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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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介紹
樂府是自秦代以來設立的配置樂曲、訓練樂工和採集民歌的專門官署，漢樂府指由漢時樂府機關所採制的詩歌。這些詩，原本在民間流傳，經由樂府保存下來，漢人叫做“歌詩”，魏晉時始稱“樂府”或“漢樂府”。後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詩，亦稱“樂府詩”。
“樂府”是漢武帝時設立的一個官署。它的職責是採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以備朝廷祭祀或宴會時演奏之用。它蒐集整理的詩歌，後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
漢樂府是繼《詩經》之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匯集，不同於《詩經》的是，它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新風。漢樂府民歌中女性題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語言構造貼近生活的作品，由雜言漸趨向五言，採用敘事寫法，刻畫人物細緻入微，創造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較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內涵著重描繪典型細節，開拓敘事詩發展成熟的新階段，是中國詩史五言詩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漢樂府在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其與詩經、楚辭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都是漢樂府民歌，後者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合稱“樂府雙璧”。漢代《孔雀東南飛》、北朝《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秦婦吟》並稱“樂府三絕”。此外，《長歌行》中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是千古流傳的名句。
西漢樂府的擴充和發展是在武帝時期，《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樂府的職能在武 帝時進一步強化，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蒐集各地歌謠。許多民間歌謠在樂府演唱，得以流傳下來。文人所創作的樂府歌詩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樣僅限於享宴所用，還在祭天時演唱，樂府詩的地位明顯提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武帝時，樂府令下設三丞。又據《漢書·禮樂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樂府人員多達八百餘人，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音樂機構。武帝到成帝期間的一百多年，是樂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詔罷樂府官，大量裁減樂府人員，所留部分劃歸太樂令統轄，從此以後，漢代再沒有樂府建制。
東漢管理音樂的機關也分屬兩個系統，一個是太予樂署，行政長官是太予令，相當於西漢的太樂令，隸屬於太常卿。一個是黃門鼓吹署，由承華令掌管， 隸屬於少府。黃門鼓吹之名西漢就已有之，它和樂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至東漢， 由承華令掌管的黃門鼓吹署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詩，實際上發揮著西漢樂府的作用，東漢的樂府詩歌主要是由黃門鼓吹署蒐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漢樂府分為：
1、郊廟歌辭：主要是貴族文人為祭祀而作的樂歌，華麗典雅。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樂主要採用秦國音樂和楚國音樂。
2、鼓吹曲辭：又叫短簫鐃歌，是漢初從北方民族傳入的北狄樂。歌辭是後來補寫的，內容龐雜。主要是民間創作。
3、相和歌辭：音樂是各地采來的俗樂，歌辭也多是“街陌謠謳”。其中有許多優秀作品，是漢樂府中的精華。
4、雜曲歌辭：其中樂調多不知所起。因無可歸類，就自成一類。裡面有一部分優秀民歌。
內容介紹
《漢書·藝文志》在敘述西漢樂府歌詩時寫道：“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 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兩漢樂府詩都是創 作主體有感而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激發樂府詩作者創作熱情和靈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件，樂府詩所表現的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於生與死的人生態度。
兩漢樂府詩的作者來自不同階層，詩人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因此，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在詩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辭中的《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表現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呻吟呼號。有的家裡“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劍而起，走上反抗道路。（《東門行》）有的是婦病連年累歲，垂危之際把孩子託付給丈夫；病婦死後，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討，遺孤在家裡呼喊著母親痛哭。（《婦病行》）還有的寫孤兒受到兄嫂虐待，嘗盡人間辛酸。（《孤兒行》）這些作品用白描的筆法揭示平民百姓經濟上的貧窮，勞作的艱難，並且還通過人物的對話、行動、內心獨白，表現他們心靈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東門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終抉擇之後，不得不割捨夫妻之愛、兒女之情， 夫婦二人的對話是生離死別的場面。《婦病行》中的病婦臨終遺囑傷心刺骨，而丈夫無力贍養遺孤的愧疚、悲哀，也滲透於字裡行間。至於《孤兒行》中的孤兒，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紀便對命運已經完全喪 失信心。