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相城
- 別名：淮北
- 位置：皖北
- 建城時間：黃帝末年
歷史淵源,名稱來由,
歷史淵源
相城舊址在安徽北部的淮北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宿州符離縣條云：“故相城在縣西北九十里，蓋相土舊都也。”《太平寰宇記》卷十七宿州虹縣條云：“故相城，蓋即相土所居。”據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重修相山廟碑記》云：“按廟之前代石刻謂相之古城帝顓頊所建”。從文獻記載來看，史前“相城”在相土前已經存在，而非相土居此後所建。
與史前“相城”關係最密切的兩個人是顓頊帝與相土。一般認為顓頊文化對應於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中期，即距今5500年左右，而淮北地區這時期基本處於大汶口文化中期，且大汶口文化遺址較多。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中科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趙永恆等又利用天文學方法確定顓頊帝的歷史年代為距今48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春秋命歷序》中有“顓頊傳二十世”。綜合考證，顓頊帝的年代應該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間，這個時期淮北地區處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土為帝堯之侄孫，生活在距今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晚期。他作為商湯十一世祖，本為“子”姓，初封於相，居於相地，故以地名為氏，猶如黃帝本姓公孫，有天下後居軒轅之丘，故稱軒轅氏一、“相”之造字與“相山”、“相城”之得名
要弄清“相城” 得名之源流，我們不妨首先從“相”字的構字形體及其本義來談，“相”字甲骨文作“ ”、“ ”、“ ”、“ ”、“ ”。這五種寫法均有“目”形，有目則可視，“目”在木上表示向上看，在木側可以理解為以“目”視木上之刻度（如現在的測量覘標）。木表示架起的高台，“目”表示觀測儀器上的刻度，“相”之本意就是站在高台上觀測，可推之“相”之造字與古代觀測天文有關，後來引申為“扶幫、輔佐、勘察”等則是“相”本義的延伸。《周禮》載有官名“馮相氏”，《周禮》其源皆自上古，從夏商承襲發展而來，體現了社會管理者對各行各業、各部各司的精細分工。考之《周禮·春官宗伯》“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通“憑”,乘也，登而憑之。“相”，視也，察也。【疏】馮相，釋曰：“在此者以其與太史同主天文，故其職雲掌歲月星辰之位。雲世登高台以視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由上文可知“馮相氏”是世登高台以視天文次序之主管，“相”之造字本意與天文觀測有著密切的關係。古代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天文曆法的指導，幾千年來，中國的天文曆法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黃帝時期天文曆法已趨完善，據《史記》記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莢”， “莢”同“策”，意思就是黃帝時觀測太陽的運行並用神策推算曆法，預知節氣。又《正義》：“黃帝受神莢，命大撓造甲子（即天干地支），容成造歷（即黃帝歷）是也。”據這些文獻記載可知，黃帝時期對天地和日月星辰的運行已觀測計算得較準確，並用以指導農業生產。
按《史記·五帝記》雲，“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所謂“載時以象天”講的就是顓頊帝按時觀測天文變化以指導農業生產。又《史記·曆書》“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復侵瀆。”這裡透露出九黎亂政，擾亂了天文曆法，給天下造成了混亂，危害了農業生產，故顓頊登位後理而平之，通過命南正重司天管理天文工作，恢復了正確的天文曆法。命火正黎管理土地，教化萬民，恢復了正常秩序。據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重修相山廟碑記》云：“按廟之前代石刻謂相之古城帝顓頊所建”。古碑所載顓頊帝築相城是有道理的，這是顓頊帝平九黎之亂後重視天文觀測，加強管理的具體體現。從“相”之造字及顓頊帝平九黎之亂以使神民不雜的史實兩方面考證，顓頊帝築相城不是空穴來風，在此築城正是為了“相”天以指導農業生產，而“相山”也應得名於其為“相”天之山。
