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

清律是清代法律的總稱。其主要形式是律例、則例、會典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單行法、仿照西方法律體系制定的部門法。清初人關時，曾沿用明律。後於1646年（順治三年）頒行《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雍正兩朝曾予以修訂。乾隆朝又進行了總修，編成《大清律例》，即《大清律》，並於1740年（乾隆五年）頒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清律
• 時間：1840年
• 性質：法律法規
• 使用時間：清朝

清律簡介

清律是1840年以前清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有：

（1）《大清律集解附例》，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頒行，系摻合《大明律》和滿漢條例而成，康熙、雍正時曾予修訂。

（2）《大清律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頒行，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共四百三十條，定例一千零四十九條，系律、例並行的一部法典。清律反映了民族間的不平等，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並限制當時已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

清代法律在前朝的基礎上，根據滿足自身的特點及現代社會的現實，制定出的既體現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適合清代政治統治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

立法概況

主要立法

（1）《大清律集解附例》，為清朝第一部通行於全國的綜合性法典。

（2）《大清律例》，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是以《大明律》為藍本完成的，它完全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

（3）清朝的律例關係：“律垂邦法為不易之常經，例準民情因時以制宜”。

（5）《大清會典》。

（6）適用於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法規。在立法上，除制定全國統一的基本法典外，清朝還制定了一系列適用於各少數民族的專門法規，如《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

（7）各部、院則例。所謂“則例”，乃是清政府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各部、院機關正常運轉的基本依據，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

發展變化

1．嚴刑峻法維護高壓統治：

（1）對“十惡”重罪特別是侵犯皇權的犯罪加重處罰；

（2）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範圍；

（3）對危害治安及財產的犯罪也加重處刑；

（4）嚴懲思想異端，大興文字獄震懾知識分子。

2．旗人特權的法律化：

（1）確保滿族貴族在政權中的優越地位；

（2）賦予旗人以法律尤其是司法上的特權；

（3）保護旗地旗產，禁止“旗民交產”；

（4）旗人觸犯法律特殊的審判機構。

3．重法扼制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發展：

（1）頒布“禁海令”與阻撓海上貿易的發展；

（2）限制採礦業的發展；

（3）重征商稅抑制民間商業；

（4）嚴行官營制度。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法律控制：

（1）因族制宜，因俗立法；

（2）有效的司法管轄與審判；

（3）制定和運用法律的特點。

5．刑罰適用原則的發展表現在：

（1）“自首”的原則；

（2）共犯的處理原則；

（3）公罪私罪區別對待原則；

（4）依法定刑與有限類推並存；

（5）“化外人犯罪”的處理原則。

特點

1．保障滿族貴族統治地位

清朝官制形式上標榜滿漢一體，中央六部長官設滿漢復職，但實權操於滿官之手。為了保證滿洲貴族統治地位，清朝特設“官缺”制度，所有官職崗位分為滿官缺、蒙古官缺、漢軍官缺、漢官缺四種，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補授。作為要害部門的重要職位，如中央理藩院、宗人府及掌握錢糧、火藥、兵器的府庫全部為滿官缺，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參贊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滿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職，如迎來送往的驛丞全為漢官缺，不得任命滿人擔任。地方督撫、司道、總兵、提督等雖滿漢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滿官。康熙時漢人督撫“十無二三”，乾隆時巡撫“滿漢各半”，但“總督大都是滿人”。直到鹹豐以後，由於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力量得以壯大，漢官在地方大員中才漸居多數。

2．保護旗地旗產經濟利益

清朝入關之初，滿洲貴族及八旗兵丁大肆圈占漢人土地作為私產，得到清廷肯定和法律保護。由於八旗子弟不事生計，奢侈墮落，大量旗地旗產又逐漸流入漢人手中。為了維護旗地旗產等經濟利益，清廷多次申令，禁止漢人典買旗地旗產，並由官府出資予以贖回。僅乾隆時期就四次定例，禁止民人典買旗地旗產；如有違反，沒收其地產房宅，並按律治罪。這些規定反映了清律對旗人經濟利益的特殊保護。