兩漢樂府詩在表現平民百姓疾苦時，兼顧到表現對象物質生活的饑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嚴重創傷。尤其可貴的是，詩的作者對於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貧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惻隱之心申訴下層貧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錄在相和歌辭中的《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三詩， 與《東門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別，它們展示的是與苦難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帶進另一個天地。這三首詩基本內容相同，都是以富貴之家為表現對象；三首詩的字句也多有重複，最初當是出自同一母體。《相逢行》的作者猶如一位導遊人員，兩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見到的是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堂上置灑， 作使名倡，中庭桂樹，華鐙煌煌。第二次見到的是鴛鴛成行，鶴鳴噰噰，兩婦織綿，小婦調瑟。這首詩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時，還點出了他的尊貴身份：“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這是一個既富且貴的家庭，而且寶貴程度非同尋常。 黃金為門，白玉為堂，是富埒王侯的標誌，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宮的禁衛官或天子左右侍從，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員所能相比。《雞鳴》和《長安有狹斜行》把表現對象的顯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詩中的富貴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幾人同時宦達； 所任官職也不限於俸祿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達二千石的高官顯宦。《相逢行》 和《長安有狹斜行》二詩，作者是用欣賞的筆調渲染富貴之家，《雞鳴》一詩則警告豪門盪子不要胡作非為，以免觸犯刑律，帶有勸諫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詩對富貴之家氣象的展現，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具有示範性，後來許多同類作品都是以此作為藍本。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到《紅樓夢》中演變成賈府的“白玉為堂金作馬”。至於三婦織綿鼓瑟的段落，則被單獨劃分出去，名為“三婦艷”，在古代樂府詩中頻繁重複出現，成為富貴之家的象徵，積澱成一種具有特定含義 的符號。
表現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貴之家奢華的樂府詩同被收錄在相和歌辭中，這就形成對比鮮明、反差極大的兩幅畫面。一邊是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一邊是奢侈豪華，不知人間還有憂愁事。一邊是連自己的妻兒都無法養活，一邊是妻妾成群，錦衣玉食，而且還豢養大群水鳥。這兩組樂府詩最初編排在一起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們的客觀效果是引導讀者遍歷天堂地獄，領略到人間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兩極世界。
漢代樂府詩還對男女兩性之間的愛與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愛情婚姻題材作品在兩漢樂府詩中占有較大比重，這些詩篇多是來自民間，或是出自下層文人之手，因此，在表達婚戀方面的愛與恨時，都顯得大膽潑辣、毫不掩飾。鼓吹曲辭收錄的《上邪》系鐃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詞：“上邪！我欲與君相 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這首詩用語奇警，別開生面。先是指天為誓，表示要與自己的意中人結為終身伴侶。接著便連舉五種千載不遇、極其反常的自然現象，用以表白自己對愛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種自然現象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不會出現的，至於五種同時出現， 則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極大地增強了抒情的力度，內心的情感如火山爆發、如江河奔騰，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遏止。兩漢樂府詩中的女子對於自己的意中人愛得真摯、熱烈，可是，一旦發現對方移情別戀，中途變心，就會變愛為恨，果斷地與他分手，而絕不猶豫徘徊。另一篇鐃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這種由愛到恨的變化及其表現。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遠在大海南，她準備了珍貴的“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想要送給對方。聽到對方有二心，她就毅然決然地毀掉這份禮物，“拉雜摧燒之”，並且“當風揚其灰”，果斷地表示：“從今以往，勿復相思。”她愛得熱烈，恨得痛切，她的選擇是痛苦的，同時又斬釘截鐵，義無反顧。
《孔雀東南飛》所寫的是另一種類型的愛與恨。詩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劉蘭芝是一對恩愛夫妻，他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他們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歡蘭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劉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強迫成婚。劉蘭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後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愛愈加熾熱，最後雙雙自殺，用以反抗包辦婚姻，同時也表白他們生死不渝的愛戀之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在敘述這一婚姻悲劇時，愛男女主人公之所愛，恨他們之所恨，傾向是非常鮮明的。
