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原因
心理現象是怎么發生的?這是心理諮詢師需要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因為他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需要分析心理想法產生的原因,以及在這個原因之中會對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進而需要考慮的是思維和行動的關係,規避惡性行為,引導其趨向理想的可控的狀態。
雖然提問的字數看起來很少,但是要分期起來還是蠻複雜的。從生物學以及解剖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人體的心理現象是大腦的思維活動以及神經元感知過程的交集。是外界事物或者外界元素作用於人體之後的內心反應。如果要是從過程表現分析,心理現象的產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方面是個性的體現,是指在心理現象產生過程中的心理特徵的堆疊。可以是對於客觀事物的反應。同樣也能夠反作用與人體而產生行為的導向或者制約的效果。從心理活動的角度分析,包括三個方面,分別是知、情、意,不同的側面體現出不同的效應,綜合的作用產生了整體的反應,最後促成心理現象的產生,或者影響心理現象的產生。
其實心理諮詢師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準確的把握心理活動或現象產生的原因,並對其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尋找出規律性和共性,進而才能夠做出快速而準確的判斷。心理現象已經不單純是心理的活動,而是人行為複雜性的表現,或者已經融入到人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之中,對人的行為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表現形式
破窗效應(Break Pane Law)
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現象叫做“破窗效應”,就是說,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的,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很乾淨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後,人就會毫不猶疑的拋,絲毫不覺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
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引爆點”,地上究竟要有多髒,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么髒,再髒一點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麼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爛到底。
任何壞事,如果在開始時沒有阻攔掉,形成風氣,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個小缺口沒有及時修補,可以崩壩,造成千百萬倍的損失。
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窗戶玻璃,而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
規範化、制度化、程式化在企業管理、人際關係等方方面面顯示出極其重要。
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反應遲鈍或糾正不力,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惡果。
責任分散效應(Decentralized responsibility effect)
也稱為旁觀者效應,是指對某一件事來說,如果是單個個體被要求單獨完成任務,責任感就會很強,會作出積極的反應。但如果是要求一個群體共同完成任務,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的責任感就會很弱,面對困難或遇到責任往往會退縮。因為前者獨立承擔責任,後者期望別人多承擔點兒責任。“責任分散”的實質就是人多不負責,責任不落實。
對於責任分散效應形成的原因,心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調查,結果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說是眾人的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人們的援助行為確實是不同的。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境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如果他見死不救會產生罪惡感、內疚感,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分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甚至可能連他自己的那一份責任也意識不到,從而產生一種“我不去救,由別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體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這種局面,這是心理學家正在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1964年3月13日夜3時20分,在美國紐約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諾比白的年輕女子在結束酒巴間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當她絕望地喊叫:“有人要殺人啦!救命!救命!”聽到喊叫聲,附近住戶亮起了燈,打開了窗戶,兇手嚇跑了。當一切恢復平靜後,兇手又返回作案。當她又叫喊時,附近的住戶又打開了電燈,兇手又逃跑了。當她認為已經無事,回到自己家上樓時,兇手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將她殺死在樓梯上。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她大聲呼救,她的鄰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觀看,但無一人來救她,甚至無一人打電話報警。這件事引起紐約社會的轟動,也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的重視和思考。人們把這種眾多的旁觀者見死不救的現象稱為責任分散效應。
帕金森定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通過長期調查研究,寫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書。他在書中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後果: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幹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利;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幹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構成威脅。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
