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相關人物,韓愈,周敦頤,李寬,李士真,朱熹,張栻,黃乾,
歷史背景
據明代萬曆《重修石鼓書院志》、清代《清泉縣誌·營建志·祠祀》載，明永樂十一年（1413），衡州知府史中重建書舍六間以待遊學者，有禮殿祀孔子，韓張祠祀韓愈、張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知府何珣修復舊祠時，增祀朱熹，遂創三賢祠。萬曆十七年（1589），朝廷允禮部尚書曾朝節之奏請，增祀周敦頤，後又進李寬、李士真、黃乾三人，遂改號七賢祠。
相關人物
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漢族，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 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內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產物。那么，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羈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
韓愈
韓愈周敦頤
周敦頤（1017.5.5～1073），字茂叔，號濂溪，漢族，宋營道樓田堡（今湖南道縣）人，北宋著名哲學家，是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宋史·道學傳》將周子創立理學學派提高到了極高的地位。他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周敦頤
周敦頤清代學者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他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在以後的七百多年的學術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李寬
李寬李士真
李士真朱熹
朱熹（1130.9.15～1200.4.23） 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逆翁。 漢族，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人。19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制。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吏，治績顯赫。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朱熹
朱熹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響。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此外有《朱子語類》，是他與弟子們的問答錄。
張栻
張栻,字敬夫，又字樂齋，號南軒，南宋漢州綿竹（今屬四 川）人。為南宋“中興”賢相張浚之長子。以父蔭補右承郎，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在朝曾充侍講，後進直寶文閣。紹興三十一年（1167）於碧泉書院從胡宏受業，胡得之甚喜，為湖湘學派主要傳人。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象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國小，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張栻
張栻
黃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