兩漢樂府詩還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這樣的詩。在這兩篇作品中，男女雙方根本沒有任何感情基礎，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男方企圖依靠權勢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女方。於是，出現了秦羅敷巧對使君、胡姬誓死回絕羽林郎的場面。這兩首詩的作者也是愛憎分明，對秦羅敷和胡姬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讚揚，嘲笑了好色無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藝術特色
漢樂府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我們將在下一節敘述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採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蕪》和《艷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對話外，也有採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漢樂府民歌並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如《艷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將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鬚”、“著綃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立即將回歸帶和糾風辦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由於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著感情，飽含著人民的愛憎，即使是敘事詩，也是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採摭閭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藪》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於所敘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於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著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敘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如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這話很實在，並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著重於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著《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靈活多變，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形式十分整齊。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孔雀東南飛》《陌上桑》《上邪》《十五從軍行》等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里》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於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
浪漫主義的色彩。漢樂府民歌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如抒情小詩《上邪》那種如山洪暴發似的激情和高度的誇張，便都是浪漫主義的表現。在漢樂府民歌中，作者不僅讓死人現身說法，如《戰城南》，而且也使烏鴉的魂魄向人們申訴，如《烏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魚會哭泣，會寫信，如《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這些豐富奇特的幻想，更顯示了作品的浪漫主義的特色。陳本禮《漢詩統箋》評《鐃歌十八曲》說：“其造語之精，用意之奇，有出於三百、楚騷之外者。奇則異想天開，巧則神工鬼斧。”其實，並不只是《鐃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從精神到表現手法都具有較明顯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因素。詩中的主人公秦羅敷，既是來自生活的現實人物，又是有蔑視權貴、反抗強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體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和高貴品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詩人通過“行者”假裝歇息，放擔凝視、嘆賞之至，忘情捋須；“少年”脫帽理巾，亟思逗引羅敷，欲賺得螓首蛾眉，流波一轉；在桑林旁的“耕”“鋤”者乃至忘了勞作；等等詼諧而誇張的描寫，側面烘托、著力渲染羅敷之美麗動人。這樣的側面描寫和，可謂妙筆生花。它一方面使詩歌平添了喜劇色彩、樂觀情緒，使敘事的場面、氣氛顯得無比活躍。更重要的一方面，這樣從虛處落筆，烘雲托月，藉助人類愛美的天性，對美麗異性的本能嚮往之情的抒，不著羅敷容貌一字，而盡得其“風流”。人們對容貌美的標準，本來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而詩人這樣寫，就避開了這一“難題”，從虛空處表現了那種不可描摹的絕對理想化的完美。 十分明顯，如果沒有疾惡如仇的現實主義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義這兩種精神的有機結合，以及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和浪漫主義的誇張虛構這兩種藝術方法的相互滲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羅敷這一卓越形象的。儘管這種結合，是自發的、自然而然的，但作為一種創作經驗，還是值得我們借鑑。
