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金（1915年5月-2018年2月6日），1915年5月出生在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1930年8月參加紅軍，跟隨中央紅軍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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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履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紅軍戰士、班長、排長、連長，陝北紅軍大學學員，紅一方面軍供給部政治指導員。參加過中央蘇區二至五次反“圍剿”戰鬥。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一二師七一八團十一連政治指導員，警衛八團一營副政治教導員，警衛一團直屬部隊政治協理員。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解放軍二十二旅衛生處、熱河騎兵團政治委員，獨立一師、一四四師供給部政治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入中南軍大、解放軍第四高級步兵學校學習，畢業後任赴朝慰問團秘書長，一四四師幹部部部長、師黨委常委，解放軍第四十一政治文化幹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貴州省銅仁專區第一副專員、銅仁地委常委，中共遵義地委副書記。
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83年10月離休後， 20餘年如一日為中小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被譽為“永不退休的革命人！”。
人物回憶
“我還記得紅軍長徵到達遵義的時候，整個遵義城只有國民黨的師司令部有一台柴油發電機，一到晚上全城都黑漆漆的，老百姓晚上看戲，戲台上只能用蠟燭或者汽燈照明。”老紅軍王道金回憶說，94歲的老人連老花鏡都不用戴，“可是你看看現在，這是多大的變化。我親眼看著遵義在黨的領導下，建國60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30年，15歲的王道金在江西興國參加了紅軍，“那時候就覺得這個軍隊好，是幫著老百姓的，鋪路搭橋，挑水插秧都搶著幫老百姓乾。”老人回憶說。
1935年初，紅軍長徵到達遵義，作為紅三軍團十一團的警衛連長，王道金曾和戰友們一起為遵義會議站崗放哨， “:那時候天寒地凍，紅軍卻幾乎沒有住過老百姓的房子，就在各個村莊附近的空地上，找點稻草或者苞谷秸一鋪就睡了。” 回憶這段歷史，王道金老人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在極其危急的關頭轉危為安，這些黨史上已經講的很多了，我經常想，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又會多犧牲多少戰友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抗美援朝歸國之後，1958年，回響中央關於部隊支援地方建設的號召，王道金從部隊轉業，選擇了當時還很貧窮的貴州銅仁作為自己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的起點。“
在長征中，紅軍在貴州轉戰了幾個月，特別是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使我對這裡產生了很深的感情，所以要求到貴州工作。從1958年9月開始到1983年，我在貴州省銅仁地區行署和遵義市工作，見證了這兩個地方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各民族和睦團結。仡佬族家的人有困難，漢族兄弟會主動幫忙；漢族有困難，苗族兄弟也會熱情相助。”
人物事跡
1983年，65歲的王道金離休了，但此後的二十多年，在遵義會議會址，在遵義的各箇中國小校，人們常常能看到一位老人親切地給孩子們講著紅軍的故事，告訴他們遵義會議是怎么一回事。“黨和國家對老幹部的生活照顧的太好了，咱總得乾點啥，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們能了解遵義會議的歷史，遵義會議的精神能世世代代的傳下去。”
2008年6月14日，在遵義會議會址，王道金老人接過“祥雲”火炬，舉起了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遵義的第一棒。“之前一個多月，我就找了根和火炬差不多粗細長短的棍子，每天舉著走幾次，畢竟老了，得練習練習。能當上火炬手，高興，驕傲啊！”老人爽朗地笑起來，“北京舉辦奧運會，說明咱國家的發展被世界認可了。親歷長征，又參加了奧運會的火炬傳遞，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兩件事。”
