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幼年時父親和母親雙雙去世,王鑄是靠叔父撫養長大的。因家庭貧寒,在叔父家難以維持生計,抗日戰爭爆發後,王鑄背井離鄉,只身前往省城昆明謀生。先在東寺街西南大戲院當勤雜工,幹了一段時間後,1945年經人介紹進入裕滇紡織公司西山分廠,先後在精紡車間和搖紗車間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保全工,後又調精紡班擔任搖紗車間機修工。王鑄進入裕滇紡織公司後,開始接受革命思想,並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動的革命活動,在鬥爭中表現極為突出。1948年秋,經袁安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雲南工人新民主主義同盟(簡稱“工盟”),隨後被任命為西山分廠常日班的“工盟”負責人。鑒於王鑄思想進步快,工作認真負責,不畏困難艱險,1949年6月,又經袁安同志介紹,王鑄成為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9年9月,國民黨當局在昆明發動了反革命的“九·九整肅”。抓捕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鎮壓革命力量,妄圖以雲南為反共基地,作垂死掙扎,挽回即將覆滅的局勢。白色恐怖籠罩著昆明,中共雲南地下黨組織為保存革命力量,決定把戰鬥在第一線的同志轉移到鄉下各游擊區去,工作由第二線未暴露的同志接替。王鑄就是此時奉命轉移到新平滇中游擊區。
轉移到滇中游擊區的王鑄,組織分配他到新平的南區的嵩安鄉工作。新平當時的南區轄漠沙鄉、嵩安鄉(今建興、
平掌)、振武鄉(今漠沙和腰街的山頭一帶)、
富昌鄉(今戛灑)、鳳翥鄉(今水塘、者竜);地處紅河西岸的哀牢山區,山高坡陡,箐深林密,條件極為艱苦。王鑄毅然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奔赴
南區嵩安鄉工作。
1949年11月初,王鑄和丁紹吉等嵩安鄉民運工作隊員一行6人到梭山一帶做民眾的宣傳發動工作時,遭遇元江南溪匪霸張純才的土匪武裝。張純才是“反共大隊長”、“卡桑皇帝”張純學的弟弟,張純學在任墨江城防司令時,被人民反蔣自衛軍墨江起義部隊於1949年10月3日晨擊斃,張純才不甘失敗,欲為其兄報仇,便率領自己的土匪武裝到大
平掌,投奔新平匪首李潤之,故途經梭山。
王鑄和丁紹吉等6位民運工作隊員除一人走脫外,其餘5人都被張純才抓獲帶至戛灑大平掌,王鑄在此嚴峻時刻仍鎮定從容,悄悄告誡戰友們要提高警惕,嚴守機密。王鑄、丁紹吉等5位民運工作隊員都被土匪捆綁吊打,遍體鱗傷,但他們仍威武不屈,不肯吐露半個字。在匪巢里,有個色迷迷的土匪企圖侮辱一位年輕的女民運工作隊員,遭到這位女戰友的奮力抵抗和痛斥,王鑄發覺後立即喚起戰友們高聲抗議聲援,使土匪的獸行未能得逞,保護了女戰友免遭凌辱。南區區委知道此事後,區委書記普貴忠積極開展了營救工作,區委通過帽盒山的上層人士丁萬福、丁紹武、丁紹孔等到戛灑大
平掌與李潤之進行交涉,11月中旬,王鑄和丁紹吉等同志才被釋放歸隊。
1949年12月12日拂曉,李潤之在國民黨特務的煽動唆使下,調集李崇安、張純才、陳希凱、楊繼明四個“雲南人民反共義勇軍”大隊700餘人,對
南區人民政府和護鄉二團所在地帽盒山進犯,由於土匪武裝人多勢眾,武器也較精良。南區護鄉二團和前來支援的墨江游擊中隊的防線被土匪突破,隊伍被迫撤退,護鄉二團的一部分同志撤到墨江,一部分退守振武鄉(今漠沙壩多一帶)。馬景行等幾位在營盤寨工作的女同志,因來不及通知撤退而失去與區委的聯繫,只好在附近村寨和森林裡隱蔽,在此危急時刻,晚上王鑄得知訊息後,雖然領導沒有交給他這個任務,但他卻很關心同伴,立即用火柴頭照明,寫了一個便條,托當地一位農民積極分子趕往營盤寨,及時把便條交到馬景行手中,通知她們儘快到達漠沙集中,才使這部分女同志安全脫險。
1950年1月下旬,李潤之投降後,新平縣委決定,成立戛灑辦事處,開展
富昌鄉和鳳翥鄉(今戛灑、水塘、者竜一帶)的民運工作,直屬南區區委領導,調南區民運工作隊隊長陸開明任辦事處主任。
富昌鄉和鳳翥鄉長期處在李潤之的統治下,政治情況複雜,開展民運工作的任務既艱巨又危險,必須要由鬥爭經驗豐富、政治立場堅定、工作作風踏實、能吃苦耐勞、政治水平高的同志作骨幹才行。南區區委根據王鑄同志的一貫表現,決定安排王鑄到戛灑辦事處工作。王鑄二話沒說就一口答應了下來,並說道:“革命工作需要我到哪裡,我就去哪裡。”從此,王鑄便到戛灑辦事處稅務所擔任稅收員。
1950年3月,新平征糧工作開始,征糧觸及了土地大戶的利益,他們對征糧極為不滿,土匪、惡霸和國民黨特務互相串通一氣,組織了武裝暴亂,4月29日攻陷新平縣城。5月3日,戛灑土匪暴亂圍攻戛灑辦事處,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王鑄遭土匪殘酷殺害,時年25歲。
個人贈言
王鑄同志的犧牲,實踐了他在1949年1月份留給生前好友的贈言:
在眾人的幸福里尋快樂,
在大眾的解放中求自由。
祝你追隨理想而生活,
本著正直自由的精神,
勇敢直前的毅力,
誠實不自欺的思想而行,
則前途定能臻於至善至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