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珍（1919年9月7日－2016年3月11日），中國河北省安新縣北馮村人，中國共產黨員，老紅軍，原黑龍江省計畫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省委員會委員。
王國珍193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3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抗日戰爭期間，1939年經過黨組織的培訓，出任徐水縣九區區委書記。1941年調任徐水縣委委員兼徐水鐵路東區分委書記，武工隊政委。1945年被任命為徐水縣委書記，徐水支隊政委（同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改編為團，調入東北野戰軍)。1949年7月，調任保定專區行政公署專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10月，奉調到中央財政機關，後到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管轄的機電分配局和建築材料工業局，任副局長。1958年，調任黑龍江省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1月，被列入歐陽欽，李范五為首的“反黨叛國集團”黑名單中誣陷打倒，並受迫害；1973年6月，復職。改革開放時期，1979年3月，黑龍江省委為其平反，併兼任省委委員。1981年6月，任黑龍江省計畫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省委員會委員。
基本介紹
人物事跡,早年生涯,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內戰期間,中國成立初期,赴任北疆,文革期間,文革後,人生評價,
人物事跡
有一次，黑龍江省政府副秘書長薛瑛聽人議論：“當官的人，沒有一個人敢拍胸脯保證，沒受過別人一份禮，沒吃過別人一次請！”
薛瑛肯定地說：“有，我就認識一個人，我的老領導王國珍。我敢打保票。” 王國珍--黑龍江省原計畫委員會主任，一位1932年參加革命，1933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一位出生入死於抗日前線的老武工隊政委；一位在和平建設環境中，忠於職守，克勤克儉，兢兢業業，默默奉獻，數十年被評為模範共產黨員的老領導，如今雖然離崗休養，但他的高風亮節仍然影響著後來者，人們稱他是一位忠於黨，終於革命事業的老共產黨員。
早年生涯
1919年，王國珍出生於河北省安新縣北馮村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北馮村地處白洋淀邊，舊社會時一個鬥爭複雜，多災多難的村莊。
王國珍10歲讀本村完小時，學校有個教員叫劉亦瑜，使中共地下黨員。他非常器重品學兼優的王國珍，教育他懂得“窮人為什麼窮，富人為什麼富”的革命道理。1932年3月經劉介紹，王國珍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3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抗日戰爭期間
1939年經過黨組織的培訓，年僅20歲的王國珍出任徐水縣九區區委書記。
九區許多村莊在平漢鐵路的縣城附近，當時還沒有黨的基層組織，農民對共產黨不了解，王國珍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基層共產黨組織，發展黨員。當時的環境苦，生活苦，鬥爭苦。談及這一時期的經歷，王國珍深沉地說：“我們常常是搬到青紗帳里睡覺，夜晚搞點活動，打個小伏擊，挖點小地道，接近民眾，發動民眾，發展了一批骨幹。”
最令王國珍不能忘記的，是與日寇的一次遭遇戰。1943年春季的一天，王國珍在敵人據點附近一個村莊與區委和村黨支部書記等人開會，晚上，突然遭到日寇和偽軍的包圍。
開會的人剛站起來要分散，通的一聲，大院門被敵人踢開，一個日寇軍曹帶著幾名日偽軍端著刺刀，殺氣騰騰撲進來。
“來不及進地道了，打吧！”王國珍果斷地說。推門闖進來的第一個日軍被王國珍迎面開槍擊斃（後知道是日軍小頭頭），鬼子的槍也響起來。王國珍覺得頭皮一熱，鮮血留下來。村支書有幾手功夫，三拳兩腳空手奪下敵人一支步槍反擊。住在附近的區幹部和村中的黨員，民兵聽到槍聲衝過來。他們利用夜幕和熟悉的地形地貌掩護，從幾個方面向鬼子開槍，鬼子不知我方有多少兵力，倉皇逃竄。
蒼天有眼，子彈只把王國珍的頭皮擦出一道溝，經同志們急救後，迅速轉移。
國共內戰期間
1945年，王國珍被任命為中共徐水縣委書記兼縣支隊政治委員。“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黨想摘取抗日勝利果實，中共徐水縣委根據上級指示精神，一方面將徐水縣支隊改編為一個團，調入野戰軍開赴東北地區；一方面有抓緊新組建成下轄三個連的縣大隊，充實了九個區小隊和民兵獨立團。他們深入發動民眾，粉碎了徐水縣敵偽頑合流的進攻，鞏固和保衛了人民抗戰成果。1947年6月，我晉察冀軍區發動保北戰役，二縱五旅全殲國民黨十六軍一零九師的一個團。至此，徐水縣第三次獲得解放，王國珍率縣委，縣政府機關從西黑山村遷至縣城內辦公。