3．維護滿人司法特權

清朝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賦予滿人各種司法特權。凡屬滿人違法犯罪，一般可享有“減等”、“換刑”等特殊優待。例如：笞杖刑可換折鞭責，變相減等；徒流刑可換折枷號，免予監禁服役或發配遠鄉；雜犯死罪和僅次於死刑的極邊充軍，也可換折枷號；死刑斬立決可減為斬監候；竊盜罪可免予刺字；重罪必須刺字者，則刺臂而不刺面。對滿人案件的審理，由特定司法機關管轄；對滿人的監禁，也不入普通監所；宗室貴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內務府監所。

刑事立法變化

改變五刑制度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體適用往往有一些改變。笞杖刑可折為板責，每十下折責四板，再除去不足五板的零數。笞十至五十，依次折責為四、五、十、十五、二十小竹板。杖六十至一百，依次折責為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大竹板。徒刑一至三年五等，分別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每等遞增十杖。流刑二千里至三千里三等，每等附加杖一百。死刑仍為絞、斬兩等，分為立決和監候兩種執行方式。立決屬決不待時，立即執行。監候適用於罪行相對較輕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後，經秋審或朝審最終裁決。《大清律例》對適用立決或監候的罪名都有明確解釋，對“雜犯死罪”也有一些變通處理，因過失殺人、誤殺人及某些職務犯罪被判處死刑者，往往減等執行徒刑五年。

增加法外酷刑

清朝除以上法定五刑外，還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軍、發遣、遷徙、枷號、刺字及凌遲、梟首、戮屍等。充軍創立於明朝，重於流刑，是將罪犯發配戍邊，分為附近（二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邊遠（三千里）、極邊（四千里）、煙瘴（四千里）五等。發遣為清朝新增，又重於充軍，是將罪犯發配東北、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充當駐防官兵的奴隸。遷徙是將罪犯強制遷往千里之外安置。充軍、發遣及遷徙等罪犯可以帶家屬前往服刑，不遇恩赦準許，終生不能返回原籍。枷號是一種侮辱體罰性質的附加刑，主要適用於犯奸、賭博、逃軍、逃流或竊盜再犯等罪，是讓犯人帶上重枷，在城門、衙門等公眾聚集或來往之地示眾。枷重者達35斤，枷號時間由三日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種帶有侮辱性質的附加刑，主要適用於竊盜、逃軍、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標記或發配地名、犯罪事由等。此外，清朝還沿用了前代的凌遲、梟首、戮屍等極其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

調整刑罰適用制度

在繼承前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清朝對刑罰適用制度有所調整，主要有：

（1）擴大自首適用範圍。如康熙時的《督捕則例》鼓勵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慶時規定，在監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歸者，按原罪名減一等處置。

（2）加重處罰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盜殺傷之罪，不分首從，一律按首犯論處。

（3）實行類推報批制度。清律對唐律的法律類推加以限制，規定“斷罪無正條”者，雖可使用類推，但必須上報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斷。

（4）化外人案件屬地管轄。對“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棄唐律分別適用屬地、屬人的原則，改為“凡化外（來降）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

推行重刑高壓政策

清朝入關以後，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壓制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情緒，極力推行重刑高壓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對謀反、謀大逆和強盜等罪的處罰。凡反逆案犯，不分首從，共謀者凌遲處死，十六歲以上同居男子斬決，十五歲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屬罰沒功臣之家為奴。凌遲犯子孫實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內務府閹割，發新疆為奴，十歲以下幼童亦監禁至十一歲時閹割。清律還擴大反逆、謀叛大罪的範圍。例如：上書言事不當或犯忌諱，常按大逆重罪處罰；“倡立邪教”、“編造邪說”者，比照反逆及謀叛定罪；異姓人歃血訂盟，結為異姓兄弟，也比照謀叛定罪。對於強盜罪，清律規定，但得財，不分首從，皆斬；同時又有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姦污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侵犯城池衙門等行為，積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財與否，一律梟示（懸首示眾）；響馬強盜，執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者，不分人數多寡，梟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盜行劫官帑、漕船，糧船水手行劫殺人等，也都梟示。

