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申時行,
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申姓富商之子,其生母據傳是一名尼姑,後為蘇州知府徐尚珍所收養。申時行祖父從小過繼於
徐姓舅家,故時行幼時姓徐,中狀元後歸宗姓申。長洲文化興盛,名士輩出;商業繁榮,商賈雲集。申時行自幼天資聰慧,生性好學,既有文人的才學,又有商人的機敏。在其養父嚴格的教育下,順利通過鄉試,並取得進京會試的資格。
翰林編修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十五殿試,
會試中試的299人參加考試。第2天,擔任評卷的"讀卷大臣"評閱試卷。第三天發榜,高居榜首的是申時行。
狀元例授
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申時行也不例外。入
翰林院數年,進宮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東宮
左春坊的長官,職如皇帝的侍中。不過,申時行的具體職掌不是侍從東宮,而是以
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後,遷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第二副長官。
在這段時間內,世宗、
穆宗兩位皇帝先後駕崩。隆慶六年(1572)六月初十,穆宗的皇太子
朱翊鈞即皇帝位,年號“萬曆”,是為神宗。
萬曆五年(1577),申時行出任吏部右侍郎。吏部掌管官吏
銓選,職權頗重,列六部的首位。
當時,處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高位的
內閣首輔張居正正在大力推行改革。張居正是申時行的“座主”(即殿試時的考官),他對申時行極為器重。申時行出任吏部右侍郎,也是他的意思。申時行到吏部後,事事秉承張居正的心意,張居正大為高興,以為得人。
就在這年,張居正的老父病逝。按照封建禮節,張居正須辭官回籍服喪三年。而張居正正在推行改革,
神宗皇帝依重於他。戶部侍郎李幼孜上疏建議“
奪情”。“奪情”是出征將帥有父母之喪,因軍務不能回家服喪,皇帝詔令移孝於忠,在軍中戴孝。此議一出,
張居正的政敵紛紛上疏反對。翌年三月,張居正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回
江陵(今屬湖北)老家服喪。
進入內閣
張居正臨行,薦舉兩人入閣,參預機務,一是禮部尚書
馬自強,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時行。
神宗詔準,命馬自強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以吏部右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不久,申時行進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當時,張居正去後,內閣中還剩下
呂調陽、
張四維兩位閣臣。馬自強、申時行入閣,閣臣增為4人。呂調陽年邁多病,很少到內閣辦公。在內閣辦公的僅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3人。神宗皇帝有令,國家大事馳告
張居正,叫他裁決;小事由張四維全權處理。申時行在內閣大臣中排名最後,僅充位而已。
鬥爭言官
萬曆十年六月,
張居正病死,他死後不久,便遭到反對派的誣陷。
張四維出任
內閣首輔。次年,張四維老父去世,他回家守喪。這時,
呂調陽已辭官回家養病,
馬自強也已病死。內閣中就數申時行資格老了。於是,他繼張四維出任內閣首輔。
