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詞語簡介,起源,概述,定義,
詞語簡介
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都試圖用套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 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但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 艾瑪·喬治娜·羅斯柴爾德(一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 曾公開否定“看不見的手”，說“‘看不見的手’不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重要概念，而是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
起源
《道德情操論》
在《道德情操論》中，在解釋追求財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樣促使人們去從事巨大的工業和生產時，斯密指出，通過所有這種努力而變成富有的人們，在真正重要的塵世物品的享受方面，並不比為生產這些物品而勞動的窮人處境更好。例如，富有的地方想要得到無足輕重的奢侈品，但是只能消費他的努力所生產的糧食的一小部分；其餘的糧食須支付給為他服務的人們。富有地主“……儘管生性自私和貪婪，雖然他們只圖自己的方便，雖然他們從其所有雇用的千百萬人的勞動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滿足自己的無聊的和無厭的欲望，他們卻同窮人分享他們所獲得的全部改進的產品。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進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這種分配差不多同假設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時所能有的分配一樣；這樣，沒有打算去作，沒有真正去作，卻促進了社會的利益，為人類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資料”（《道德情操論》，第4卷，第304——305頁）。
《國富論》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說明為什麼對進口或對使用自己的資本進行限制為不必要時，使用了“看不見的手”一詞：
“因此，當每一個人企圖儘可能地使用他的資本去支持本國工業，從而引導那種工業使它的產品可能有最大的價值時，每一個人必然要為使社會的每年收入儘可能大而勞動。的確，他一般既無心要去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之正在促進多少。他寧願支持本國工業而不支持外國工業，只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導這種工業去使其產品能具有最大的價值，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只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並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國富論》，第4卷，第456頁）
《蜜蜂的寓言》
由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並非有意去造成的秩序這種基本思想，不是斯密的創新。在17世紀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的著作中，這種思想已經隱約可見。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18世紀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是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雖然關於曼德維爾是否有一種堪與斯密比擬的自行建立的秩序的概念還有一些爭議，但是他的關於貪婪，奢侈和不知饜足這些私人惡癖會導致財富豐盈這種公共利益的名聲不好的說法（《蜜蜂的寓言》，1714年）激起了許多辯論卻是十分清楚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斯密是其中之——拒絕接受曼德維爾把私利同貪婪等同起來這種聳人聽聞的說法，但是他們創立了這樣一種基本思想作為他們寫作的一個主題：私人行為可以產生行為人所不曾預期的有益的公共影響。例如，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把私人財產和一般政治制度描述為“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執行任何人類意圖的結果”（《關於文明社會史的論文》，1767年）。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解釋司法制度怎樣作為關於具體爭端處理的一系列個人為自己謀利益的決定的副產品而出現時，在他主張說人類體制（如貨幣和語言）是從個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為而產生時，均曾乞靈於這一概念（《人性論》，1740年）。
人的動機
亞當·斯密也像曼德維爾、弗格森和休謨一樣，把他的體系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察上：人的動機就是利己。可是，對斯密來說，利己可能是一種值得讚美的人類特性，反映了一個人不僅關心他的物質福利，還關心他的榮譽。更重要的是，對斯密來說，利己是社會理論中的“運動原理”，就像吸引力是牛頓物理學中的運動原理一樣。斯密相信，那些認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來調節社會的任何法律的人，是不懂得人性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的。斯密所稱的“制度的人”，“似乎想像他能擺布一個巨大社會的不同成員，就像一隻手在棋盤上擺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慮，在棋盤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隻手在移動它們之外，還有其他的運動原理；在人類社會這個巨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運動原理，與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於它的原理完全不同”。（《道德情操論》），第380-381頁）
