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詞

清初詩人,類多能詞,作者輩出,如王夫之、屈大均龔鼎孳宋琬彭孫遹尤侗余懷、徐釚、曹貞吉等都有詞集;而以吳偉業的《梅村詩餘》、王士禛的《衍波詞》傳誦較廣。吳、王兩家詞都與其詩風相近:吳氏綺麗,又時寓興亡身世之感,〔賀新郎〕《病中有感》極為嗚咽淒楚;王氏小令風韻秀髮,略近他的絕句。曹貞吉詞兼有幽麗、雄健兩體,《四庫全書》著錄清初詞集,獨取其《珂雪詞》,聲氣亦大。然而成就最大的,應推陳維崧。

基本介紹

詞的起源,代表人物,陳子龍,宋征輿,夏完淳,清初詞人,王夫之,屈大均,康熙三鼎足,納蘭性德,陳維崧,朱彝尊,清後期詞人,項廷紀,蔣春霖,譚獻,晚清四大詞人,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況周頤,清詞的特點,

詞的起源

清代詞的中興不是起源於清代,而是起源於明代。歷史上政治史斷代與文學史斷代往往並不符合。明末清初的文學就是一個例子。
詞在經曆元明二代近四百年的衰微之後,在明末突然煥發出耀眼光芒。以陳子龍宋征輿李雯宋征璧夏完淳等優秀詞人為代表的雲間詞派扭轉了明代詞衰微的局面,為清詞中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說“明詞不盡纖靡傷格”:“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為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至為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夏完淳)、陳忠裕(陳子龍)、彭茗齋(彭孫貽)、王姜齋(王夫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啟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艷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王士禛)、鄒程村(鄒祇謨)同操選政,程村實主之,引阮亭為重云爾。而為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韻為宗,明清之間,計格為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為之任咎,詎不誣乎。 ”點明雲間詞派在明末清初的重要地位,並認為詞格墮落始於康熙中葉,而不是始於明代。著名詞學家龍榆生說:“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
因此,清詞中興的歷史,實由明末開始。明末詞人以陳子龍為核心。雲間派早期詞人中尤以陳子龍、宋征輿、夏完淳為傑出。

代表人物

陳子龍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晚號大樽。明末傑出的詩人、詞人、散文家、駢文家。
陳子龍是明代傑出的婉約詞名家。詞在南宋滅亡之後的四百年左右時間內,逐漸進入衰微。陳子龍扭轉了這個局面,開創雲間詞派,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詞派,奠定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
陳子龍詞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詞境的成功創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徵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並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並為清代詞的中興開闢了道路。他的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後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二十世紀三大詞學家之一的龍榆生先生說: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著名學者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評價:“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後主,則得於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悽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清末著名詞人、詞評家譚獻更是對陳子龍倍加推崇,認為他是明清兩代第一詞人:“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這個說法難免過譽之嫌(因為清詞尚有其他名家可與陳子龍抗衡,而未必是陳子龍第一),卻也可以看出其詞成就之大。陳子龍詞集有兩部,分別為《江蘺檻》和《湘真閣存稿》,後世以“湘真”代稱陳子龍,即因此而來。

宋征輿

宋征輿(1618—1667),字轅文,號直方,上海松江人,詞人。與陳子龍李雯並稱“雲間三子”。明末諸生,明亡後先後考中清朝舉人、進士,開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詩文稿》(含《海閭香詞》等等)。《四庫全書提要》云: “征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 ,而精練不及子龍 ,故聲譽亦稍亞之雲。”。
宋征輿詞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 錦幄銷香,翠屏生霧,妝成漫倚紗窗住。 一雙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無人處。 回首天涯,歸期又誤。 羅衣不耐東風舞。 垂楊枝上月華明,可憐獨上銀床去!
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家譚獻在《篋中詞》中評曰:“何減馮(馮延巳)、韋(韋莊)?”
宋征輿是雲間詞派中最先填詞者,對促進雲間詞派形成有重大影響,雖然此後陳子龍的填詞成就超過他而成為盟主,但是宋征輿的開創之功卻不容忽視。

夏完淳

夏完淳 (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靈首(一作靈胥),乳名端哥,是陳子龍的弟子,抗清事敗殉難於南京,年僅十七歲。他在國變之前的詞作也不外“曉風重樓人未歸”“東風輕薄誤多情”之類,而一旦國難家仇當前,他的詞便勃發出沉鬱淒清之氣,如《一剪梅·詠柳》:
“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淒涼,剩粉余紅。金溝御水自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 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長條短葉翠蒙蒙。才過西風,又過東風。”