其次，清朝統治者還大量製造文字獄，以語言文字定罪，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控制。據不完全統計，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即達一百多起，常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殺無辜。例如：康熙朝著名的莊氏明史案：浙江人莊廷錢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號，稱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被人告發，認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發時，莊氏本人已死，仍開棺戮屍，株及家屬，作序、刻印、買書者及未查覺之地方官等七十餘人也全部處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為科舉考題，被認為是詛咒“雍正去頭”，論罪處死。乾隆朝胡中藻詩案：胡中藻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被認為是譏諷朝政，也被處死。可見，清朝的文字獄案絕大多數都是牽強附會、猜忌羅織而成。造成文字獄的根本原因，是滿清統治者加強專制獨裁所致，其中多數案件都涉及到他們最忌諱的“夷夏之防”問題，唯恐漢族士人把他們當作入侵的“異族”。其結果是扼殺了思想、文化、輿論，阻礙了學術的正常發展。

經濟立法

賦役立法

清朝入關以後，鑒於明末賦斂無度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明令廢除“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加派，並仿效明制編訂《賦役全書》，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頒布，開始建立清朝賦役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登記土地、人丁的等級與數量；計算和確定田賦、丁銀的數量；記載各地承辦內廷及朝廷所需實物貢賦的種類與數量；確定地方所征賦稅的分配與使用原則等。

康熙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轉移速度的加快，農民人口大量流動，原來按人丁徵稅的賦役制度已難以保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定額（2462萬）徵收丁銀，今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五年，廣東各州縣率先實行“攤丁入畝”，把固定的丁銀額按土地畝數平均分攤到田賦中，不再按人口徵稅。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將“攤丁入畝”之制推行到全國，從而簡化了徵稅標準，減輕了農民負擔，廢除了沿襲兩千年的人丁稅，削弱了農民的人身束縛。

工商立法

順治三年（1646年）下令，廢除明朝匠籍制度，將匠戶編入民籍，與農民一體納稅當差，禁止官府以各種名義無償役使手工業工人，使其獲得了與農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時，放寬了國家對手工業的專擅壟斷，除武器製造、貨幣鑄造及宮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經營外，其他行業經過官府批准，並按規定納稅，都允許民間手工業者經營。為了發展私營商業，清朝廢除明末加征的各項稅負，並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康熙六年（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貴族欺壓掠奪商賈，以保護商人的合法經營。康熙二十五年，還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監督商稅的徵收，管理市場物價，規範市場交易秩序。

不過，這些工商立法並沒有改變其重農抑商政策的本質，清朝仍是極力壓制民間工商業發展的。當時，除對重要商品繼續實行官營禁榷制度外，還以法律禁止或限制民間私自採礦，並由戶部和工部廣泛設立徵稅關卡，高額盤剝工商業者的經營活動。

海外貿易立法

清朝初年，為了阻斷沿海地區與台灣抗清力量的來往，曾多次頒布禁海令與遷海令。順治十二年（1655年）頒布禁海令，規定寸板不得下海，違者按通敵罪論處。順治十八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三次頒布遷海令，強制閩廣蘇浙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越界立斬，致使海外貿易遭到徹底禁絕。康熙二十二年收復台灣以後，開始解除海禁，允許出洋貿易，並設立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台山，今連雲港）四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但是，沒有統一的海關法規，稅率也各有不同。