我問老人，建國60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王道金老人認真地回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遵義的今天。過去人家一提起貴州，總是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可是你們看，遵義現在光高速公路就有好幾條，也馬上就要有自己的飛機場了，遵義面貌日新月異，人民安居樂業。我相信，祖國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在著名的“紅區”遵義，我們見到了92歲的老紅軍王道金，他是為數甚少的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全程而又至今健在的人。經歷了五次反圍剿、湘江戰役、婁山關大捷、翻雪山、過草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開發建設、改革開放……當地人說，這樣的老人是 “國寶”。
王道金家中，有兩個不起眼的小玻璃瓶，老人卻已珍藏多年，裡面裝著長征出發地——於都的沙和水，瓶身上的“於都長征出發地”紅紙條，已經隨著歲月的變遷，褪成了淺粉色。但長征的記憶、長征的精神，已經深深植根於老人的血液，在他心中日久彌新，成為他一生堅定的行動準則和指引。
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紅小鬼”
1915年，王道金出生在江西興國縣的一個貧農家庭，15歲那年，他揣著母親給他縫的一雙布鞋，參加了紅軍。從此，部隊就是他的家，戰場就是他的大學校。王道金在革命戰爭的炮火洗禮中，迅速地成長起來。
“剛參加紅軍時，戰鬥中雖然只是護送傷員，也覺得光榮，想到自己哪天要放槍殺敵，那才痛快。”王道金說，第一次“放槍”打敵人，是在第二次反圍剿戰鬥中。一見敵人，他就開槍，“打沒打到敵人，自己也說不清楚，20發子彈，一下就打沒了，要是再遇到敵人就麻煩了”。可見，當個好軍人，光靠勇氣和思想覺悟還不夠，還要有過硬的技術本領，才能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五次反圍剿，王道金身經二十餘戰，兩負槍傷。四年的軍旅生涯，19歲的王道金堅定了這樣的信念：共產黨是窮人的黨，紅軍是老百姓自己的軍隊，勞苦大眾要想過好日子，只有跟黨走，跟紅軍走。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渡過於都河，向西轉移，開始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時的王道金，已經是紅三軍團第四師的一個小排長。作為湘江戰役的先頭部隊，回想起那段歷史，王道金至今悽然：“湘江戰役之慘烈，常人難以想像，它是長征中最殘酷的一戰。”5天激戰，8萬多人只剩下3萬，紅五軍團三十四師幾乎全軍覆沒，三軍團四師十團團長沈述清和繼任團長杜仲美相繼犧牲，王道金所在連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烈士們的鮮血染紅了滔滔江水。紅軍最終突破了國民黨重兵設防的封鎖線，渡過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
提起長征，大家都會聯想到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辛。王道金說，當時部隊流傳著一句口號，勝利在腳下，走路出勝利。“過雪山時，當地老百姓把雪山說得很神秘很可怕，說這是一座神山，連飛鳥都過不去，別說是人了。我們紅軍戰士穿著單衣，一個個餓得面黃肌瘦，但我們還是毫不猶豫地上山了。山風卷著雪花，刮在臉上象刀割，穿著單衣的我們都被凍僵了，很多戰士們就找地方坐，我就趕緊叫他們，‘不要坐，坐下就起不來了！’看見有戰友犧牲時，大家心裡都很悲痛。”王老說。
大家就憑著一股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心，支撐到了勝利到來的那一天。長征勝利結束後，組織上把王道金送到陝北紅軍大學學習，在那裡，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從簡單的“走路走出勝利”到怎樣運用戰略戰術取得勝利、怎樣訓練士兵，開始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紅軍指揮員。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王道金調入一二0師，任連指導員，先後參加了抗日游擊戰和留守警衛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他又作為師供給部政委參加了隆化戰鬥，在那場戰鬥中，湧現出了以董存瑞為代表的英雄集體，王道金也因為後勤保障上的成績，榮立大功一次。
情系長征故地的“拓荒人”
新中國成立後，王道金還會經常回想起長征中的人和事，那種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志，挑戰自然極限的勇氣與智慧，時常激勵著他。1958年，中央號召部隊支援地方建設，有的人想去上海，有的人想留廣東，有的人想去福建。王道金也和領導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說，在長征中，紅軍在貴州轉戰了幾個月，那個地方太窮了。在農村，大姑娘都沒褲子穿。領導說，那你就到貴州去吧。王道金當即表態，我願意去，我服從組織的決定。就這樣，王道金被分配到了貴州最艱苦的地區——銅仁。
王道金在貴州銅仁任專署副專員、地委常委，在這裡一乾13年。採訪中，老人多次回憶起任內主持修建銅仁機場和湘黔鐵路銅仁段的事。這兩件對改變銅仁落後面貌起了關鍵作用的工程，至今還是銅仁地區幹部民眾們津津樂道的“政績”。