清初詞人

雲間詞派在入清四年後煙流雲散,陳子龍夏完淳均於這一年殉難,李雯病逝,宋征輿宋征璧在順治四年的倡和之後就極少有佳作出現。雲間詞派的第二代人物影響甚微,清詞進入了“遺民時代”。清初詩人和詞人,多是明代遺民和“貳臣”,如王夫之、屈大均、龔鼎孳宋琬彭孫遹尤侗余懷、徐釚、曹貞吉等都有詞集;而以吳偉業的《梅村詩餘》、王士禛的《衍波詞》傳誦較廣。彭孫遹與王士禛齊名,詞集《延露詞》等,另有《金粟詞話》。這些人是清代第一批詞人。而稍後的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等人為清朝第二代詞人。
遺民詞人中,王夫子和屈大均尤其出色,龍榆生在《跋鈔本湘真閣詩餘》中將二者與陳子龍並列為具“起衰之力”者:“明季詞人,惟青浦陳臥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臥子英年殉國,大節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
“貳臣”詞人中,以吳偉業為一時領袖,其詞婉約、豪放兼有,雖然整體質量並不如人意,但是也有不少篇章有高妙之處。陳延焯評價“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評其《賀新郎〔病中有感〕》:“悲感萬端,自怨自艾。千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
清初詞壇,除上述諸人外,還有所謂“前七家”,即宋征輿(轅文)、錢芳標(葆馚)、顧貞觀梁汾)、王士禛(漁洋)、沈豐垣(遹聲)、彭孫遹(羨門)、納蘭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謙、陳維崧,被目為前十家。王士禛彭孫遹上面已簡單提及,納蘭性德與顧貞觀曹貞吉並稱為“京華三絕”,為北京詞人之代表。宋征輿李雯為雲間詞派早期重要成員,錢芳標與未被列入“前十家”董俞並稱“錢董”,為雲間詞派後期代表,這些詞人在清初影響頗大。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溳齋,別號一壺道人,湖南衡陽人,漢族。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詩人,詞人。與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同稱“明末四大學者”。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等。詞作279首,其詞雖音律多疏,而芳悱纏綿,愴懷故國,風格遒上。晚清著名詞人朱孝臧題云:“蒼梧恨,竹淚已平沉。萬古湘靈聞樂地,雲山韶濩入淒音,字字楚騷心。”(《彊村語業》卷三)二十世紀著名詞學家龍榆生先生評屈大均詞:“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真屈子《離騷》之嗣響也!”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號萊圃。漢族,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詞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詩有李白屈原的遺風,著作多毀於雍正、乾隆兩朝,後人輯有《翁山詩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廣東新語》及《四朝成仁錄》,合稱“屈沱五書”。詞集有《騷屑詞》,其詞多“香草美人”特徵,表明其對屈原《離騷》精神的仰慕及追隨。在詞風上,《騷屑詞》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約詞作,也有不少“豪氣軼生馬”的詞作,還有傾向於南宋騷雅一派的騷雅詞風。屈大均詞的屈騷之風即其詞之最主要品質。屈大均詞小令、長調皆工。晚清著名詞人朱孝臧題其詞集云:“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彊村語業》卷三),朱孝臧於所舉清代諸位名家,以屈大均冠首,足見屈大均詞之地位。