觀點
自然，18世紀是緊隨牛頓的偉大發現之後的一個世紀。牛頓宇宙觀的科學和道德影響仍在辯論中，而牛頓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正在被套用到智力活動的一切領域中去。亞當·斯密不僅熟悉牛頓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早期學術生涯中甚至還寫了一部天文學史，其最後10頁讚揚了伊薩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體系。因此，從“牛頓的”體系去看亞當·斯密的經濟體系，即把它看作是根據少數簡單的人類行動原理去解釋一種複雜的社會秩序的企圖，似乎是合理的。斯密在事實上所描述的經濟體系，乃是人的利己心以及就一種東西和另一種東西進行交換、互易和交易（《國富論》，第1卷，第25頁）的特有的人類習性二者的產物。交換導致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使工人能利用規模經濟，從而產生比沒有交易時得到更大的財富總額這種非預期的結果。因此，國家財富不是依存於自覺的政府計畫，而是依存於個人進行交換、專業化和擴大他們的市場自由。其次，斯密的“天然自由的簡單體系”總的有益性質不是依存於個人的善心，而是依存於在一種自由交換制度中利已心的作用。斯密指出，在交換中，我們達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於強迫我們的交易夥伴，也不是由於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於在交易過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已心相契合。兩個人進行交易，因為從交易中均能獲得好處。或者像斯密所說：
“……人差不多總有機會去獲得他的兄弟們的幫助，然而只是期望從他們的善意去獲得這種幫助，那是徒勞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們的利已心，使之傾向於他，並向他們表明，正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才去作他所求他們為他要作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達到目的。……我們不能期望從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的慈善心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從他們關懷他們自己的利益去得到。”（《國富論》，第1卷，第26頁）
概括
一般說來，“看不見的手”如此生動地概括的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改稱為“對社會現象的有機理解”（（1883年）1963年，第127頁以上），哈耶克（Hayek）稱之為“自發的秩序”（1973年，第1卷）——是由三個邏輯步驟組成的。第一步是一種觀察：人類行為常常導致行為人所不曾存心和不曾預見的結果。第二步是一種論點：從大量個人或從長時期來看，這些沒有存心而產生的結果的總和，在適合的環境下，要能形成這樣一種秩序：它是人心所能理解的，它的出現好像是某一個明智的計畫人所造成的產物。第三和最後一步，是一個判斷：總的秩序對於這種秩序的參與者能以他們所不曾存心而又感到可取的方式，對他們產生善果。
這些步驟中的第一步，從人類能夠使他們的各種觀察互相連貫時起，他們就必然已經看得明白。自然的反覆無常，人類計畫的總不可靠，是自從有史籍記錄的最初時刻起，宗教教義、哲學和戲劇文學中所談論的主題。只是從引用了下面這個觀念以後，人類計畫的非存心的結果才變得在科學上饒有興趣：人類各個成員的獨立行動能在無意中使一種可以理解的秩序井然的社會過程得以產生。顯然，沒有人類行為中的看不見的手的某些概念，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產生的。不把社會過程描述為有目的的個人行為的非存心的副產品的辦法，就是將全部社會制度和習慣作法或者看作是自覺的人類計畫的預定的開展，或看作是超出人類經驗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結果。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哈耶克把自發的秩序稱為第三類現象，介乎由自覺計畫形成的組織與物質世界二者之間（1973年，第1卷，第20頁）。
“看不見的手”這個表述中的第三步，比其他兩步的爭議大，它對於社會秩序的描述甚至也並非必要。判斷一種自發秩序地是否能產生善果，如斯密顯然所作的，是從一種具體的道德眼光並在一種具體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中去判斷它。斯密的道德眼光就是這個制度的參與者的道德眼光，而他的判斷是，在一種主要是自由的市場制度下，比起在18世紀英格蘭仍在實行的重商主義管制的制度下，這些參與者的處境會更好一些。可是，人們能夠很容易構想一個自發的社會，其中人民好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邪惡的和令人不愉快的目的。由於人類行動的非故意的結果而出現的那種秩序的優良與否，最終取決於人類在其中行動的規則與制度的種類，以及他們面臨的各種真實的選擇。
