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觀

儒家關於宗教祭祀發生、性質和功能的學說。是儒家宗教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祭祀觀
• 定義：儒家關於宗教祭祀發生、性質和功能的學說

基本概念

“祭祀”二字皆從“示”。“祭”，《說文》：“祀也，從示，以手持肉”，手持肉獻於神前為祭。“祀”，《說文》：“從示，巳聲。”《爾雅》：“祀，祭也。”析言之，祭與祀有別，“天神稱祀，地祗稱祭，宗廟稱享”（《周禮》疏）；統言之，祭與祀無別，乃祈拜天神地祗人鬼之通稱。在古代傳統祭祀中，祭天地、宗廟、社稷是最重要的三種，各有不同的儀注規範，形成郊社宗廟制度，成為禮樂文化的一部分。

先秦儒家皆重祭祀

先秦儒家對鬼神敬而遠之，有的甚至認為無鬼神，但都無一例外地重視祭祀。孔子所重四事中便有喪祭二事。他要求孝子對父母守一貫之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他認為祭祀時要誠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此即在感情上把祭祀對象當作是實有的，就在眼前。他的學生曾參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這就是說要嚴肅操辦父母喪事，以祭祀的方式追念遠代的先祖，這樣民性就可以歸於純厚了。孔子祭祀觀的特點是強調祭祀者的心理情意與祭祀的社會教育功能，而不去對祭祀對象——鬼神做存在論的說明。墨子批評儒家：“執無鬼而學祭祀，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墨子·公孟》）他看到了儒家祭祀觀的矛盾。但儒家是從生死一貫和禮不可無的角度去論證祭祀的必要性，不同於認識論的角度。荀子否定鬼神的存在，把祭祀僅僅看成一種社會文化行為。《天論》評論求雨而行雩祭，說：“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祭祀本無神可通，其真正的作用在於文飾教化。《禮論》說：“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祭禮和人禮都是人類社會報本返始的文明行為，是情意的寄託，是教化的必須。《禮論》還認為，敬始慎終者才是君子；厚其生而薄其死，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是奸人之道，若“朝死而夕忘之”，則“鳥獸之不若”，怎么能相與群居而不為亂呢？所以祭禮是“稱情而立文”。

《禮記》是儒家祭祀觀的系統化

《禮記》以孔子思想為主旨，對於祭祀的性質、要領、功能做了系統說明。①禮重祭祀論。《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禮是：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五禮以喪祭為重。②報本反始論。《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祀的意義在於不忘根本。③功烈紀念論。《祭法》說：“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為紀念有功烈於民的英雄人物，因而有祭祀之興作。④事死如生論。《中庸》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親人有生死，但孝心不能變，祭祀就是孝子表達對先人孝敬之情的方式，所以《祭統》說：“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祭祀時，要抱有死者如生的心情，仿佛能看到聽到親祖的音容笑貌，希望祖靈品嘗兒孫的供品，這是孝子的心理。⑤祭主敬誠說。既然祭祀的主要意義不在求報，而在滿足祭者的思念情感，那么敬誠的態度便是至要的，儀節則是次要的。《檀弓》發揮《論語》“祭思敬，喪思哀”（《子張》）的思想，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⑥祭為教本論。祭祀的功效不在於求神賜福消災，而在於教化人心，顯揚道德。《祭統》說：“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又說：“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坊記》說：“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禮記》的祭祀觀是儒家祭祀理論的集大成者。

儒家對祭祀的歷史考察

儒家中的史學家對歷史做考察時也對宗教祭祀進行考察，此種考察起始於《史記·封禪書》，繼以《漢書·郊祀志》。《郊祀志》認為，“祀者，所以服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是以聖王為之典禮。它又指出，“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至周公制禮作樂而祀禮周備，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灶、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而後世多變，更不應古制。作者對祭祀的性質、歷史與禮制有概括的述說，在肯定祭祀必要的同時不主張為政者過分熱中於神道，讚賞西漢谷永的態度。谷永反對盛稱鬼神，廣崇祭祀，以為是奸人之道，皆系風捕景，無有效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漢以後，官方使用儒者修史，多將宗教祭祀列入禮志，將祀禮納入人禮，統一加以論說，充分肯定祭禮對於整個禮樂文化的重要性。如《晉書·禮志》說：“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魏書·禮志》說：“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眾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之三才惟穆，百姓允諧。”《隋書·禮儀志》說：“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三才之禮用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周公“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作者認為，古禮以祭為主，周禮以祭為首，皆為治國所不可或缺，但應行之有道。而春秋以來，或變或廢，時興時衰，至東漢始得其時制，而梁武裁成大典。《新唐書·禮樂志》提出一個重要見解，認為“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所謂治出於一，是指政事民事莫不出於禮；所謂治出於二，是指以政治民與以禮教民析為二事。包括祭禮在內的禮制與政權系統相對分離，又往往“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這一見解是深刻的。《元史·禮樂志》亦指出：“古之禮樂，壹本於人君之身心，故其為用，足以植綱常而厚風俗。後世之禮樂，既無其本，唯屬執事者從事其間，故僅足以美聲文而侈觀聽耳。”中國禮樂的演變確實如此，就祭禮而言，逐漸失去宗教那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變成文飾社會生活的儀節。有鑒於此，後期儒家學者大都不熱心參予宗教祭祀，而把精力轉向天道性命之學的建構；只有身為禮官的儒者，方不得不參予祭祀禮制的修定。

歷史意義

把祭祀納入人禮，從禮教的角度看重祭祀，是儒家祭祀觀的基本精神。重祭祀使得儒家與傳統宗教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重教化又使得儒家對其他宗教採取寬容態度。把祭禮納入人禮的結果，使祭祀失去原有的強烈宗教性，逐步世俗化和形式化。儒家的祭祀觀是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它與信仰主義的祭祀觀有明顯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