其中浙江與廣東海關可以接待外國商船，其他主要管理國內沿海貿易。至康熙五十六年再頒禁海令，停止與南洋的貿易，並嚴禁賣船給外國和運糧出口；違者，造船人與賣船人皆立斬。如出洋人留在外國，要將知情同去人枷號三個月，並行文外國，將其解回立斬。外國的商船也需由地方官員嚴加防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規定“一口通商”，外國商船只能至廣州港停泊交易，由粵海關對外國商船徵收船舶稅和貨稅，總稱關稅。當時嚴格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凡馬牛、軍需、金、銀、銅、鐵、鉛、錫、銅錢、硫磺、書籍、糧食等都不準出口，而允許出口的絲綢、茶葉、大黃等也嚴格限制數量。此外，清朝還規定，在廣州進行的中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壟斷代理商行“十三行”進行，由它充當外國商人的全權代理人，包銷進口商品，代繳關稅，採購各類出口商品。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華行為舉止的保證人，也是中國官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中介人，外國商人的一切請求均由行商轉達，而中國官府對外國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傳達。十三行還在廣州城外開設“商館”，供外商作為來華貿易的辦事處和住所。以上海外貿易立法，束縛民間海外貿易的開展，阻撓中外正常貿易的進行，影響了社會經濟順利發展。

行政立法

行政管理體制

在清朝行政管理體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一切軍政事務由其“乾綱獨斷”。為了防止宦官專權和臣下結黨營私，清律嚴禁宦官參與政治，嚴禁大臣交結朋黨及內外官交結，犯者按“奸黨罪”處斬。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設內閣“贊理機務，表率百寮”，代擬批旨，呈進奏章。內閣大學士名額不定，康熙時多用滿漢大學士四員，雍正時六員，乾隆時增協辦大學士一至二員。內閣大學士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實權遠不及明朝，僅僅具有上傳下達的職權。內閣之外，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南書房等輔政機構。雍正即位後，因西北用兵而設立軍機處，取代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並侵奪了內閣的部分職權。軍機大臣位高權重，只服從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專制極端化的標誌。

內閣與軍機處之下，沿襲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設滿漢尚書各一人，滿漢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員外郎等屬官。六部長官對皇帝負責，只能奏請皇帝頒發必要的詔令，無權向地方直接發布命令。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監均有較大裁併，九寺只剩下審理刑獄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馬政的太僕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會的光祿寺和鴻臚寺；五監僅剩下掌國學政令的國子監；只有培養封建統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維持明朝時的地位。

地方政權機關分為省、道、府、縣四級。明朝臨時派遣的督撫已成為固定的省級長官，握有地方軍政大權，但必須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時行政上的獨立性，成為隸屬於督撫的分理地方民財和刑獄的兩個機關。與省平級的行政單位有順天府、奉天府和東北、外蒙、新疆的各駐防將軍轄區以及西藏辦事大臣轄區等。省下設道，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負責聯絡省與基層的關係，由道員主管政務。道下設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經濟與司法等事務。與府平級的機構有廳和直隸州。府下設州和縣，州置知州，縣置知縣，由中央直接派遣。縣下設有徵收賦稅錢糧的里甲和防範盜賊的保甲。

職官管理制度

在職官選任方面，清朝仍以科舉取士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

鄉試在省城舉行，由取得秀才資格者參加，通過以後成為舉人。會試在京城由禮部主持，由取得舉人資格者參加，合格後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通過以後成為進士。科舉考試的內容，仍然採取明朝時的八股文，用以禁錮士大夫的思想。取得舉人或進士出身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清朝規定，滿、漢官員均須經過科舉考試，但滿人做官往往憑藉特權。科舉考試只是為漢官鋪設的一條參加政權的階梯。正途之外，還有“特簡”、“會推”、“捐納”、“蔭生”等制度。“特簡”即由皇帝直接任用；“會推”是由大臣互推任用；“捐納”是捐錢買官；“蔭生”又分恩蔭、難蔭和特蔭三種：恩蔭主要用於三、四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子孫。早在順治時便規定：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學習期滿後，按其父輩的品級授予官職。