剛剛回到人民懷抱的徐水縣城百業待興，百廢待舉。王國珍把工作重點放在對敵鬥爭，擴軍支前，土地改革和大生產運動上。在土改中，王國珍到一區參加訴苦會。一位姓牛的農民在台上聲淚俱下地控訴地主的殘酷剝削，致使他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過著流離失所的悲慘生活。會後，王國珍寫了一篇《牛老瑞訴苦》的文章，發表在《晉察冀報》頭版頭條，反響很大，推動了土改深入開展。地委書記周小舟閱後，很是讚賞。
1949年7月，王國珍調任保定專屬專員。
中國成立初期
劉青山是前任天津地方委員會書記，赤貧出身，他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和王國珍一同工作的一位部長。張子善是天津專區專員，學生出身，1933年入黨。兩個人都是十幾歲參加革命，在國民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艱苦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曾奮不顧身為黨工作，多次立過戰功。然而，在全國勝利後的兩年多的和平環境中，他們貪圖享樂，腐化墮落，憑藉職權，盜用機場建築款，救災糧，治河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及剝削剋扣民工工資，騙取銀行貸款等共達150多億元（舊幣）巨額資金，並交送49億巨款給奸商張文義倒賣鋼鐵木材，瓦解國營廠礦。劉，張還任意揮霍，生活腐化。劉青山吸毒成癮，僅送禮就開銷3億多元。
2月10日，王國珍和河北省各地市委書記均出席了公審大會。大會宣布劉，張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判決之後，執行槍決。劉，張事件及公審大會通過新聞媒介傳播後，在全國，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動，而後的“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取得巨大成果。
五十多年之後談起這件事，王國珍依然感慨萬端。他認為，人要死得其所，劉，張死的不值得，死得可恥。無論多么有權有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不能變，共產主義信仰不能變。他說，毛主席當時指出，奪取全國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求幹部們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那時，保定地委只有一輛中型吉普車，下鄉的幹部基本是騎腳踏車或走著去，地委委員們都住平房，後來黨委的一個辦公室配了一套沙發，在“三反”中也做了認真的檢查，把沙發撤了。
赴任北疆
1958年，中央決定國有大企業下放地方，李富春稱這是一個大戰略，因此，中央一部分幹部要派下去，適應新形勢，加強地方領導力量。
黑龍江省是祖國版圖上的一隻天鵝，省會哈爾濱是天鵝項下的一顆明珠，黑龍江省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發展前途無比廣闊。王國珍踏上這片黑土地，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肝膽和熱血，奉獻給這塊黑土地。
那時，全國實行的是計畫經濟，他又是在掌握計畫經濟的職能部門任職，權利炙手可熱，眾人矚目。王國珍把黨賦予的權力看成是為人民服務的動力，全身心地投入到黨交給的每一項工作任務上。他主抓農業時，跑到龍江，泰康等縣實地考察，了解西旱東澇的原因，依靠民眾獻計獻策，治理旱澇，加大投資，為農業發展逐步奠定基礎。西部地區經過省計委敲定投資發展電力排灌項目，一些風沙乾旱地變水澆地後糧食畝產由二百多斤提高到五百多斤，齊齊哈爾市郊區開始大面積利用水澆地種植蔬菜，改善了這個大城市歷史上“吃菜難”的狀況。三江平原排水能力差，一遇秋季多雨小麥便因澇絕產，大秋作物也減產或絕產。王國珍與省水利部門和農墾部門請專家“會診”制定排澇方案，經過十幾年努力，取得很大成果。
他參與了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工作，從省計委的角度出發，千方百計給予支持，他和省水利部門大力支持引烏裕爾河和嫩江之水到大慶的引嫩工程。這條長達二百多里的人工河，經過四年艱苦奮鬥，直通大慶黑魚泡，解決了大慶注水換油問題，又解決了沿途鄉鎮常年乾旱之災。
文革期間
“文化大革命”中，王國珍被列入歐陽欽，李范五為首的“反黨叛國集團”黑名單中，多次遭到圍攻，批鬥。後來，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幹校，他依然認認真真地去勞動，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待生活。
文革後
楊易辰對大慶石油的開發利用想得很遠，一心要為黑龍江人民謀利益。他一再強調石油要綜合利用，一年幾千萬噸原油，要運到大連，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去加工，黑龍江為什麼不能搞？省委，省政府領導為此也統一了認識，決定向國家爭取這個大項目。