自發的秩序可以從兩種互相關聯的方式去構想。可以把這秩序描述為一種社會制度中的一組規章，這種社會制度是在一套社會規則的範圍內用某種方式自行組織起來的。依照這種解釋，這個制度中的約束物很可能是由人的設計樹立起來的，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壞作用。反之，自發秩序可以被構想為演進的秩序，其中的規則本身是人類行動的非存心的產物。例如，我們構想市場經濟是根據一套“博弈規則”來起作用的，這套規則使得資源配置上的錯誤能在這個制度以內自行糾正。這些規則（法律、習慣、政治組織的命令以及各種財產權利）會被構想為自覺的人類計畫（如在具體的立法中和憲法設計中）的產物。反之，它們也可以被構想為其本身是旨在達到具體的和狹隘的目的的人類行動所產生的非存心的結果。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對自發秩序的這兩種解釋均可找到。斯密在他的道德哲學中，也像大衛·休謨一樣，主張說；我們的道德規範是從在具體情況中個人經驗和個人判斷的積累逐漸演進而來的，而演化出來的規範本身卻具有促進社會穩定的那種非存心的結果。在他的《國富論》中所陳述的經濟理論中，貨幣價格、利潤和虧損提供了信號，對資源的配置失當進行糾正，導致經濟成長，而市場、貨幣、勞動分工這些經濟體制，全都是依演進的方式出現的。人們怎樣看待社會的各種體制，不僅使他的政治觀點有所不同，而且使他怎樣去評價一種經濟制度亦有所不同。
關於看不見的手的另外一種表述從亞當·斯密到卡爾·門格爾均可找到，它把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看成是自利的經濟行為的非存心的副產品，把這些體制看成是對於自行建立秩序的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去過問需要有何種體制去使看不見的手能完全起作用。這種觀點提出了一個問題：現有市場體制出現的經濟理由是什麼，這些體制為之服務的未被覺察的目的又是什麼。在這裡，只是企圖表明，現有市場體制是怎樣作為人類行動的非存心的結果而出現的。這一點，連同這類體制服務於比計畫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目的這個論點，使得人們在解決市場的安排時更加謹慎。
卡倫·沃恩(Karen I. Vaughn) 著
楊敬年 譯
概述
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命題。最初的意思是，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只考慮自己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即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後來，“看不見的手”便成為表示資本主義完全競爭模式的形象用語。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徵是私有制，人人為自己，都有獲得市場信息的自由，自由競爭，無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亞當·斯密的後繼者們以均衡理論的形式完成了對於完全競爭市場機制的精確分析。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生產是小規模的，一切企業由企業主經營，單獨的生產者對產品的市場價格不發生影響，消費者用貨幣作為“選票”，決定著產量和質量。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價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的變化，其功能一是配置稀缺資源，二是分配商品和勞務。通過看不見的手，企業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由競爭的勞動力供給決定的工資，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供給自動地創造需求，儲蓄與投資保持平衡。通過自由競爭，整個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在處理國際經濟關係時，遵循自由放任原則。政府不對外貿進行管制。“看不見的手”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的經濟現實。
看不見的手，揭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所存在的一個悖論。認為在每個參與者追求他或她的私利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會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利益，就好像有一隻慈善的看不見的手，在指導著整個經濟過程。
定義
正常情況下，市場會以它內在的機制維持其健康的運行。其中主要依據的是市場經濟活動中的 經濟人理性原則，以及由經濟人理性原則支配下的理性選擇。這些選擇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這些機制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 冥冥之中支配著每個人，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
市場機制就是依據經濟人理性原則而運行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消費者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做購買的決策，生產者依據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做銷售決策。市場就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根據價格的自然變動，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這時的市場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動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做出各自的決策。
壟斷資本的操縱之手：
經濟為什麼增長？經濟為什麼在增長中變成了全球經濟？中國究竟應該以“看不見的手”還是“看得見的手”來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1、何為“看不見的手”？
我們還是從一個小例子說起。假定某個村落只有兩個農戶甲和乙，原來為了吃飯各自種植糧食，為了穿衣就各自織布，各自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來。但是後來甲和乙兩家就在一起商量，種糧是甲比乙的長處，織布卻是乙的強項，結果後來這兩個農戶就進行了分工：甲專門種糧，乙專門織布。結果一年下來，在同一資源條件下卻有了更多的糧食和布匹。斯密告訴我們：要想增加產量，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要想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進行分工。分工就是將複雜的事情分解，使之簡單化，乾簡單的事情效率必然高。按照斯密的理論，分工是按照絕對優勢分工的，也就是自己和對方比，專業化生產效率絕對比對方強的產品，再交換就雙方都受益。