與史前“相城”關係最密切的兩個人是顓頊帝與相土。一般認為顓頊文化對應於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中期，即距今5500年左右，而淮北地區這時期基本處於大汶口文化中期，且大汶口文化遺址較多。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中科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趙永恆等又利用天文學方法確定顓頊帝的歷史年代為距今48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春秋命歷序》中有“顓頊傳二十世”。綜合考證，顓頊帝的年代應該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間，這個時期淮北地區處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土為帝堯之侄孫，生活在距今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晚期。他作為商湯十一世祖，本為“子”姓，初封於相，居於相地，故以地名為氏，猶如黃帝本姓公孫，有天下後居軒轅之丘，故稱軒轅氏一、“相”之造字與“相山”、“相城”之得名
要弄清“相城” 得名之源流，我們不妨首先從“相”字的構字形體及其本義來談，“相”字甲骨文作“ ”、“ ”、“ ”、“ ”、“ ”。這五種寫法均有“目”形，有目則可視，“目”在木上表示向上看，在木側可以理解為以“目”視木上之刻度（如現在的測量覘標）。木表示架起的高台，“目”表示觀測儀器上的刻度，“相”之本意就是站在高台上觀測，可推之“相”之造字與古代觀測天文有關，後來引申為“扶幫、輔佐、勘察”等則是“相”本義的延伸。《周禮》載有官名“馮相氏”，《周禮》其源皆自上古，從夏商承襲發展而來，體現了社會管理者對各行各業、各部各司的精細分工。考之《周禮·春官宗伯》“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通“憑”,乘也，登而憑之。“相”，視也，察也。【疏】馮相，釋曰：“在此者以其與太史同主天文，故其職雲掌歲月星辰之位。雲世登高台以視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由上文可知“馮相氏”是世登高台以視天文次序之主管，“相”之造字本意與天文觀測有著密切的關係。古代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天文曆法的指導，幾千年來，中國的天文曆法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黃帝時期天文曆法已趨完善，據《史記》記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莢”， “莢”同“策”，意思就是黃帝時觀測太陽的運行並用神策推算曆法，預知節氣。又《正義》：“黃帝受神莢，命大撓造甲子（即天干地支），容成造歷（即黃帝歷）是也。”據這些文獻記載可知，黃帝時期對天地和日月星辰的運行已觀測計算得較準確，並用以指導農業生產。
按《史記·五帝記》雲，“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所謂“載時以象天”講的就是顓頊帝按時觀測天文變化以指導農業生產。又《史記·曆書》“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復侵瀆。”這裡透露出九黎亂政，擾亂了天文曆法，給天下造成了混亂，危害了農業生產，故顓頊登位後理而平之，通過命南正重司天管理天文工作，恢復了正確的天文曆法。命火正黎管理土地，教化萬民，恢復了正常秩序。據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重修相山廟碑記》云：“按廟之前代石刻謂相之古城帝顓頊所建”。古碑所載顓頊帝築相城是有道理的，這是顓頊帝平九黎之亂後重視天文觀測，加強管理的具體體現。從“相”之造字及顓頊帝平九黎之亂以使神民不雜的史實兩方面考證，顓頊帝築相城不是空穴來風，在此築城正是為了“相”天以指導農業生產，而“相山”也應得名於其為“相”天之山。
名稱來由
“相山 相城”之得名
上文中所說顓頊帝築相城是為了觀測天文以指導農業生產，“相山”也正應得名於其為“相”天之山。那么顓頊帝時為什麼要在相山上觀測天文？淮北地區在古代天文觀測中到底處於什麼地理區位呢？
