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創作背景,全文內容,內容解讀,作者簡介,
創作背景
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為了保護同時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釗還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寫下《獄中自述》，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
全文內容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秭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時在鄉村私校，曾讀四書經史，年十六，應科舉試，試未竟，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載。其時祖夫年八旬，只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棄世。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校為袁世凱氏所創立，收錄全國人士。釗既入校，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學，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亦日益騰高。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
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歷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科。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從前英法聯軍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強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日本之稅權法權，亦一時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位置。厥後日本憂國之志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冒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日本遂以回復其民族之獨立，今亦列於帝國主義國家之林。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軛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心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採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族；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已開發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因此，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
大約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則親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亘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討論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於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認者，有：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諸人。後來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留於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余及釗等。去年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中之全黨最高中央機關，現設於武漢，內分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系汪精衛，從前只在上海、北京設分會，今則中央已遷往武漢，廣州遂設立一分會。北京分會自吳稚暉、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後，只余李石曾及釗。此時南方建設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亦只設法使北方民眾了解國民黨之主義，並且增收黨員而已。
此外，則中外各方有須與黨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於如何寄居於庚款委員會內，其願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余等，皆先後任庚款委員，徐謙即寄居於其中，一切管理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京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於此。嗣後市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於此者，並將名冊等簿，暫存其中，釗均逕自潤許，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默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自行管理。至於釗與立石曾諸人在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參加。我等如有事與俄使接恰時，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則隨時與使館庶務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因其對於中國已取消不平等條約也。北上時路過日本，曾對其朝野人士，為極沉痛之演說，勸其毅然改變對華政策，贊助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始於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之會見。當時曾與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中國今日尚不適宜施行社會主義。以後中山先生返粵，即約聘俄顧問，贊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行一種中山先生墨跡，關於其聯俄計畫之進行，頗有紀述，可參考之。至於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係，皆歸外交部與駐粵蘇俄代表在廣州辦理，故釗不知其詳。惟據我所知，則確無何等秘約。中山先生曾於其遺囑中明白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其聯俄政策之維持而有待於密約者，則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誼之可言？而且國民黨之對內對外諸大政策，向系公開與國人以共見，與世界民眾以共見，因亦不許與任何國家結立密約。
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向系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當徐謙、顧孟余離京之時，顧孟余曾以萬餘元交付我手，此款本為設立印刷局而儲存者。後因黨員紛紛出京，多需旅費及安置家屬費，並維持庚款委員會一切雜費及借給市黨部之維持費。數月間，即行用盡。此後又匯來數萬元，系令釗轉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陸續轉交過去。去歲軍興以來，國民政府之經費亦不甚充裕，故數月以來，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費，全賴托由李石曾借債維持。陽曆及陰曆年關，幾乎無法過去。庚款委員會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應交使館之電燈、自來水等費，亦多積欠未付。委員會夫役閹振，已經拘押在案，可以質證。最近才由廣州寄來兩千元，由武漢寄來三千元，除陸續還付前托李石曾經借之債，已所余無幾，大約不過千元，存在遠東銀行。歷次匯款，無論由何銀行匯來，釗皆用李鼎丞名義匯存之於遠東銀行，以為提取之便。
黨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過遇有政治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始更明顯。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進急進之差耳。在北京之黨員，皆入市黨部，凡入市黨部者，當然皆為國民黨員。市、區黨員之任務，乃在訓練黨員以政治的常識。區隸屬於市，積若干區而成市，此為黨員之初級組織，並無他項作用。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會之組織。在國民軍時代，工人雖略有組織，而今則早已無復存在。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甚罕見。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畫，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望當局悟勿致輕信，社會之紛擾，泰半由於謠傳與誤會。當局能從此番之逮捕，判明謠諑之無根，則對於吾黨之政治主張，亦可有相當之諒解。苛能因此諒解而知吾黨之所求，乃在謀國計民生之安康與進步，彼此間之誤會，因以逐漸消除，則更幸矣！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則。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蒐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內容解讀
首先，李大釗在“自述”中回顧了自己壯烈的、革命的一生，表達了自己的堅定信仰和偉大抱負，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中國的革命主張。這方面的內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覆說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而要“再造中國”，就必須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這個“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廢除“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就必須“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下”，來“達到建立—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已開發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
第二，《獄中自述》的其餘部分，談了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他“入國民黨”的情況，還談了國民黨在北京和廣州、武漢的一些情況。
李大釗當時不是一個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與他一同被捕；同時，革命領導機關被破獲，許多檔案落到敵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革命領導人所要考慮的，就不能只是與敵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儘可能地保護其他被捕的同志，保護革命組織，保護革命民眾。《獄中自述》的這部分內容，正是起著這個作用。
具體地來看看他對當時的情況究竟寫了些什麼，就十分清楚了。這些情況可分為三類。
一類是為了迷惑敵人、保護革命勢力而寫的假情況。如說國民黨“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說“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無工會之組織”，說傳言黨人在北京有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等等。
一類是為了駁斥敵人對革命和對當時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的誣衊而作的說明。當時，敵人把李大釗等一案誣為“蘇聯陰謀案”，把共產黨誣衊為“赤俄的工具”，並藉此大搞所謂“討赤驅赤”。李大釗堅決聲明：他們的住所是由國民黨人徐謙等掌管的“庚子賠款委員會”，而不是蘇聯大使館；一切事項“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一切用款則全由國民黨自廣州、武漢匯寄。顯而易見，說明這些情況的目的，決不是為了“討好”敵人，而只是為了保護革命。
還有一類，是李大釗經過慎重的選擇，也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國民黨的情況。如談到了國民黨一些頭面人物－－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徐謙、顧孟余的名字，談了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全部是早已見諸報章的。李大釗這樣寫，正是為了掩護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孫中山曾經與張作霖締結過軍事聯盟，共同反對吳佩孚，並在一個長時間內，由汪精衛掌管這些聯繫。而當時，奉系軍閥也正在採取拉國民黨、打共產黨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國民黨員“將來均可依法釋放”。國民黨當時在北方處於半分開的地位。這些情況，李大釗是非常清楚的。他絕口不談共產黨，卻談國民黨，正是為了利用當時奉系軍閥的這個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儘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這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正確地運用了革命的策略，來反對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個稿子都沒有一個字提到共產黨，根本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更談不到有任何泄露黨的機密之事。這一點，就連當時的敵人也不得不對報界承認：“李無確供”。
《獄中自述》最後以氣壯山河的氣概說：“釗自束髮受書，則釗實當負其全責。”他並向奉系當局提出，對一同被捕的“愛國青年”，應“不事株連”，完全表達了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卓越領導人的崇高革命氣節和無產階級的寬廣胸懷！
作者簡介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就義，時年38歲。
李大釗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他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三大和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鬥爭。
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民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