內閣中又新進
余有丁、
許國、
王錫爵和
王家屏4人。4人中,許國是
歙縣(今屬安徽)人,嘉靖四十四年第三甲第一百零八名進士。王錫爵是
太倉(今屬江蘇)人,嘉靖四十一年與申時行同榜登科,名次申時行,為第一甲第二名,即所謂的"榜眼"。王家屏乃大同山陰(今山西朔州山陰縣)人,隆慶二年(1568)第二甲第二名進士。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的里籍都屬南直隸,算是同鄉,關係極為密切。王錫爵是御史
李植等力薦入閣的,他曾反對過
張居正"奪情",有些名望。李植等與申時行不合,薦王錫爵入閣,原是為了削弱、牽制申時行的權力、行動。誰知,王錫爵入閣後很快便與申時行抱成一團,成為申時行最親密的盟友。
余有丁和王家屏勢孤,只能依附於申時行、
許國、
王錫爵三人。申時行有效地控制了內閣。
在這種局面下,首輔申時行振作起來,欲有所作為。
早在
張四維當政時,張居正便受到反對派的誣陷。萬曆十一年三月,
神宗下令追革張居正的官銜,廢止他的改革措施。作為
內閣首輔的張四維曾曲意巴結
張居正,他也鼓譟詆毀張居正,一改張居正時的做法,開通言路,起用被張居正貶抑的官員。張居正的餘黨很害怕,竭力巴結申時行以為助。申時行不大讚同張四維的做法。但當申時行執政後,他卻不得不沿著張四維的路子走,務為寬大,起用穩重守成的官員,廣開言路。他的這種做法,博得了大多數官員的讚譽。
然而,這種局面並未能維持多久。申時行廣開言路,那些御史、給事中等言官活躍起來,紛紛指斥張居正執政時,遏阻言路,歷數其罪行。申時行是張居正的心腹之一,言官們在指斥張居正時,無意或有意地涉及到申時行。申時行表面上寬以待之,示有海量,但內心卻恨之入骨。後來,他實在難以忍讓了,遂與
言官們公開交鋒,想方設法貶黜那些攻擊
張居正而涉及到他的人。
自萬曆十三年起,申時行便公開與言官對陣了。這年,御史張文熙上疏,歷數從前的
閣臣專恣自斷的四種表現:各部各院都設《考成簿》,記錄官吏功過,送內閣考察升降;吏部、兵部掛選官員,都得經內閣認同;督撫巡接辦事,無不密謁內閣大臣請教;
內閣首輔奉詔擬旨,獨自行事。申時行上疏論爭,對前三條,他認為是內閣的職權範圍許可的,內閣中有徇私舞弊的可罷黜,但若因有一、二個閣臣徇私舞弊就把內閣的職權削弱,未免因噎廢食。對最後一條,他說內閣首輔奉詔擬旨,曾無專斷之舉,都同內閣其他大臣商議。
神宗覺得申時行講得有理,遂絀張文熙之議不用。
此後,言官與申時行的矛盾衝突更加激烈,內閣其他大臣也捲入。“高啟愚案”是言官與閣臣爭鬥的典型事例之一。
御史丁此呂上疏揭發禮部侍郎高啟愚主持南直隸鄉試時,出題《
舜亦以命禹》,是勸進
張居正當皇帝。神宗將他的奏疏批示申時行處理。申時行說:"丁此呂以這種暖昧問題陷人於死罪,臣恐讒言接踵而至,不是清明王朝所應有的。"吏部尚書
楊巍秉承申時行心意,建議將丁此呂貶出京師,
神宗採納。這下,惹怒了眾言官,給事中、御史
王士性、
李植等紛紛上疏彈劾楊巍阿申時行意,蔽塞言路。神宗又覺得他們講得有道理,詔令罷免高啟愚,丁此呂留任。申時行見狀,遂與楊巍一同上疏辭官。內閣大臣
余有丁、
許國上疏反對留任丁此呂,許國是申時行的好友,採取一致行動,也上疏辭官,向神宗施加壓力。於是,神宗乃維持原來的判決,貶丁此呂出京。言官們群起攻擊許國,申時行奏請按情節輕重懲治眾言官。言官們與
閣臣更加對立,有如水火。
皇儲問題
神宗的長子是
朱常洛,他的母親王氏是慈聖
皇太后的侍女,一次,神宗去朝見母后,遇上了王氏,一時衝動,臨幸了她,遂有朱常洛。但神宗並不喜歡王氏,也不愛她生的朱常洛。朱常洛4歲那年上,神宗寵愛的
鄭貴妃生下了
朱常洵,子以母貴,朱常洵倍受神宗的寵愛,神宗意欲立他為皇儲。廢長立少,是不合乎封建禮法的,公卿大臣怕神宗真的走這步棋,遂推
內閣首輔申時行為首,聯名上疏,請立朱常洛為皇儲。神宗置之不理。