司馬遷在《史記》之末附有《列國分野表》，而淮北地區天文分野屬東宮蒼龍房、心二星。二十八宿把周天按東西南北分成四份，而把東方七星，即：角、亢、氐、房、心、尾、箕連成線，像龍形，因此稱為“東宮蒼龍”。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天蠍座α星）又稱大火星。包括大火在內的角七宿被視為時間開始的時候和方位的標記，並賦予它們以龍的形象，已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見龐朴：《火歷鉤沉》（《中國文化》創刊號，1990年））大火星（心星）是先秦的文獻中記錄得最多的一顆星，《夏小正》和《尚書·堯典》中都有：“五月初昏大火中”的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龐朴教授也認為史前曾有以火記時的火歷，這已為學術界所認可。縱觀天文分野，相山地處於房、心分野，海拔較高，周圍亦為空曠的平原，為觀測大火星的較佳觀測點。
顓頊帝時的火正（北正）黎是觀象授時以指導農業生產的官員。其實負責觀測和祭祀大火星的“火正”在顓頊帝之前就已經出現，這在考古學上也是有證據的。大汶口文化階段，在淮北地區蒙城尉遲寺遺址中就曾發現“ ”或“ ”陶文，在山東大汶口文化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遺址和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發現這樣的陶文。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震中研究員在其《先商社會形態的演進》一文中認為，在“ ”、“ ”、“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 ” 、“ ”符號可以理解為月亮與大火星的組合，因為只有在夜晚大火星和月亮才能同時出現，上部的“○”並非是太陽的象徵，可以釋為“大火星”，而大火星在天區所處位置的確高於月亮。下部“ ”可以理解為人們在山上燃起熊熊火焰觀測月亮和大火星。其整體組合意為辰星即大火星從東方地平線升起，這時候正是春分之時，也是春耕、春種之時，是指導農業生產最關鍵之時。此原始符號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月亮、大火星的觀察、祭祀以及對光明的追求。以火紀時（火歷）為史前指導農業生產的輔助性曆法這已為學術界所公認。大火星的出現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因而受到人們崇拜。
當古代天文學初興起之時，黃淮海農業興盛發達之際，相山周圍史前聚落眾多，淮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經考古發掘的有：宿州小山口、古台寺、濉溪石山孜、懷遠雙古堆遺址等；大汶口文化階段遺址經考古發掘的有：亳州後鐵營、富莊、宿州蘆城子、蕭縣金寨、靈璧玉石山、固鎮葦塘、孟城、懷遠寶孤堆、蒙城尉遲寺遺址等，還發現垓下大汶口晚期城址，未經發掘的大型遺址還有華家湖遺址、濉溪安郎寺遺址、尖谷堆遺址等；龍山文化階段遺址經考古發掘的主要有：安徽宿縣小山口、蘆城子、蕭縣花家寺、靈璧玉石山、蒙城尉遲寺遺址。1989年～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隊調查發現了淮北地區以龍山文化堆積為主的遺址有23處，包括潁上縣銅台子、阜南縣清涼寺、渦陽縣將堌堆、利辛縣禪陽寺、亳州市大寺、濉溪縣古城子、平谷堆等遺址，並且一般面積較大，多在數萬平方米以上，延續時間較長，多有商周及漢代遺物與之同出。龍山文化階段，淮河流域史前城址也大量出現。上遊河南境內出現了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古城寨城址，平頂山蒲城店城址，沿潁水繼續南下則有龍山晚期的偃城郝家台、鄲城段寨、淮陽平糧台城址。
2007年～2009年，在蚌埠市固鎮的垓下遺址發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為皖北地區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座大汶口文化階段城址，說明這一時期已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時期。這在皖北的發現，也說明了大汶口文化階段，皖北地區已具備建城的條件。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龍山文化階段也出現了許多城址，說明當時社會已經有了統治人民的工具。如果據文獻所載“相城”為顓頊帝所建，那么建城原因是什麼呢？從上文分析來看，史前淮北相山周圍地區農業文明特別發達，而觀測天文曆法在史前指導農業生產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形成體系，有嚴密的組織機構。