《薤露》、《蒿里》是漢代流行的喪歌，送葬時所唱，都收錄在相和歌辭中。 《薤露》全詩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這首詩認為人的生命短暫，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幹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 命卻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無歸，永遠消失。《蒿里》把死亡寫得更為悽慘：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這首詩 是用有神論的觀念看待人的死亡，寫出了面對死亡時的痛苦心情，是以無可奈何 的態度看待魂歸蒿里這個不可抗拒的事實。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 夭折橫死產生的巨痛更是難以訴說，鐃歌《戰城南》表現的是對陣亡將士的哀悼。 將士戰死以後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 作者極力渲染戰場變成墓場之後的蒼涼、悽慘，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陰森畫面。尤 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烏可食”，陣亡者暴屍城外，無人掩埋，烏鴉 任意啄食。人生之慘，莫過於此。雖然詩中的死者故作豪邁之語，但戰爭對生命 的摧殘依然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以上幾首詩在描寫死亡的悽慘悲哀時，表現出 對生命的珍惜和留戀，對死亡的疏遠和拒斥，死亡被寫成是無法迴避而強加於人 的殘酷事件。
兩漢樂府詩還表達了強烈的樂生惡死願望。如何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是 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課題，兩漢樂府詩在這個領域較之前代文學作品有更深的開 掘，把創作主體樂生惡死的願望表現得特別充分。
惡死和樂生是聯繫在一起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兩漢樂府詩坦率地傳 達了人們對死亡的厭惡之情，同時又以虛幻的形式把樂生願望寄托在與神靈的溝 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陽的升降聯想到人的個體壽命。太陽每天東出西入，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遠沒有窮盡。然而，人的個體生命卻是有限的，生為出， 死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歷程，從而和反覆出入、永恆存在的太陽形成 鮮明的對照。於是，作者大膽地想像，太陽是在另一個世界運行，那裡一年四季 的時間坐標與人世不同，因此，太陽才成為永恆的存在物。詩人期待能夠駕馭六 龍在天國遨遊，盼望神馬自天而降，馱載自己進入太陽運行的世界。收錄在雜曲 歌辭中的《艷歌》描繪出一幅進入天國的理想畫面。詩人幻想自己升上雲宵，來 到神界仙鄉，成為那裡的貴賓。各種神靈都為他的到來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龍 白虎、南斗北極、嫦娥織女都殷勤備至，甚至連流霞清風、垂露奔星也都載歌載 舞，張帷扶輪，熱情地為詩人服務。這首詩表現的是超越個體有限生命，到達彼 岸世界之後的至樂，給許多天體對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只和詩人聚集一堂。 同類詩篇還有相和歌辭中的《長歌行》、《董逃行》，不過這兩首詩中的長生之 鄉不是天國，而是仙山，是靠神藥延年益壽。
兩漢樂府詩在表達長生幻想時，有時還寫神界的精靈來到人間，和創作主體 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練時日》、《華燁燁》二詩的都是來自天上，鐃歌《 上陵》中的仙人來自水中。在描寫神靈蒞臨的時候，樂府詩作者充分發揮想像力， 刻畫得非常細緻。《練時日》通過對靈之游、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 靈已坐、靈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鋪陳，展示出神靈逐漸向自己趨近的過程及風采， 以及自己得以和神靈交接的喜悅心情。《華燁燁》在寫法上和《練時日》極其相 似。《上陵》中的仙人則是桂樹為船，青絲為笮，木蘭為?翟，黃金交錯，顯得 超凡脫俗。這些作品表面是寫神靈來到世間，神靈向創作主體趨近，實際是暗示 詩人藉助神靈的力量獲得長生屬性，即將成為神仙世界的一員。
兩漢樂府詩無論是寫舉體飛升進入神國仙鄉，還是寫神靈來到人間，都把人 和神置於同一層面。神靈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創作主體很疏遠，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親近。兩漢樂府詩是通過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達作者溝通天人的 理想。
兩漢樂府詩在表現人世間的苦與樂、兩性關係的愛與恨時，受《詩經》影響 較深，有國風、小雅的餘韻；而在抒發樂生惡死願望時，主要是繼承楚文化的傳 統，是《莊》、《騷》的遺響。
背景
漢代從武帝開始，就頻繁地發動戰爭，大量地徵調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毀壞。《戰城南》的筆觸不僅涉及到戰場上悽慘荒涼，還延伸到廣闊的社會空間，寫出戰爭造成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農業生產的荒廢。《十五從軍征》，以“十五從軍征”與“八十始得歸”寫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兩個數字之間巨大的距離令人心驚，它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慘象。
取材
熱鬧的場所（酒店、京都），突發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對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講述了具有完整情節的故事。如《婦病行》《孤兒行》、《孔雀東南飛》等等。有時情節還曲折多變。《孔雀東南飛》扣住蘭芝夫婦的堅貞愛情與封建專制的矛盾，展開了豐富而曲折的情節。蘭芝不堪刁難，自請遣歸，掀起波瀾；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態度蠻橫，矛盾反而更加尖銳。焦劉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緩。而蘭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漢代樂府詩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寫人的手法十分嫻熟。或通過人物言行表現人物性格，或利用環境、景物襯托人物形象。《婦病行》《孤兒行》的細節、《陌上桑》中的對話、《孔雀東南飛》中人物的行為以及環境氣氛，都有效地刻畫了人物。
寫作手法
兩漢樂府詩注意剪裁，詳於敘事而略於抒情，注重鋪陳場面，詳寫中間過程而略寫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 兩漢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歌樣式的嬗革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詩經》的四言體式，長於抒情而不宜於敘事描寫。尤其是先秦之後，漢語雙音詞增多，但動詞仍多為單音形式，四言詩的“二二”式節拍很難使雙音詞與單音詞進行很好的搭配。詩體革新勢在必行。《楚辭》的雜言體對四言詩體是一大解放。漢代樂府詩一開始也多用雜言形式，使敘事描寫變得方便起來。雜言詩中已有五言句式。東漢時，五言詩在民間創作中增多，進而影響到文人創作體式。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重要體式此時逐漸成熟。
題材
