緣由：“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便是嚴肅操辦親祖的喪事，追遠便是隆重祭念遠代的先祖，喪祭活動可以使民間風氣變得純厚。《周易·彖辭上》提出“神道設教”之說，即以神道設立教化，“神道設教”這一說法表述了儒家宗教觀的精神，而為多數儒者所接受，包括信神的和不信神的。荀子不信鬼神，但重祭祀，《禮論》說：“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在荀子看來，祭祀是為百姓而設，有利於道德教化。王充認為：“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皆在於弘揚人道，“未必有鬼而享之者”（《論衡·祭意》）。《禮記》進一步發展了神道設教說，提出“祭者教之本也，（《祭統》）的說法。後世儒者雖多不是宗教信仰者，但都維護傳統的宗教祭祀之禮，認為郊天、封禪可以崇天尊君；五服之制、宗廟之禮可以固宗收族，崇德繼孝；社稷山川日月之祭，可以勸農報本；孔府孔廟之祭，義在崇重文化，弘揚聖人之道，都把神道作為推進人道的手段。明儒呂坤說：“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大。”（《呻吟語·談道》）清末大儒康有為認為，神是“若有若無而必不可無”的事物，如盡棄宗教，人即“無所畏憚，肆其作惡而已”，故“將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中華救國論》）。

魏晉以後，佛教道教興起，社會精神生活形成儒、佛、道三足鼎立之勢。儒家對佛、道二教多有批評，甚至發生排佛斥道事件。但許多儒者採取在三教間求同存異的態度，倡導兼容並修，認為三教實乃殊途同歸，同歸於勸善化俗，有助王道。如東晉儒臣何充力言佛教有益：“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主張“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弘明集》卷十二）。北魏文成帝兼宗儒佛，他的詔書說：“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而佛教亦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書·釋老志》）。南梁劉勰兼崇佛儒，其《滅惑論》謂孔釋二教雖有精粗內外之別，但“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向為儒家推崇，而家訓有《歸心篇》，認為儒佛本為一體：“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他看到佛教亦能起到道德教化作用，故主張兼容，許多儒者看重佛教，皆由於此。

歷史價值和意義

儒家宗教觀的立足點不是神學，也不是無神論，而是人學；以人為本位，將天與人、生與死、人與鬼神、祖與子孫進行一體化，皆納入人道的系統，把神道鬼事看成人道的繼續和組成部分。所以儒家一方面適當肯定宗教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又淡化宗教的超世性，強化人文的現世性，突出宗教的情意論與功能論，放棄從認識論上證明鬼神的存在。這造成中國知識界宗教意識不強烈的歷史特點和對宗教寬容的態度。近代西方宗教的發展趨勢之一是淡化神學，突顯宗教的道德意義和人文價值；由此可以反觀儒家宗教觀的早熟性及其超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