通過這次上疏,申時行徹底明白了神宗的心意,那就是立朱常洵為皇儲。申時行既想討好神宗皇帝,贊同他廢長立少,又怕此舉得罪公卿大臣。想來想去,他決定採取首鼠兩端的策略,在神宗面前贊同廢長立少;在群臣面前,則裝作恪守禮法,反對廢長立少。
一些大臣見
神宗不聽勸諫,便把攻擊的矛盾指向
鄭貴妃,頗多指斥。神宗見
愛妃遭到貶斥,大為光火。申時行見狀,獻上一計:官員上疏言事,範圍限定在自己的職掌內;不是職權範圍的,不得妄言。各部各院的奏疏,都先交各部各院長官,由他們審查,合乎規定的,才準上呈皇帝。神宗對此妙計大加稱讚。從此,沒人再敢指斥鄭貴妃了。
但群臣建議儘快立
朱常洛為皇儲的呼聲不斷,申時行也裝模作樣地上疏勸諫了幾次。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萬曆十八年,他下詔說:"朕不喜鼓譟。諸臣的奏疏一概留中,是痛恨一些人離間朕父子。如果你們不再鼓譟,就於後年冊立。否則,等皇長子十五歲以後再說。"申時行急忙戒告諸臣不要再鼓譟了。
第二年,工部主事張有德上疏,請訂立冊封儀式。
神宗怒,詔令冊立之事延期一年。內閣中也有疏上奏,請準備冊立之事。當時,申時行適逢休假,主持內閣事務的
許國出於對申時行的尊敬,上疏署名,把他列在首位。申時行聞知,密上一疏,說:“臣正在度假,那道奏疏實與臣無關。冊立一事,聖意已定。張有德愚笨不諳大事,皇上自可決斷冊立之事,不要因一些小人鼓譟而影響大典。”這道密疏很快便傳了出來,群臣們見申時行首鼠兩端,大為氣憤。
給事中黃大效上疏,彈劾申時行表面上贊同群臣立
朱常洛為皇儲的建議,背地裡卻迎合皇上的心意,拖延冊立一事,以邀皇恩。
內閣中書黃正賓上疏,彈劾申時行排擠、陷害同僚。結果,黃大城、黃正賓兩人被罷官。
然而,高壓政策未能使大臣們退縮,御史鄒德泳再次上疏,指斥申時行首鼠兩端。申時行見群臣激憤,擔心大禍臨頭,遂上疏辭官。
神宗詔準,許他乘驛站的車馬歸鄉。
壽終正寢
萬曆十九年八月,申時行回到了故鄉長洲。這年,他年五十有七。他在老家度過了23年。萬曆四十二年,他年滿八旬,
神宗遣使存問。詔書到了申府大門,申時行咽氣。神宗詔贈太子太師,諡號“文定”。
主要作品
《大明會典》,是明代專述本朝典章制度的會典體史書。又名《明會典》。始纂於弘治十年(1497)三月,經正德時參校後刊行。明代前中期的社會發展、程朱理學統治地位的確立和分化以及明代官修史籍活動是其產生的社會學術背景。《大明會典》一書主要根據明代官修《諸司執掌》、《皇明祖訓》、《大明集禮》、《孝慈錄》、《大明律》等書和百司之籍冊編成,記載典章制度十分完備,凡《明史》所未載者,多有交代,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獻。神宗萬曆四年(1576),明神宗
朱翊鈞敕命張居正為總裁,重修《大明會典》,萬曆十三年書成,萬曆十五年刊行,世稱《萬曆重修會典》,題為申時行等修,共228卷,增補了嘉靖二十八年至萬曆十三年間事例。今存《大明會典》有內容簡繁不同的兩種版本,一般稱引的《明會典》多指萬曆本而言。
《申定公賜閒堂遺墨》
歷史評價
在後世多數批評者的眼中,申時行是一個“首鼠兩端”“八面玲瓏”“左右逢源”既無主見,也無能力,更無作為的人,特別是申時行入主文淵閣的這九年時間裡的作為,和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實在是過於平靜,以至於有點波瀾不驚。但是正是有這樣的一種類似潤滑劑作用的人物的出現,才使大明帝國的經濟和民生得以短暫的休養,才能期待以後的發展。
申時行在多達二百九十九人的進士隊伍脫穎而出奪取狀元,然後又因為才幹而被張居正加以重用,他自身的才能是不容置喙的。
王世貞給申時行的評價是“富有積蓄,不近懸崖,不樹異幟”也正好說明了申時行謙謹的品性,同時申時行始終秉持道德上的操守,在德行上也可謂是典範。