中國詩歌一開始，抒情詩就占壓倒優勢。《詩經》中僅有幾首敘事詩（如《七月》、《東山》《氓》），大多是抒情詩，且多用重章疊唱的形式。楚辭也以抒情為主。到了漢樂府民歌的出現，雖不足以改變抒情詩占主流的局面，但畢竟有了相當多的成熟的敘事詩。現存的漢樂府詩，約有三分之一為敘事性作品。這些敘事詩，大多採用第三人稱，表現人物事件比較靈活。短篇則往往截取生活的一個典型片段來表現，使矛盾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既避免過多的交代和鋪陳，又能表現廣闊的社會背景。如《東門行》，只寫了丈夫拔劍欲行，妻子苦苦相勸的場面，但詩歌背後的內容卻是很豐富的。又如《十五從軍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從軍生涯，苦苦思鄉；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災人禍，親人一一凋零。這一切都不說，只說老人白頭歸來，面對荒涼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墳墓，人生的苦難，社會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樣遭遇，盡在其中了。中等和長篇的敘事詩，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則有更多的描繪和情節的展開、矛盾衝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說，中國古代的敘事詩，是在漢樂府民歌的基礎上發 漢樂府詩開創了新的詩體——雜言體和五言體。其雜言詩自由靈活，似乎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一篇之中從一二字到十來個字的都有（如《孤兒行》）。作者只是根據內容的需要來寫。這為以後的雜言歌行開闢了道路。一般認為，五言詩是在漢代產生的。樂府詩中的《江南》、《十五從軍征》等是整齊的五言詩。一般認為這兩首詩是西漢時的作品。到了東漢，樂府詩中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詩互相影響，共同促進。在漢代樂府民歌中和文人創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詩體，此後成為魏晉南北朝詩歌的主要形式。
影響
我國詩歌創作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歷來有詩國的美譽。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詩經》的結集。戰國期間儘管中原爭戰，文士熱衷於縱橫之術或理論思辨，詩歌呈寥落之狀，但南方楚國卻出現了光照千秋的偉大詩人屈原，從此在詩歌發展史上掀開了詩人創作的嶄新的一頁，又足以使這一時期詩壇熠熠生輝。但是經秦到漢的四百年間，由於在文學上是辭賦的時代，詩歌創作很不景氣，直至東漢後期之前，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詩人詩作，寂寞的詩壇大抵呈一片荒蕪。然而恰在此時，從漢武帝 采詩夜誦 到東漢一代 舉謠言 ，遂使大量優秀的民間詩歌以樂府的形式得以保存，於是不僅適時填補了漢代詩壇的相對空白，而且 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 （余冠英《樂府詩選·前言》）。從這種意義上講，正是漢樂府民歌使中國詩歌從《詩經》開始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成為延續未斷的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創作活力的傳統，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漢樂府民歌對後世詩歌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當然首先表現在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的現實主義傳統繼承上。正是在漢樂府民歌的滋養下，直面人生的漢代詩人創作才逐漸活躍起來，從開始時的模擬到創新，為建安詩壇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而詩家所推崇的 建安風骨 、 魏晉風力 ，又是初唐陳子昂詩歌革新運動的一面旗幟。到盛唐，偉大詩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別 等不朽詩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標舉的 新樂府 運動，到晚唐，皮日休 正樂府 ，整個唐代，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都在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中起指導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在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代，仍自覺地取 樂府之神理.至於漢樂府民歌所開創的五言詩體，一直作為中國古典詩體的主流，以及漢樂府民歌在敘事技巧、語言藝術等方面對後世起到的顯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贅言了。
經典作品
漢樂府民歌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具體而深入地反映了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艱難與痛苦。
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
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冢（zhǒng）累累。
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
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
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聲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獨徘徊。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病婦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
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
“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
有過慎莫笪笞（dá chī），行當折搖，思復念之。”
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里。
閉門塞牘，舍孤兒到市。
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
從乞求與孤兒買餌，對交啼泣，
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
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
