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一詩·下流不可處》是由三國時魏國的詩人應璩編著，出自《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應休璉集》。這首《百一詩》應作於應璩的晚年。詩中有“三入承明廬”之句，而他最後一次任侍中是在公元249年（魏齊王嘉平元年），可知此詩是他辭官後返歸田裡所作。詩中以設問解嘲的筆法，巧妙地表白了自己的人品和度量。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百一詩·下流不可處
- 創作年代：三國
- 作品出處：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應休璉集
- 文學體裁：五言詩
- 作者：應璩
作品原文,作品注釋,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百一詩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前者隳①官去，有人適我閭。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②。
用等稱才學，往往見嘆譽。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宋人遇周客③，慚愧靡所如。
作品注釋
①隳（音灰）：毀壞。
作品鑑賞
“百一”的含義，自晉、宋以來便聚訟不已。李善注《文選》，根據《百一詩序》中“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數語而判斷曰：“‘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這是指當事者或有百慮一失。五臣注《文選》引《文章錄》則從另一角度補充說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呂向云：“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合而觀之，則可得“百一”之實。
起首四句，詩人直率地指出，人生在世，必須謹慎地避免不利的處境，所以有道德的君子對於其最初的行為是非常慎重的，惟恐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下流”一詞出於《論語·子張》。子貢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謂人一旦有了惡名，便如身處於水之下游，所有的惡名都加在他身上，本來不算最惡的也成了惡貫滿盈。應詩的詞、意均取於此。“名高”本來也是一種人生不易達到的境界，但它既不持久，又易於招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反而成為“下流”。這是一種解嘲性的反語，其正面意義頗類似於韓愈《原毀》中的幾句話：“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接下去四句則寫其辭官歸里，而有客來訪，引出下文責問之辭。應璩辭官返里在公元250年（嘉平二年）以後，史載其返里的原因，是因為一個占卜者曾預言他六十一歲當獨見一條白狗，將有危厄，後來預言果然應驗，遂棄官去。（見《三國志·魏志·朱建平傳》）。但從此詩來看，恐怕還是他自己受到了詆毀，而預感到前途的險惡，從而棄官返里的。“隳”即毀壞的意思，可見其棄官是主動的。“酌醴焚枯魚”句，詞、意取於蔡邕《與袁公書》：“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暗示了自己隱退後生活的自得其樂。
從“問我何功德”至“往往見嘆譽”均為問者之詞。承明廬，魏明帝時官員入宮值日的地方，在承明門邊。廬，宮殿中的小屋。應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三次入朝當官，故云“三入承明廬”。當時對散騎常侍及侍中的入選要求很高。《三國志·魏志·杜恕傳》裴注引《魏略》云：“黃國中，……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魏明帝太和二年六月詔曰：“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所以問者才有“問我何功德”的質疑。在問者看來，應璩並無什麼功德，可以副此重望、為皇帝近臣，既然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所以現在隱居的地方，則不能稱之為仁者、智者的住處。占，隱。再下二句，問者又更直截地說道：應璩既無可以經邦濟世的文章，又不曾有持“尺書”出使外國的功勞，則無從反映出其高才博學、足以為人讚嘆稱道。“等”字是個俗語，意為“何”，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應璩的詩，措詞往往是亦雅亦俗，既有典奧的古語，又有俚俗的口語，這是其詩在語言上的一大特色。
最後四句是應璩的答辭。他並沒有對問者的質疑加以反駁，而是承認自己的空虛無能。“宋人遇周客”典出《闕子》。詩人用這個典故，從表面上看，是說過去自己所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在聰明人（問者）看來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感到慚愧萬分，不知所從。詩至此打住了，其用意是自謙，還是真認為自己不學，抑或是其他，詩人沒有說，但透過開首四句，細心的讀者不難領會，這個假設的“問者”，正是“侵誣”之人的化身，詩人正因為名高一時，所以招致毀謗，流言蜚語將他說得一無是處。而詩人如此謙沖、如此絕不反擊，則是因為他悟到了“名高易損”的道理，所以對這些無端質難也淡然處之，視為情理中事，不屑一辯。古代的“解嘲”之作，對於假設問者的嘲諷，總是先唯唯而後否否，應璩卻是一味地唯唯，連否否也省去了，只在篇首數句里暗透訊息，其修養工夫可謂深到家了。然而這樣的辱之不驚，卻正體現了他的學問之深，若換了淺學浮躁之徒，見人如此一筆抹殺自己，早該暴跳起來了。詩人雖然承認自己全無功德文章，並非仁智之人，但讀者從他的寬大氣度中，卻正好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在應璩以前，“解嘲’之類的題材，多見於文章，如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及班固的《答賓戲》等，在詩中很少見到，因此，應璩的這首《百一詩》可以說是別開生面。但這類題材，旨在設論說理，與詩的抒情性特徵頗為遠緣，即以應璩的這首詩而言，也是“理語”遠遠蓋過“景語”、“情語”。因此，應璩之後，絕少繼響。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評此詩曰“備體”，即說明這是詩中聊備一格之體，不怎么值得提倡、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