難蔭是指歿於王事的官員可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期滿候選。特蔭是指功臣子孫可送吏部引見加恩賜官。在具體適用上，一品官的蔭生以五品缺用，二品官的蔭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的蔭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的蔭生以八品缺用。至於襲蔭的順序，按嫡長子孫、嫡次子孫、庶長子孫、庶次子孫、弟侄依次進行，“不依次序僭越襲蔭者，杖一百、徒三年，仍依次襲蔭”。

在職官考核方面，清初沿用明朝的考滿法。康熙四年（1665年），廢除考滿法，實行“京察”與“大計”。“京察”是對京官和地方督撫的考核，每三年舉行一次。京察結果分為稱職、勤職和供職三等，按考核等級實行獎懲。“大計”是對督撫以下外官的考核，也是三年一次。大計分卓異與供職兩等，按等予以獎懲。京察與大計的標準是統一的，即“四格六法”。四格是從守（廉、平、貪）、政（勤、平、怠）、才（長、平、短）、年（青、中、老）四個方面對官員作出評價；六法是從“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個方面處理不稱職的官員，具體作法是不謹、罷軟無為者革職，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調，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優異者可以得到引見、升官、晉級、賞賜、封贈等獎勵，考核差劣者則給予罰俸、降級留任、革職等處分。

在職官監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襲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為監察機關，長官為左都御史。

為了集中皇權，雍正元年（1723年），將六科給事中並於都察院。六科給事中與十五道監察御史合稱“科道”，分別負責對京內外官吏的監察和糾彈，使監察機構實現了一體化。當時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將軍機處以外的所有機關和官員都納入監察稽違的範圍之內。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左都御史為議政大臣，參與朝政決策，充分發揮科道官作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則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別對府、州、縣官員進行監察，同時廢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機構

在中央，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共同構成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審級。這三大司法機構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制約，組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央司法體制。其中，刑部主審、大理寺覆核、都察院監督，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共同向皇帝負責。

地方司法機構

從司法體制上看，清代的司法機構分為縣、府、臬司和督撫四級。在清代的刑事審判程式中，答杖刑案件由州縣自行審結。凡應擬徒刑的案件，由州縣初審，依次經府、按察司、督撫逐級審核，最後督撫作出判決。流刑、充軍等案，由各省督撫審結後咨報刑部，由刑部有關清吏司核擬批覆，交各省執行。至於死刑重案，由州縣初審然後逐級審轉覆核，由督撫向皇帝具題，最終由“三法司”核擬具奏。發生在京師的死刑案則由刑部直接審理，題奏於皇帝，再經三法司擬核。死刑案最終須經皇帝勾決，才能執行。對於民事案件，一般均由州縣或同級機關自行審理和作出判決，無須逐級審轉。

會審制度發展

（1）九卿會審。“九卿會審”是從明代的“九卿圓審”發展而來的。

（2）秋審。秋審是清代最重要的死刑複審制度，因在每年秋天舉行而得名。秋審審理的對象是全國上報的斬監候、絞監候案件，案件經過秋審複審程式後，分四種情況處理：第一，情實：指罪情屬實、罪名恰當者，奏請執行死刑；第二，緩決：案情雖屬實，但危害性不大者，可減為流三千里，或減發煙瘴極邊充軍，或再押監候辦；第三，可矜：指案情屬實，但有可矜或可疑之處，可免於死刑，一般減為徒、流刑罰；第四，留養承祀：指案情屬實、罪名恰當，但有親老丁單情形，合乎申請留養條件者，按留養案奏請皇帝裁決。

（3）朝審。審理的主要是刑部判決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發生的斬監候、絞監候案件。

（4）熱審。目的是加快笞杖刑案件的審理判決，疏通監獄，以防在暑熱天氣瘐斃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