康熙三鼎足

納蘭性德

至於當行出色,以“詞人之詞”著名的,首推納蘭性德(1655年——1685年),其次有顧貞觀(1637—1714)。納蘭性德詞善以白描手法,直寫性情,真摯動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為多,亦以小令為最工,哀婉纏綿,感染力很強。他的《長相思》詞寫“夜深千帳燈”,《菩薩蠻》詞寫“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表現塞外風光,題材新穎,超越前人,尤為可貴。長調如《金縷曲 贈梁汾》,一氣直說,真切如話,結構渾融無跡,個性躍然紙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譚獻評價納蘭新的《蝶戀花》四首深得馮延巳、歐陽修、陳子龍小令之妙:“勢縱語咽,淒澹無聊,延巳(馮延巳)、六一(歐陽修)而後,僅見湘真(陳子龍)。”施蟄存曾在《花間詞新編》中輯錄宋代和清代“花間”風格婉約詞,清詞人中以納蘭性德入選最多,詞後附按語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詞聲色窈麗,哀樂無端,非晏歐所能限,況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當屈居李重光下謂為唐五代來一大家,可以無忝。雲間詞派,方當消歇之時,忽有滿清華胄,遠紹弓裘,陳臥子地下有知,亦當蹙額。”亦將納蘭性德(容若)與李煜(李重光)、賀鑄(方回)、陳子龍陳臥子)等婉約名家相提並論。
顧貞觀作品最佳的,是寄給謫戍在寧古塔的吳兆騫的《金縷曲》二首。它用詞代替書信,別開生面;纏綿悱惻,字字皆血淚所成,風格感情,都與納蘭性德《贈梁汾》一詞相似,故納蘭性德嘆為:“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彈指詞》自注)

陳維崧

康熙年間兩大詞派為陽羨派與浙西派,分別以陳維崧和朱彝尊為盟主。
陳維崧(1625~1682)駢文為清初一大高手,有轉移壇坫之概。其文詞藻富麗,發而為詞,才華橫溢,倜儻豪邁,接近蘇軾、辛棄疾。陳維崧,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名陽羨,世稱其詞為“陽羨派”。但清初的社會情況與南宋不同,而且文網嚴密,陳維崧不可能直接抒寫和辛棄疾詞一樣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會現實。其詞多至1600餘首,外加補遺200多首,總數超過1800首,被稱為“詞富無雙”。陳維崧詞題材、筆法比較廣闊多樣。特別是他的〔賀新郎〕《縴夫詞》,用詞直接描寫人民的具體苦難事件,打破詞的傳統題材和手法的限制,結尾的人物對話,暗效杜甫《三吏》、《三別》的神理,很有特點。〔蝶戀花〕《六月詞》其四,寫農民入城的情態,也頗別致。他的詞有時傾瀉過甚,但如《題鐘山梅花圖》的〔沁園春〕詞,卻不愧“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白雨齋詞話》)的評價。

朱彝尊

與“陽羨派”詞同時崛起的,有浙派詞(亦稱“浙西派”)。“浙派”的開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興)朱彝尊(1629~1709)。而秀水前輩詞人曹溶著有《靜場堂詞》,家藏宋人遺集頗富,朱彝尊編選《詞綜》,多從其家假錄,並常與唱酬,同以“崇爾雅,斥淫哇”為尚,可稱“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詩、文、詞兼工,但在文壇的影響,卻以詞為最大。清初詞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從所好,不拘一格;為了避免元明詞的浮靡猥雜;朱專門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詞風。他自己說:“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所謂“恨”,有寄託滄桑之感的,也有屬於艷情和其他的。在寫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務歸於醇雅,有獨特的成就。但是遺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詠物詞頗為庸俗,例如詠美女的身體各個部位的詞,備受詬病,與其提倡的“歸於醇雅”,難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為詞受有影響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龔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張及史達祖、王沂孫、蔣捷諸家為依歸。
然繼起“浙派”詞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錢塘(今浙江杭州)厲鶚(1692─1752)。厲鶚字太鴻,又字雄飛,號樊榭、南湖花隱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學家,浙西詞派中堅人物。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屢試進士不第。家貧,性孤峭。乾隆初舉鴻博,報罷。性耽聞靜,愛山水,尤工詞。著有《宋詩紀事》、《樊榭山房集》等。厲詞內容較單薄,譽之者謂為:“生香異色,無半點菸火氣。”(《藝蘅館詞選》張徐紫珊語)幽淡有過於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時期,“浙派”在詞壇上占統治地位。此派詞存在的缺點是境界不夠開闊,語言有時流於纖碎。譚獻《篋中詞》評“陽羨派”和“浙派”詞的利病和影響說:“自錫鬯(朱彝尊)、其年(陳維崧)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實的。