勞動分工的依據是絕對優勢，所謂絕對優勢就是自己與對方比，能力比別人強，效率比對方高。那么如何比較甲和乙的絕對優勢呢？斯密告訴我們，要到市場上去看一下糧食和布匹的價格，然後把各自家中糧食和布匹的生產成本的比例和市場上糧食的價格比例算出來，然後比較這兩組數據的大小，就可以找到絕對優勢。如果甲的的糧食和布匹的生產成本的比例小於市場價格比，那么甲的優勢就是糧食，否則就是布匹。乙也可以進行同樣計算和比較。
這個方面告訴我們，市場價格是衡量生產者絕對優勢的一個指標，而且隨著價格變動，生產者的優勢也在變動，有時增強，有時減弱，有時也會從優勢變為劣勢。生產者就會根據市場價格來改變自己的生產結構和生產要素的流向與變動。也就是說生產要素會隨著市場價格的變化而改變流向，這就是要素的重新配置。生產要素怎么流動，完全受制於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市場價格機制。斯密就把這種機制叫做“看不見的手”。
但是按絕對優勢分工有一個難題：如果現實中的甲在種糧和織布都不如乙，或者都強於乙，這時應該如何分工？李嘉圖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解決辦法：採取比較優勢，甲和乙仍然可以參與分工，分工同樣會帶來更多的利益。就是在對比優勢時，不去和對方比，而是自己與自己比，專門生產自己和自己比較相對更具有優勢的產品，這就是“比較優勢理論”。這樣只要自己和自己比有相對生產率更高的產品，就可以參與市場分工，專業化生產自己與自己比生產率更高的產品，放棄自己和自己比生產率較低的產品，進而與他人交換，必然獲益。
把這個用來指導個人的分工思想，同樣可以用來指導國家間的分工，原理是一樣的。分工要進行，就要不斷擴大市場規模和市場範圍，也就是不斷地擴大市場版圖。在此基礎上，分工與市場規模、範圍處於一種相互促進和依賴的關係中。商品生產和交換一但在世界上產生，就會將所有國家納入其支配之下。“看不見的手”就這樣伸向了全球。
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在全球蔓延，除了世界政治、軍事因素外，分工演進，財富增加是真正的原動力。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在它誕生的兩百年時間裡，所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人類歷史所創造的財富之和。
2、“看不見的手”已淪為一隻骯髒之手
“看不見的手”使人類財富增加，從這一點看，它是一隻推動歷史進步的手。但是在分配中它能否做到公平，從而成為一隻正義的手？還是相反，導致一方肆意侵犯另一方的利益，變成為一隻骯髒之手呢？對此，我們即使不從生產關係的角度去分析，僅僅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來認識它，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實的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是一隻有缺陷的手，當它的缺陷被人有效利用的時候，就很可能變成為一隻骯髒的手。
我們還是看甲和乙的例子，在市場經濟中其實甲或乙並不太關心生產多少糧食和布匹，而是在關心自己生產的布匹與糧食如何進行交換，為自己帶來更多的利益。經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瓦蒂曾經研究過“貧困增長”的現象，他的結論是：雖然分工增加了生產，但是增加的產品在進入市場後造成供大於求，使價格下降了，所換回的財富數量變得比分工前還少，大部分的好處被別人拿走了。“貧困增長”的這個理論告訴我們，“看不見的手”確實是有缺陷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完全有可能變成一隻骯髒的手，尤其是這些條件如果可以人為製造出來的話，“看不見的手”就成了攫取他人財富之手。當世界從實物經濟過渡到虛擬經濟，尤其是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些損人利己的條件往往更容易製造出來。
美國經濟學家在研究美國波音和歐洲空客兩大飛機製造巨頭爭奪國際民航市場的案例後，得到了結論：只要政府對本國的飛機公司提供大量補貼，然後飛機公司再以低價向外傾銷，將對方擠出市場後再抬價，不僅可以收回政府當初的補貼，而且能賺取更高的壟斷利潤。“看不見的手”真的成了攫取他人財富的一隻黑手。
當前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市場化不僅體現於物質產品市場，更體現於金融領域。隨著各國金融領城的開放，金融自由化、金融產品衍生化逐步加深，各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性、全天候的巨大的交易網路。在這個網路作用下，全球金融產品的交易額遙遙領先於物質產品的交易額。相對物質產品而言，金融產品的數量極少，可以聚集的資金交易量巨大，而且金融產品的交易極其迅速，成本極其低廉。因此金融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更有可能成為骯髒之手。1992年索羅斯衝擊英鎊的結果，是他本人賺走了10億多美元的收益。當他衝擊東南亞金融市場之後，當地經濟一夜回到了起飛前。
“看不見的手”不能使全球形成一個利益和諧的共同體，而是留下了無窮的利益衝撞和摩擦。一個世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家庭、一個個人，如果不崇尚勤勞致富，而是期盼一夜暴富，如果不提倡勤儉節約，而是盛譽奢侈闊綽，那么各國利益的衝突會因為資源的衰減，也升級為世界經濟大戰，但是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的中心可以協調這種利益的衝突。各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和自身的經濟安全，在尋找全球經濟利益的制高點。當然也不排除某些國家出於駕馭全球經濟的考慮，布局實施全球性戰略。
（摘自楊家旭《看不見的手已經淪為骯髒之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