關於對申時行的“不作為”是眾人認為的詬病,但這也正是申時行的高明之處。其實,在申時行的心中也有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但是他有張居正的前車之鑑:像張居正此等“沒有獨裁的地位,卻有獨裁的地位”的人物尚且無法改變這個帝國的弊端,他這樣一個既無“背景”又無“身家”的人何以能做到呢?況且在他看來,此時的大明帝國已經經不起他再次的折騰了。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他清晰地認識到: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所以他一再推行他的誠意,目的就是使文官集團之間,使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具有誠意,只有這樣才能上下一致,才能使得大明帝國得以維持正常的運轉並求得發展。
申時行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在萬曆十二年及時將帝國從關於張居正的一切爭論中拉了出來,避免更多的人事動盪,萬曆十二年皇帝精神煥發,但僅僅時隔兩年皇帝就發現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的時候,申時行就泄氣了。雖然申時行也不斷後悔未能讓皇帝成為一個有為的君主,但這是皇帝本身的問題,還有體制的問題,豈非申時行所能掌握。
家族成員
申時行有兩個兒子。
長子
申用懋,萬曆十一年第二甲第二十一名進士。他中進士,在相當程度上是靠父親申時行的權勢,御史
魏允貞曾上疏揭露。神宗則沒有追究。申用懋累官至兵部職方郎中。職方郎中是兵部職方清吏司的長官,掌天下輿圖,即地圖。神宗詔攫太僕寺的副長官--少卿,命他以太僕少卿的身份負責職方清吏司事務。再遷右僉都御史,代皇帝巡撫
順天(府治大興、宛平,令北京)。
崇禎(1628-1644)初年,從兵部右侍郎升為左侍郎,再遷為
兵部尚書,以病乞歸。死後贈官
太子太保。
次子申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
人物墓葬
在蘇州歷代陵墓中,規模最大又保存較完整的要數申時行墓了。申墓坐落在
吳山東麓周家橋西,民眾俗稱申家坡。這座墓占地百畝以上,封土高出地面丈余,前有石砌的空層石階,原來墓道兩邊列有墓表牌坊及石人、石魯,墓銅門正中為
神道碑亭和
享堂,神道碑亭內樹巨碑,上書“明太師申文定公神道”,碑亭後享堂五間均是明代建築,堂內立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巨碑7塊。該墓規模之大,可稱明代高官顯宦墓葬的典型,在江南一帶是罕見的。
申墓前的基表牌坊及石人、石獸在1966年前後相繼被毀,墓穴、神道碑亭、享堂及8塊巨碑尚存,現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82年被列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1995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申時行墓占地百畝以上,封土高出地面丈余。原有牌坊及石人,石獸在文革期間相繼被毀,墓穴、神道碑亭、享堂及八塊石碑尚存。
享堂為單檐歇山式,面闊五間19.4米,進深七檁8.2米,檐高2.9米。大金磚鋪地。柱下承青石鼓墩和磉,拄頭有卷殺,置坐斗。扁作梁,不施雕刻,僅於脊童柱兩側飾以粗獷的山霧雲。梁架壯碩,舉折平緩。左右次間和梢間立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至四十四年的諭祭、賜謚、題奏等碑八方,高4.24至4.35米、寬1.1至1.5米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