三年困難時期，王道金在松桃縣蹲點，當時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禽餵養限制很嚴，王道金也知道這個政策，但他認為老百姓連飯也沒有吃，還怎么管？所以，對上面的政策，他採取不宣傳、不提倡、不干涉的態度，默許了農民保留自留地、養雞鴨的現象。省里領導來檢查工作，他如實說明原因、反映情況，省里領導沒有說什麼。在那樣困難的時期里，松桃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的現象。而當時正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王道金冒了多大的風險，我們不得而知。而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不難看出“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長征精神在閃光。
永遠跟黨走的老黨員
1971年，王道金從銅仁地區來到了遵義工作，直到1983年他從遵義地委副書記的職位上退下來。他把最後12年的工作時光都獻給這座讓他魂牽夢繞城市。
離休了，王道金最為掛念的是如何把長征精神世世代代傳下去。退休後的他，一天也沒閒著：遵義會議紀念館，紅軍烈士陵園，中國小的禮堂與教堂，到處都有他的身影。他要讓後人記住長征，記住長征精神。
“我要永遠跟黨走。”在王老眼裡，就是職務退休了，黨員是在職的，不能退休，思想也不能退休。老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遵義市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跡，以2004年檯曆為例，4月份的檯曆，有14天都在工作著，7月份的檯曆，有19天都在工作，來他家的有各級黨政幹部、有單位職工、但更多的還是孩子們。和孩子們在一起，老人是發自內心的高興。他給孩子們講革命故事，還給小學生題詞：忠心獻給祖國，愛心獻給人民，關心獻給他人。
這就是王道金的故事，一位把自己前途和祖國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長征老戰士的經歷，一個普通但不平凡的老共產黨員的經歷。一位歷盡風雨，而淡泊從容的老人。
1月10日,遵義街頭飄揚著紛飛的雪花。當日下午,記者在未來得及與老紅軍王道金事先取得聯繫的情況下,貿然敲響了王老的家門。
王老的家中陳設非常簡陋,客廳里唯一的亮點是牆上貼著的毛主席年輕時的畫像,同時還掛著幾幅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王道金的照片。兩年前,遵義市的領導曾經提出給王老換換房子,結果被他謝絕了。他說,這裡方便,住慣了,挺好的。王道金的老伴王金霞是1946年入伍的,同年與王道金結婚。王金霞老人告訴記者:最近來採訪王老的記者特別多,全家人都非常積極地配合王老接受採訪。
1915年5月,王道金出生在江西興國縣東福後村的一個貧農家庭。王道金上到國小二年級,因家貧便輟學了,在家幫助父母乾農活。1930年8月,王道金參加了紅軍,那年他16歲。離家的那天上午,他的母親把一雙布鞋穿到他腳上,一雙遞到他手上,千叮萬囑,說去當紅軍,要聽長官的話,好好乾,不要想家,當紅軍要行千里路,穿上母親的鞋,保兒一路平安。王道金的父母送了他四五里路,才揮淚告別,令王道金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離別,竟是與父母永訣。直到1953年,王道金夫婦才有機會去看望父母的墳。
王道金參加紅軍不久,便參加了保衛蘇區的五次圍剿,之後是參加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反圍剿和長征中,曾經3次負傷。紅軍到達遵義時,王道金已經是紅三軍團十一團警衛連連長,連隊駐紮在南白鎮的一個山頭上,任務是監視貴陽、金沙方向的來犯之敵,保衛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
“當時的貴州很貧窮,部隊許多戰士都對‘乾人’的處境很同情。”王老十分感慨地對記者說,“當年的遵義城雖說是紅軍長征途中從江西出發以後經過的最大城市,但其城區面積可能不足現在的二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2萬多,不足現在的四十分之一。”
王老回憶說,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期間,遵義的天氣雖然也很寒冷,但民眾的熱情很高。關於遵義會議召開並重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等訊息,他是在後來的戰鬥中才逐漸知道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道金老人是我省目前唯一仍然健在的、且完整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壯舉的老紅軍。
1983年12月,王道金從中共遵義地委副書記的位子上退下來了,離休後的王道金,一天也沒有閒著。遵義會議紀念館、紅軍烈士陵園、中國小的禮堂等場所是他經常出現的地方。他在傳遞著一個信息,講述著光榮傳統,他要讓後人記住:遵義會議永放光芒!
人物逝世
2018年2月6日上午，百歲老紅軍王道金離開了我們，送別老紅軍，英雄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