暈輪效應(The Halo Effect)
俄國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暈輪效應的作用吃了大苦頭。他狂熱地愛上了被稱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麗,並且和她結了婚。娜坦麗容貌驚人,但與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當普希金每次把寫好的詩讀給她聽時。她總是捂著耳朵說:“不要聽!不要聽!”相反,她總是要普希金陪她遊樂,出席一些豪華的晚會、舞會,普希金為此丟下創作,弄得債台高築,最後還為她決鬥而死,使一顆文學巨星過早地隕落。在普希金看來,一個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貴的品格,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種現象被稱為暈輪效應。
所謂暈輪效應,就是在人際交往中,人身上表現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徵,掩蓋了其他特徵,從而造成人際認知的障礙。在日常生活中,“暈輪效應”往往在悄悄地影響著我們對別人的認知和評價。比如有的老年人對青年人的個別缺點,或衣著打扮、生活習慣看不順眼,就認為他們一定沒出息;有的青年人由於傾慕朋友的某一可愛之處,就會把他看得處處可愛,真所謂“一白遮百醜”。
暈輪效應是一種以偏概全的主觀心理臆測,其錯誤在於:
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個別特徵,習慣以個別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樣,以點代面;
第二,它把並無內在聯繫的一些個性或外貌特徵聯繫在一起,斷言有這種特徵必然會有另一種特徵;
第三,它說好就全都肯定,說壞就全部否定,這是一種受主觀偏見支配的絕對化傾向。
總之,暈輪效應是人際交往中對人的心理影響很大的認知障礙,我們在交往中要儘量地避免和克服暈輪效應的副作用。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或稱霍索恩效應,起源於1924年至1933年間的一系列實驗研究,其後,從1927年到1932年,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教授持續多年對霍桑實驗結果進行研究、分析。霍桑一詞源於用於實驗的工廠,它是美國西部電氣公司坐落在芝加哥的一間工廠的名稱。實驗最開始研究的是工作條件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係,包括外部環境影響條件(如照明強度、濕度)以及心理影響因素(如休息間隔、團隊壓力、工作時間、管理者的領導力)。
由於受到額外的關注而引起績效或努力上升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霍桑效應”。也就是所謂的“宣洩效應”。
霍桑效應的發現來自一次失敗的管理研究。美國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廠,是一個製造電話交換機的工廠。這個工廠具有較完善的娛樂設施,醫療制度和養老金制度等,但員工們仍憤憤不平,生產狀況也很不理想。為探求原因,1924年11月,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由心理學家等各方面專家參加的研究小組,在該工廠開展了一系列的試驗研究。這一系列試驗研究的中心課題是生產效率與工作物質條件之間的關係。這一系列試驗研究中有一個“談話試驗”,即用兩年多的時間,專家們找工人個別談話兩萬餘人次,並規定在談話過程中,要耐心傾聽工人們對廠方的各種意見和不滿,並做詳細記錄,對工人的不滿意見不準反駁和訓斥。
這一“談話試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霍桑工廠的產量大幅度提高。這是由於工人長期以來對工廠的各種管理制度和方法有諸多不滿,無處發泄,“談話試驗”使他們的這些不滿都發泄出來,從而感到心情舒暢,幹勁倍增。社會心理學家將這種奇妙的現象稱為“霍桑效應”。
維特效應
所謂“維特效應”指的是兩百年前德國大文豪歌德發表了一部小說,名叫《少年維特之煩惱》,該小說講的是一個青年失戀而自殺的故事。小說發表後,造成極大的轟動,不但使歌德名聲在歐洲大噪,而且在整個歐洲引發了模仿維特自殺的風潮,為此,好幾個國家將《少年維特之煩惱》列為禁書。
“維特效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就像情緒上的“流感”。媒體對自殺新聞的大肆渲染對於一些徘徊在生死邊緣的人具有強大的暗示、誘導性。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4月1日,張國榮自殺事件發生後,媒體的報導連篇累牘、大肆渲染。結果從當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時內,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樓自殺,其中5人不治,當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殺身亡個案,較3月份增加32%。有幾名死者留下遺書,清楚寫明其自殺與張國榮輕生有關。
在中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至少有100萬人自殺未遂。自2000年以來,每年10萬人中有22.2人自殺,每2分鐘就有1人自殺、8人自殺未遂。可以說,如果每一起自殺都要報導的話,恐怕整張報紙都裝不完。
實際上中國人自殺的比例越來越大,這當然跟中國社會轉型期急劇變化,人們承受的精神和物質壓力越來越大有直接的關係,自殺行為的增加,也不能全部怪罪於媒體。但是正如筆者前面所說的,媒體的自殺新聞與自殺行為的增加確實有不可迴避的關聯。僅僅出於敬畏生命的人道主義考慮,媒體也應該主動進行反思並警醒。
社會可以關注自殺現象,但不應炒作自殺個案,或者把自殺“娛樂化”處理,而應該在報導中採訪一些專家學者等,突出心理危機干預,從而啟發公眾對自殺背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討論,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刻板效應
所謂刻板效應,又稱刻板印象、社會定型,是指對某人或某一類人產生的一種比較固定的、類化的看法。是還沒有進行實質性的交往,就對某一類人產生了一種不易改變的、籠統而簡單的評價,這是我們認識他人時經常出現的現象。
有些人總是習慣於把人進行機械的歸類,把某個具體的人看作是某類人的典型代表,把對某類人的評價視為對某個人的評價,因而影響正確的判斷。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種偏見,人們不僅對接觸過的人會產生刻板印象,還會根據一些不是十分真實的間接資料對未接觸過的人產生刻板印象,例如:老年人是保守的,年輕人是愛衝動的;北方人是豪爽的,南方人是善於經商的等等。
刻板效應的表現多種多樣。比如,有的領導者認為愛挑毛病的人一定是“刺兒頭”,沉默寡言的人一定城府很深;活潑好動的人一定辦事毛糙,性格內向的人一定老實聽話;青年人單純幼稚、容易衝動,老年人經驗豐富、保守、穩重。此外,還有地域上的刻板印象。
鳥籠邏輯
掛一個漂亮的鳥籠在房間裡最顯眼的地方,過不了幾天,主人一定會做出下面兩個選擇之一:把鳥籠扔掉,或者買一隻鳥回來放在鳥籠里。
這就是鳥籠邏輯。過程很簡單,構想你是這房間的主人,只要有人走進房間,看到鳥籠,就會忍不住問你:“鳥呢?是不是死了?”當你回答:“我從來都沒有養過鳥。”人們會問:“那么,你要一個鳥籠乾什麼?”最後你不得不在兩個選擇中二選一,因為這比無休止的解釋要容易得多。
鳥籠邏輯相對立的兩個指向:
1、人們絕大部分的時候是採取慣性思維,實際上,在我們的身邊,包括我們自己,很多時候不是先在自己的心裡掛上一隻籠子,然後再不由自主地朝其中填滿一些什麼東西嗎?
2、鳥籠效應會造成人的一種心理上的壓力,使其感覺有必要去買一隻鳥與籠子相配套。如果戰略性規劃是一隻鳥籠,那么就必須把這個鳥籠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