清後期詞人

清後期著名詞人主要有張惠言周之琦譚獻項廷紀蔣春霖龔自珍等人。譚獻曾經列舉了“後七家”和“後十家”,所謂“後七家”即:張惠言周濟龔自珍項廷紀、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上述七人加上張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後十家”。譚獻雖然出於自謙而沒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復堂詞》卻不遜色於上述數人作品,詞學影響力更是持續三十多年,為清末一大宗師。
乾隆後期及嘉慶時期,出現了以張惠言(江蘇常州人)、周濟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詞壇的地位。它的影響,歷清中葉而直到近代,比“浙派”來得深遠。“常州派”強調詞的“比興”作用和社會意義,以推尊詞的地位,如張惠言說詞要“意內而言外”,要“緣情造端,興於微言”,發揚《詩》、《騷》的比興之旨;周濟說: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詞人要“見事多,識理透”,“詩有史,詞亦有史”,說王沂孫詞是“故國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體”,等等。他們為了要矯正“陽羨派”詞的粗獷,“浙派”詞的輕弱,提倡詞要寫得“深美閎約”(《詞選序》),質實厚重。他們的理論,對清代和近代詞的發展,起了推進作用。然而他們在創作上,最宗奉的詞人是晚唐的溫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彥,又不免偏囿於“婉約”、穠艷的形式;他們評論古代詞人的“比興”之作,也多流於附會,不過這種“附會”並不是他們的首創,而是從南宋的鮦陽居士解讀蘇軾《卜運算元》等作品時就已經存在,張惠言等人也直接從鮦陽居士那裡繼承了這種解讀方式,不僅為稍後的王國維等人批評,也被同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對。張惠言周濟之外,這派作家還有張琦董士錫,及作風相近的周之琦等。早期“常州派”詞人,上無清初明室遺民之恨,下少接觸到鴉片戰爭以後的驚風驟雨,所以他們詞中的“比興”,主要還是個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廣的社會意義;風格比較厚重,雖能做到“深美閎約”,但形式的綿密也掩蓋不了內容的空虛。他們對詞的藝術有新的認識和嘗試,有新的成就,但卻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這是受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使得他們在創作實踐上的貢獻,不能充分地體現他們的理論要求。倒是鴉片戰爭之後,在時代起了大變化的情況下,有些繼承他們的創作傾向的詞人,作品的內容和寄託卻較他們豐富。這類詞人,可以譚獻莊棫王鵬運朱孝臧等為代表,他們可以說是“常州派”的餘波後勁。
當“常州派”主盟詞壇的時期,有不為此派風氣所囿,自為清真哀艷、接近納蘭性德的項鴻祚(後改名項廷紀)的《憶雲詞》;自為疏雋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靈芬館詞》,也各有其特色。譚獻曾推納蘭性德、項鴻祚與近代的蔣春霖,為清代詞中“三鼎足”(《篋中詞》)。而龔自珍本其為文為詩的新奇瑰麗的思想文采,以為詞“綿麗飛揚”(譚獻《復堂日記》)“能為飛仙、劍客之語”(《篋中詞》),不囿聲律,不拘宗派,更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現了他們憤時疾俗、厭舊迎新的精神。

項廷紀

項廷紀原名繼章,又名鴻祚,字蓮生,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舉人,(一八三五)卒,年僅三十八歲。著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艷而苦,其感於物也郁而深;連峰巉巉,中夜猿嘯,復如清湘戛瑟,魚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淒,則山鬼晨吟,瓊妃暮泣,風鬟雨鬢,相對支離;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矣!”(《甲稿序》)又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時異境遷,結習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嬌之過腔,茫茫誰復知者?”(《丙稿序》)又云:“當沉鬱無憀之極,僅托之綺羅薌澤以洩其思,蓋辭婉而情傷矣!”(《丁稿序》)於此略見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題云:“無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傷心成結習,不辭累德為閒情,茲意了生平。”(《彊村語業》卷三)亦約廷紀自序言之也。譚獻評曰: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蔣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蔣春霖

