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谿生，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的號，字義山。晚唐詩人。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祖輩遷滎陽（今屬河南）[1]。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裡排行16，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有22首被收錄，位列第4。
基本介紹
- 本名：李商隱
- 字號：義山
- 所處時代：唐朝
- 出生地：懷州河內
- 去世時間：858年
- 號：玉谿生
生平,愛情,詩歌,文章,箋注,影響,傳說,
生平
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張采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檔案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非常遙遠了。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過，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現實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縣（今河南獲嘉縣）令。
早年
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猶豫、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國小、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太和四年，830）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並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於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於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怨，這筆恩怨後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袖的“李黨”在數十年中互相攻訐，爭鬥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隱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屬於“牛黨”，在他的幫助下，李商隱步入政壇。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綯協助李商隱中了進士。在令狐楚去世後，李商隱成為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僚並受到其賞識，娶了他的女兒為妻。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成員。這樁婚姻使他被牛黨視為李黨中人。但李商隱本人可能原想置身於牛李黨爭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詩文中對兩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評。然而，在政治鬥爭中想要保持中立，顯然只能是一廂情願。結果是李商隱兩邊不討好，令狐綯尤其厭惡他，認為他忘恩負義。在令狐綯官居高位後，李商隱曾多次嘗試補救，包括寫了一些詩給令狐綯（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顧念舊情，但令狐綯始終不理睬他。
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的仕途顯然無法順利，他曾於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兩入秘書省，但只是短期地擔任過低級官職。李商隱也在基層政府做過小官（開成四年-五年：弘農縣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樣短暫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些外派官員的幕下供職。事實上，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得勢，李商隱從來沒有機會晉升。他的政治生涯結束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時他追隨鹽鐵轉運使柳仲郢，擔任鹽鐵推官，當柳被調任兵部尚書時，他也隨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鄉後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喪偶和官場失意時他篤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據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範圍廣泛，他是一個樂於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裡的人物分為四類：
與仕途生計有關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綯、崔戎、王茂元、李執方、盧弘止、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周墀、姚合、孫簡等人。
互相酬和詩友。包括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見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劉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禮節性的交遊或親戚之間的來往。包括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事。
與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親去世後，幼年的李商隱陪同母親回到河南故鄉，這裡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而且相當艱苦的環境，沒有家庭或家族的影響力幫助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進入一個社交圈。李商隱憑藉才華、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網路。早在十六歲，他就開始與當地的一些知識分子交往，將自己的作品散發給他們閱讀，獲得了一定的名氣——也許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認識令狐楚是李商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後來的生活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令狐楚幫助李商隱進入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同時也使他捲入了黨爭的旋渦。從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開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係。李商隱以謙卑誠懇的態度贏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現這種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際召喚李商隱來到身邊，要求他代為撰寫遺表——這並非普通的遺書，而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政治遺言。令狐楚本人就是這種文體的高手，而他寧願讓李商隱幫助完成自己一生的總結。另一方面，他們兩人之間又有非常微妙的距離感。李商隱在一些場合稱呼令狐楚為“四丈”，顯得相當親近，但他從不會放鬆到忘記時時表達感激之情的地步。當然，與其說李商隱謹小慎微地保持了距離，倒不如說令狐楚的態度給定了雙方交往的界限。
在與令狐楚交往的過程中，李商隱學會了如何與既有身份又欣賞自己才華的人融洽相處。這樣的人對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樂、老師、長輩、上司、贊助者……簡言之，他們會對其個人仕途和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愛情
李商隱畫像李商隱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注，部分原因在於李商隱以《無題》為代表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緻婉轉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為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關於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於有實際證據的，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象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現切實的憑據。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為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現在李商隱寫於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他還為在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講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個洛陽富商的女兒，活潑可愛，開朗大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李商隱的詩（《燕台詩》），心生愛慕，於是主動與他約會。但李商隱失約了。他後來得知，柳枝被一個有權勢的人收為妾。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如果不是李商隱杜撰，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戀。
宋華陽。李商隱在青年時期曾經在玉陽山修習道術，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生過戀情。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於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還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是：李商隱曾經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蘇雪林在《玉溪詩謎》中[5]對於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像發揮。
錦瑟。李商隱有一首著名的《錦瑟》詩，劉攽在《中山詩話》中提到，有人猜測“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兒，李商隱在令狐家受學期間，曾與她戀愛，但終於沒有結果。
荷花。民間傳說他在與王氏結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戀人，兩人十分恩愛。在他進京趕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隱陪伴荷花度過最後的時光。這段悲劇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以後的詩中他常以荷花為題也是對舊情的眷戀。
王氏。王氏是李商隱的妻子。但有人從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中（“況吾別娶已來，胤緒未立”）推斷王氏為李商隱再婚的妻子。如果這種看法成立，李商隱應該還有一位初婚妻子，但關於這方面的信息幾乎空白。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後，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遊途中所作《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對於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最為著名。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為《玉溪詩謎》。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域的內容。例如，通過她的考證，多數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歷。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制，從而構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詩歌