在北京，余秋里副總理聽了楊易辰和王國珍的匯報，沉吟片刻說：“國家現在也有困難，拿不出那么多錢呀！”
楊易辰笑著說：“我們體諒國家困難，但是大慶化工基地搞起來，是為國家分憂解難，就拿尿素一項來說吧，如果生產100萬噸，不用往外運，省內就可以消化，不但增產糧食，商品糧基地也鞏固了。”
余副總理頻頻點頭。
楊易辰和王國珍又在北京工作了五六天，多方協調，最後余秋里拍板，黑龍江上30萬噸乙烯工程。
80年代初省計委組建了“乙烯”辦公室，會同各有關方面全力以赴抓乙烯工程的籌建和開工。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大慶石油化工總廠已建成石油化工生產裝置幾十套，擁有煉油，乙烯，化肥，化纖等多個主要生產廠，大慶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
王國珍還遵照楊易辰的指示，加強對農業的巨觀指導，特別是對北大荒的開發與長遠規劃予以格外重視。有一次在北京，楊易辰和王國珍見到李先念主席。李先念鼓勵他們要抓好黑龍江的大農業建設，讓全國人民吃飽肚子。李先念笑著說：“你們（黑龍江）一感冒我就打噴嚏。我們天安門不能種田啊！你們一定要把商品糧基地建設好。“
楊易辰和王國珍又找到余秋里，要求批准建設一條延伸到北大荒農場群腹地的三江平原鐵路，主要解決糧食外運問題。如今，佳木斯前進鎮鐵路每年都源源不斷地把豐收果實運往祖國的四面八方。
王國珍為此而感到欣慰。
人生評價
有幾件小事，至今在省計委仍被傳為美談。
一次，徐水縣供銷社派人送來一些花生核桃等土地產。王國珍同他們講不要送禮拉關係圖方便，勸其退回後，再沒發生這種事。
三年困難時期，計委機關與一家鞋廠聯繫，以出廠價格為全委幹部每人購買一雙鞋。王國珍知道後說：“計委是經濟權威部門，你一帶頭走後門，別的部門怎么看？不要損害政府的形象。”
1977年，省計委蓋了一棟家屬樓，管工程的幹部根據實際情況，又附帶蓋了一溜小倉棚，小倉棚內挖了地窖。王國珍得知後予以制止。他心平氣和地教育幹部，計委工作作風一定要正派，不要超標準，不要搞花樣，否則，己不正難以正人。後來，每戶交了100元蓋倉房款，他才亮綠燈。
類似這樣的小事很多。它反映了王國珍身體力行，嚴格要求，端正作風，保持優良傳統的本色。計委同志都知道，在王國珍面前，你不能說苦呀，累呀這樣的字眼。計委的燈在省政府大樓里經常亮到很晚，而王國珍辦公室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有時候，為準備省委書記，省長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他們要連夜加班加點，第二天清晨，材料準時送到首長的案頭。省委書記楊易辰，省長陳雷曾高度評價計委的工作：“你們計委很過硬，我們放心。”
對於全省各行業的資金投向，大項目建設情況，王國珍和計委的幹部精心部署。在下鄉考察中他堅決反對講排場，擺闊氣，接來送往。計委每年掌握上億元的建設資金，計委主任的決策權和建議權很重要，計委一位處長或科長下鄉，要比其他部門幹部下去引人注目和重視，何況他是一位主任。只要聽說王國珍要到某市，從市（地）委書記，市長，專員到有頭有臉的人物，無一不笑臉相迎，恭恭敬敬。倘若有什麼投資項目涉及某個大系統，省城廳局的領導也會聞風而動，尾隨而至。至於宴請，遊玩更安排得無微不至。王國珍不贊成這樣做，他到哪裡檢查工作，先打招呼，吃標準一伙食，不要人陪，輕車簡從，地方土特產品一律不收。
下基層不吃請，走上層他也不請客送禮。每年，國家計委要召開幾次會議，編排或調整計畫和投資。許多省的領導都親自參加，並千方百計挖空心思找國家計委的司局長聯絡感情。其實，王國珍是國家計委下派的幹部，有一批老朋友，送點土特產，吃一兩頓飯，無可非議。但他不這樣做，老朋友來了，也只是一杯清茶，敘敘舊情。他更不吃別人的請。
所以，在省計委，曾流傳這樣一句歇後語：“誰能請王國珍吃頓飯--神了！”
有人評價，王國珍的艱苦奮鬥和艱苦樸素作風，已近於苛刻和清苦。
“文革”中，他有兩個子女去了生產建設兵團。1971年之後，許多人走後門使子女參軍或上大學，他沒有這樣做。以他當時任計委主任的地位，只要有個暗示，自然有人幫助，不費吹灰之力。“兵團”有人曾多次打探其子女在哪個團哪個連，可他只有一句話：“讓他們好好鍛鍊，不能特殊！”
與他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老伴，是省民政廳的普通幹部，身體不好。王國珍主動讓老伴退下來。國民經濟恢復之後，許多幹部通過各種渠道，重新恢復自己親屬的工作，但王國珍隻字不提。有人提示，讓他和同級幹部比一比，別虧了。王國珍堅定地說：“我不必，也不帶這個頭！”有些老朋友曾希望他找一找北京老領導，重新調回國家機關，他一笑了之。
他的心中，只有黨的事業。
每天，人們看見的這位高層領導，一套舊軍裝，一雙緊口布鞋；閱批檔案於案頭，檢查工作於基層，謙虛嚴謹，正氣滿腔，鞠躬盡瘁，無怨無悔。人們更加敬佩的是，王國珍帶出了計委的好班子，帶出了一支思想好，作風硬，業務精的幹部隊伍。王國珍離休十多年來，先後五位計委主任，都把這種好傳統接過來，傳下去。
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
1985年12月，王國珍離職休養。
2016年3月11日凌晨2時23分，王國珍與世長辭，享年98歲。
“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