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書》作者簡介
劉知幾(661―721)唐代著名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職,兼修國史。
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
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學、
史才、
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識,是歷史見解;“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
直書。
《直書》原文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
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
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
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
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
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
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
然則歷考前史,征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
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事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
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
陳壽、
王隱,鹹杜口而無言,
陸機、虞預,各
棲毫而靡述。至
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
宋孝王《風俗傳》、
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
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
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
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
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
直書,
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
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
董統《燕史》,持諂媚以
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直書》注釋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
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為於可為二句揚雄《解嘲》中語。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
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書崔弒《左》襄二十五:齊
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
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述漢非《後漢蔡邕傳》:
王允曰:武帝不殺
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
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弘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
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
石銘顯在
衢路,
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
張儼撰。遼東本《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醒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
尊君所說。此
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注見《斷限》篇。渭曲見屈《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
渭南,其年卒
于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
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台取傷《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
王經等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
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台,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乾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
范亨等合諸燕史並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直書》翻譯
人秉受了上天賦予的
仁義禮智信五種美德,士人有各種各樣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區別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為,被人所輕賤,因為那是小人的行事準則;那些正直的行為,被人所尊重,以為那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棄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腳步,而行為遵循小人的做法,為什麼呢?俗話說:“正直像弓弦,死在路邊;邪曲像彎鉤,反而能封侯。”所以人們寧可順從(權勢)來保障自身平安,也不違逆(權勢)而遭受禍害。況且史書的要義,就是要申明勉勵懲誡,樹立好的風氣。如果有做壞事的臣子,不孝順父母的逆子,淫亂的君主,如果不加隱諱地記下他們的事跡,不掩飾他們的過失,那么他們的惡行就會昭著於一個朝代,他們的臭名就要流傳千年。史書記載的內容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實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筆記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時候這樣做,就會安順;如果在不可以這么做的時候也做,就會招來禍害。像
董狐記載史實的原則是不隱諱真相,
趙盾因為這種記史原則而蒙受屈辱,他們沒有什麼衝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沒有什麼疑慮,這樣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筆,享有千古不衰的名聲。至於像齊史記載
崔杼弒君,
司馬遷寫出漢武帝的過錯,韋昭在東吳秉直記事,
崔浩寫史犯了魏國的忌諱,他們有的身受刑戮,被當時人所嘲笑;有的寫成的書被填埋,後人無法知道。世事就像這樣,卻要責怪史臣不能保持剛直不屈的性格,激勵自己舍己盡忠的節操,(這樣的要求)確實也難做到啊。因此張儼因憤激而努力,私下撰寫保存《嘿記》的文字;
孫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寫了《晉陽秋》的原稿寄到遼東,(以保真實。)用這種辦法來避禍,幸好獲得兩全。這足夠用來證明世道多么艱辛,也了解了史書實錄的難得。
但是一一考察從前的史事,求證於實錄的言語,雖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雜,可是披開沙子挑選金子,有時還是能收穫寶貝的。考究魏晉更替,歷史事件特別多。當晉宣帝(
司馬懿)、晉景帝(
司馬師)開創晉朝基業之初,曹氏和司馬氏政權交替的時候,或者
司馬懿在
渭南和
諸葛亮相持,被諸葛亮的遺計擊敗,或者魏帝
曹髦雲台發兵討伐
司馬昭,反被成濟刺殺。陳壽、
王隱,都閉口不說話,
陸機、虞預,也停筆沒有敘述。到了習鑿齒,才有了死諸葛退走活
仲達(司馬懿)、成濟持刀刺殺魏帝
曹髦的記載。歷代的欺騙蒙蔽,這時才澄清。考究習鑿齒的記事,大概就是近代遺留下來的直錄精神吧?再有
宋孝王的《風俗傳》、
王劭的《齊志》,他們敘述當時的事情,也都務必細究真實情況。考究當時北魏的王公貴族後裔,依然當政;北齊的將相,先人遺業仍然還在。而這兩人寫他們忌諱的事情,竟沒有一點害怕。不畏強暴,大概就是這類人嗎?
烈士捨身求取美名,壯士看重氣節,寧可做折斷的蘭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礫而保全性命。像南史、
董狐依仗正氣真實記載,不避強暴;
韋昭、
崔浩盡情秉筆
直書,不迎合強權。雖然在保全自己防備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們留下芳名和功業,人們到現在還稱道他們。和
王沈寫《魏書》,憑藉邪曲的筆法竊取官位,
董統寫《燕史》,用諂媚的記載來獲取榮華(相比),(南、董、韋、崔的精神)直衝三光,(王沈、董統的行為)卻是埋於
九泉,(即使這樣說)也不足以說明他們的高低之別啊。
相關知識
《史通》
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論專著
史論又稱
史評,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