詩歌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6]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後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7]，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於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於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鬱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遊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後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台詩》、《碧城三首》、《重過聖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於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綯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綯的關係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詩風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傑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徵、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鑒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裡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8]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雲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並且善於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
無題詩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隱詩歌集解》[7]里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無題》（八歲初照鏡）
《無題》（照梁初有情）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閶門）
《無題四首》（來是空言；颯颯東南；含情春畹晚；何處哀箏）
《無題》（相見時難）
《無題》（紫府仙人）
《無題二首》（鳳尾香羅；重帷深下）
《無題》（近知名阿侯）
《無題》（白道縈迴）
《無題》（萬里風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詩集中經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於版本問題而產生的原題丟失情況，並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9]）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該屬於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容本身毫無聯繫（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許多人傾向於將《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詩與無題詩相提並論，認為它們在寫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過隱晦的筆觸表現一種微妙複雜的感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情形，使得無題詩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都試圖對這些詩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然而沒有一個人的註解能夠非常令人信服的闡明詩中的涵義。
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總結了前人關於無題詩的箋注工作[10]，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託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文章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並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檔案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摺、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於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於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人，先後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最新的彙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鍇、余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箋注
由於李商隱詩意比較隱晦，因此一些李商隱詩的愛好者嘗試著為這些難懂的詩註解。宋代蔡絛《西清詩話》里提到劉克箋注李商隱詩；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鄭潛庵編《李商隱詩選》；明代唐覲《延州筆記》里提到張文亮注過李商隱詩。但這些注本或選本都沒有流傳下來。事實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隱詩的箋注並不算多。金元時期的文學家元好問曾感嘆說：“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為李詩作注，清朝初年，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上，刪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補了很多，完成《李義山詩注》三卷。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隱詩歌的完整注本。此後又經過陸昆曾（《李義山詩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屈復（《玉溪生詩意》）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馮浩（《玉溪生詩詳註》）等多人的註解考證，已經能夠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對於許多詩的涵義仍然沒有定論。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隱曾自編《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鶴齡曾輯錄《文苑英華》等書，編成《李義山文集》，但有明顯的疏漏。清徐樹榖、徐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兩人分擔了箋、注的工作，成書《李義山文集箋注》，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注本。之後，馮浩又對《李義山文集箋注》進行考訂改編，著《樊南文集詳註》。錢振論、錢振常兄弟從《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馮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兩百多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
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量僅次於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並刊行了一部《西崑酬唱集》，被稱為西崑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後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清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王彥泓的《疑雲集》和《疑雨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關於李商隱對後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餘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格形成的影響》、劉學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
傳說
與李商隱有關的傳說，散見於後世的史料筆記中。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記載：在令狐楚去世後多年的某個重陽節，李商隱拜訪令狐綯，恰好令狐綯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隱已曾經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綯陳訴舊情，希望得到提攜，都遭到對方的冷遇。感慨之餘，就題了一首詩在令狐綯家的廳里：“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訊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委婉地諷刺令狐綯忘記舊日的友情。令狐綯回來看到這首詩，既慚愧又惆悵，於是令人將這間廳鎖起來，終生不開。後來又有人說，這首詩令狐綯惱羞成怒，很想剷除題詩的牆壁，但由於這首詩里有出現了他父親的名字（“楚”），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無法毀掉詩作，就只好鎖上門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隱。
宋姚寬《西溪叢語》中記載唐末流傳的一個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遊玩，有人提議以木蘭為題作詩。於是眾人一邊飲酒一邊輪流賦詩。這時，突然出現一位貧窮的書生，口占一絕：“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罷隱身而去。大家都感到驚奇，後來得知，這人就是李商隱的鬼魂。在另一個版本（宋李頎《古今詩話》）中並沒有鬼魂出現，是一群詩人在長安聚會時，有人朗誦這首詩，大家才發現原來他就是李商隱。
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中說：白居易晚年非常喜愛李商隱的詩，曾經開玩笑地說：希望我死後能夠投胎當你的兒子。後來李商隱兒子袞師出生，李商隱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頎《古今詩話》中記載：北宋楊億、劉筠等人互相以詩唱和，創立“西崑體”，以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著名。當時有一位職業演員扮演李商隱，穿著破爛的衣服，對別人說：楊億他們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聲。有人用這個故事來諷刺“西崑體”詩派對李商隱的繼承是生吞活剝。
情深意遠 思緒纏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