“統治者出於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對天文曆法相當重視，天文機構一直掌握在統治者手裡”。（見潘鼐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史》）以火紀時（火歷）是史前指導農業生產的重要曆法，淮北地區天文分野屬東宮蒼龍房、心二星，相山為觀測大火星的較佳場地，所以淮北地區應該有一個觀測天文以指導農業生產的中心。顓頊帝建相城的真正原因應是“相”天以指導這一區域的農業生產，同時也是統治者加強管理的體現。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已初具規模，而“相城”當時規模可能較小，城牆也是用土堆成，雖然簡單，但其意義重大，它預示著一個文明時代的到來，隨後因農業文明的發展而出現的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也說明了這一點。“相城”的出現決不是偶然，從“相山”、“相城”的命名來看，相山正是史前指導農業生產觀測大火星的“相”天之山，“相城”正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指導這一地區農業生產所築的一座較簡單的城，應是觀測天文和指導農業生產的領導集團所在地之一。
司馬遷在《史記》之末附有《列國分野表》，而淮北地區天文分野屬東宮蒼龍房、心二星。二十八宿把周天按東西南北分成四份，而把東方七星，即：角、亢、氐、房、心、尾、箕連成線，像龍形，因此稱為“東宮蒼龍”。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天蠍座α星）又稱大火星。包括大火在內的角七宿被視為時間開始的時候和方位的標記，並賦予它們以龍的形象，已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見龐朴：《火歷鉤沉》（《中國文化》創刊號，1990年））大火星（心星）是先秦的文獻中記錄得最多的一顆星，《夏小正》和《尚書·堯典》中都有：“五月初昏大火中”的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龐朴教授也認為史前曾有以火記時的火歷，這已為學術界所認可。縱觀天文分野，相山地處於房、心分野，海拔較高，周圍亦為空曠的平原，為觀測大火星的較佳觀測點。
顓頊帝時的火正（北正）黎是觀象授時以指導農業生產的官員。其實負責觀測和祭祀大火星的“火正”在顓頊帝之前就已經出現，這在考古學上也是有證據的。大汶口文化階段，在淮北地區蒙城尉遲寺遺址中就曾發現“ ”或“ ”陶文，在山東大汶口文化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遺址和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發現這樣的陶文。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震中研究員在其《先商社會形態的演進》一文中認為，在“ ”、“ ”、“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 ” 、“ ”符號可以理解為月亮與大火星的組合，因為只有在夜晚大火星和月亮才能同時出現，上部的“○”並非是太陽的象徵，可以釋為“大火星”，而大火星在天區所處位置的確高於月亮。下部“ ”可以理解為人們在山上燃起熊熊火焰觀測月亮和大火星。其整體組合意為辰星即大火星從東方地平線升起，這時候正是春分之時，也是春耕、春種之時，是指導農業生產最關鍵之時。此原始符號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月亮、大火星的觀察、祭祀以及對光明的追求。以火紀時（火歷）為史前指導農業生產的輔助性曆法這已為學術界所公認。大火星的出現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因而受到人們崇拜。
當古代天文學初興起之時，黃淮海農業興盛發達之際，相山周圍史前聚落眾多，淮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經考古發掘的有：宿州小山口、古台寺、濉溪石山孜、懷遠雙古堆遺址等；大汶口文化階段遺址經考古發掘的有：亳州後鐵營、富莊、宿州蘆城子、蕭縣金寨、靈璧玉石山、固鎮葦塘、孟城、懷遠寶孤堆、蒙城尉遲寺遺址等，還發現垓下大汶口晚期城址，未經發掘的大型遺址還有華家湖遺址、濉溪安郎寺遺址、尖谷堆遺址等；龍山文化階段遺址經考古發掘的主要有：安徽宿縣小山口、蘆城子、蕭縣花家寺、靈璧玉石山、蒙城尉遲寺遺址。1989年～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隊調查發現了淮北地區以龍山文化堆積為主的遺址有23處，包括潁上縣銅台子、阜南縣清涼寺、渦陽縣將堌堆、利辛縣禪陽寺、亳州市大寺、濉溪縣古城子、平谷堆等遺址，並且一般面積較大，多在數萬平方米以上，延續時間較長，多有商周及漢代遺物與之同出。龍山文化階段，淮河流域史前城址也大量出現。上遊河南境內出現了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古城寨城址，平頂山蒲城店城址，沿潁水繼續南下則有龍山晚期的偃城郝家台、鄲城段寨、淮陽平糧台城址。