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
“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孤兒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賞析：清·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
古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
令我白頭。胡地多飆風，樹木何修修。
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
他鄉各異縣，輾轉不相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
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
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
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譯文：園中的葵菜呵鬱鬱蔥蔥，晶瑩的朝露陽光下飛升。 春天把希望灑滿了大地，萬物都呈現出一派繁榮。 常恐那肅殺的秋天來到，樹葉兒黃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騰著東流到大海，何時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少年人如果不及時努力，到老來只能是悔恨一生。
賞析： 這首詩從“園中葵”說起，再用水流到海不復回打比方，說明光陰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最後勸導人們，要珍惜青春年華，發憤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後悔。這首詩借物言理，首先以園中的葵菜作比喻。“青青”喻其生長茂盛。其實在整個春天的陽光雨露之下，萬物都在爭相努力地生長。何以如此？因為它們都恐怕秋天很快地到來，深知秋風凋零百草的道理。大自然的生命節奏如此，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不趁著大好時光而努力奮鬥，讓青春白白地浪費，等到年老時後悔也來不及了。這首詩由眼前青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勵青年人要珍惜時光，出言警策，催人奮起。最著名的千古佳句就是那句“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賞析：這首詩描寫了採蓮時觀賞魚戲蓮葉的情景。這首詩詩為《相和歌辭。相和曲》之一，原見《宋書。樂志》，算得上是採蓮詩的鼻祖。主旨在寫良辰美景，行樂得時。清人沈德潛評此詩為“奇格”（《古詩源》卷三）。張玉榖則認為此詩不寫花而只寫葉，意為葉尚且可愛，花更不待言。
大體這種民歌，純屬天籟，最初的創作者未必有意為之，而自然顯現一片大自然活潑的生機。余冠英先生認為“魚戲蓮葉東”以下四句，可能是“和聲”。前三句由領唱者唱，而後四句為眾人和唱。
此為漢代民歌，詩中大量運用重複的句式和字眼，表現了古代民歌樸素明朗的風格。詩歌描繪了江南採蓮的熱鬧歡樂場面，從穿來穿去、欣然戲樂的游魚中，我們似乎也聽到了採蓮人的歡笑。
“田田”指荷葉茂盛。
孔雀東南飛
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kōng hóu），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mǔ），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fù）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chóng）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pīng）縈（yíng）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wēi）蕤（ruí）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wèi）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袷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niè）絲履，頭上玳（dài）瑁（mào）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dāng）。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pán）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雲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pián）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丞籍有宦官。雲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pǐ）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yāo)，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fǎng），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zhí）躅（zhú）青驄（cōng）馬，流蘇金鏤鞍。齎（jī）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xié）珍。從人四五百，鬱郁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袷裙，晚成單羅衫。晻晻（yǎnyǎn）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zàng）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里，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1]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
來入門，悵欲悲。
盎中無斗米儲，環視架上無懸衣。
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
“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
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
“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平慎行，望君歸！”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
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賴得賢主人，攬取為吾綻。
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
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