2007年～2009年，在蚌埠市固鎮的垓下遺址發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為皖北地區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座大汶口文化階段城址，說明這一時期已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時期。這在皖北的發現，也說明了大汶口文化階段，皖北地區已具備建城的條件。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龍山文化階段也出現了許多城址，說明當時社會已經有了統治人民的工具。如果據文獻所載“相城”為顓頊帝所建，那么建城原因是什麼呢？從上文分析來看，史前淮北相山周圍地區農業文明特別發達，而觀測天文曆法在史前指導農業生產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形成體系，有嚴密的組織機構。“統治者出於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對天文曆法相當重視，天文機構一直掌握在統治者手裡”。（見潘鼐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史》）以火紀時（火歷）是史前指導農業生產的重要曆法，淮北地區天文分野屬東宮蒼龍房、心二星，相山為觀測大火星的較佳場地，所以淮北地區應該有一個觀測天文以指導農業生產的中心。顓頊帝建相城的真正原因應是“相”天以指導這一區域的農業生產，同時也是統治者加強管理的體現。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已初具規模，而“相城”當時規模可能較小，城牆也是用土堆成，雖然簡單，但其意義重大，它預示著一個文明時代的到來，隨後因農業文明的發展而出現的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也說明了這一點。“相城”的出現決不是偶然，從“相山”、“相城”的命名來看，相山正是史前指導農業生產觀測大火星的“相”天之山，“相城”正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指導這一地區農業生產所築的一座較簡單的城，應是觀測天文和指導農業生產的領導集團所在地之一。
相山上疑為天文觀測之遺蹟現象
理論上的“相山”為“相天”之山，“相城”亦顓頊帝重視天文觀測，為加強管理和指導農業生產而建，那么考古上我們又能找到哪些蛛絲馬跡呢？馮時著的《中國天文考古學》一書認為天文考古學是通過一種有效的天文學研究手段解決歷史問題，它以古代有關天文的遺蹟和遺物為研究對象，而這些遺蹟和遺物單純從考古學上也很難解釋清楚，這需要我們把天文學、文獻學與考古學結合起來考慮。
天文台一般建在比周圍地面高些的台地上，有的在自然的山頂，也有的是人工造的小型高台，目前人們普遍認為最早的天文台約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通過考古找到的早期天文台遺址也極少。相傳夏代已有觀測天象的專門場所——清台，有明確記載的卻是西周的靈台。早期天文台有兩大功能：其一是祭天，其二是觀測天象，而且二者有時是聯繫在一起的。（見陸思賢、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論》）
那么，經歷近5000年風雨後，目前相山上的天文台還存在否？有哪些可疑為天文觀測之遺蹟呢。經過實地考古調查，淺談以下幾點：
首先，要為真正的相山主峰正名。今日所謂的寨山正是古之相山主峰，古之相山主峰之所以今稱寨山，是由於此山在歷史上戰亂時期成為一山寨，山上築有寨牆等軍事防禦工事，後來人們便稱其為寨山，而忽略了其早期天文觀測之功用。站在今之寨山山頭東西南北視野都很開闊，有幾處小平台很可能就是史前天文觀測點。淮海戰役期間，粟裕、張震將軍也曾登臨此山遠眺觀戰。寨山周圍沒有其他山頭所擋，這有利於觀測日月星辰之運行，所以真正的相山主峰應是今之寨山。在相山主峰西鳳凰山上發現兩似日晷狀石盤，其一已殘，石質較差，為混合岩體，中部凸出，不適合做磨盤，可能為古代觀測太陽的儀器——日晷。其厚約40cm不等，中間有一圓孔，直徑約1.5米，中心圓孔直徑19cm,孔深20cm。在其不遠處又發現一完整似日晷狀石盤。這都可能與古代相山上天文觀測活動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