蔣春霖(1818~1868) 近代詞人。字鹿潭。江蘇江陰人,寄籍大興(今屬北京市)。幼隨父蔣尊典,在荊門知州任所讀書。父死後,家業中落,奉母歸京師,屢試不中。鹹豐二年(1852),署富安場鹽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東台。鹹豐十年,先後入喬松年金安清幕。後又做過六、七年的小鹽官。
蔣春霖早歲工詩,風格近李商隱。中年,將詩稿悉行焚毀,專力填詞。據說他由於喜好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和項鴻祚的《憶雲詞》,因自署水雲樓,並用以名其詞集,這個說法因為沒有蔣春霖留下的文獻證據,受到一些研究者懷疑。他重視詞的內容和作用,認為:"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碎,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雲樓詞序》)所作詞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運算元〕"燕子不曾來"等,多抒寫仕途坎坷、窮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惻抑鬱。其詠時事之作,如〔台城路〕"驚飛燕子魂無定"、〔渡江雲〕《燕台遊蹤,阻隔十年,感事懷人,書寄王午橋、李閏生諸友》等,雖被譽為"倚聲家老杜",但內容大都抒寫太平軍掃蕩江南時,士大夫流離之感以及對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的哀嘆。
他的詞講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鍊字鍊句,在清末頗受稱譽。譚獻稱其“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篋中詞》卷五)。
蔣春霖生前刻於東台,後收入杜文瀾《曼陀羅閣叢書》中。蔣卒後,他的好友於漢卿蒐集未刻之詞,與宗源翰所藏,合刻《補遺》1卷。繆荃孫也重刻過他的詞集。1933年出版的《詞學季刊》創刊號,又發表其未刻詞9首。總計蔣春霖詞今存170餘首。詩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叢書》,題為《水雲樓剩稿》。

譚獻

(1832~1901),近代詞人、學者。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舉人。譚獻治學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於所為日記”(《清史稿·譚廷獻傳》)。二十五、六歲後,潛心經學,傾向今文學派,重微言大義。他的駢文,規仿六朝,高出時人,詩亦“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吳懷珍《復堂詩敘》)。但以詞與詞論的成就最突出。
譚獻的論詞主張,本於常州詞派張惠言周濟,較周濟"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之論,更趨具體。他稱讚常州派興,"而比興漸盛"(《復堂日記》),極力推尊詞體。他認為,詞“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復堂詞錄序》),不應當視為“小道”;強調詞要有“寄託”,自謂早年讀詞,即“喜尋其旨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選清人詞為《篋中詞》今集6卷,續集4卷,“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牆宇”(《復堂日記》),並詳著其流別;又曾評點周濟《詞辨》,皆意在闡發自己的論詞主張,影響甚大。葉恭綽說他“開近三十年之風尚”(《廣篋中詞》)。

晚清四大詞人

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並稱“晚清四詞人”。王、鄭、朱、況、文諸家詞內容多涉及清末時事,寄興深微,風格柔弱,繼承了常州詞派的傳統。諸家論詞,也主要崇尚常州詞派的基本觀點。所謂“沿常派餘波”,“未能別闢戶庭,獨樹一幟”(龍榆生語)。朱孝臧王鵬運“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深化。”讚揚他實現了周濟的理論。王鵬運則稱朱孝臧是六百年來獨得夢窗神髓者。

王鵬運

王鵬運(約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號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鶩翁、半塘僧鶩。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陰。王鵬運初嗜金石,20歲後始專一於詞。由於他大力倡導詞學,且能獎掖後輩,著名詞人文廷式朱孝臧況周頤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詞壇聲望很高,向被尊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力尊詞體,尚體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從追琢中來”等,使常州詞派的理論得以發揚光大,並直接影響當世詞苑。況周頤的《蕙風詞話》許多重要觀點,即根源於王氏。晚清詞學的興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王鵬運的詞作,“導源碧山(王沂孫),復歷稼軒(辛棄疾)、夢窗(吳文英),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半塘定稿序》),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其早年詞與王沂孫為近,多寫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題畫像》等。甲午至辛丑間(1898~1901)身為諫官,並與文廷式等唱和,頗有傷時感事之作,詞風近辛棄疾。如〔祝英台近〕《次韻道希感春》、〔謁金門〕"霜信驟"、〔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台》等,蒼涼悲壯,饒有壯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劉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詞》,也不乏對國勢衰微的深沉悲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還是反映了對清廷江河日下趨勢的無可奈何的哀嘆。有的詞用典過多,不免流於晦澀。王鵬運用了30年的時間,校勘《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和《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又校刻《吳夢窗詞》。他用漢學家治經治史的方法以治詞,校勘精審,向為學者所稱道。

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謀,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別署上彊村民。歸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工書法,宗顏褚,擅行楷。精詞學,為清末四大詞家之一。朱孝臧早歲工詩,風格近孟郊黃庭堅陳衍稱其為“詩中之夢窗(吳文英)”,可以樂“枵然其腹者”(《石遺室詩話》)。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鵬運在京師立詞社,邀其入社, 方專力於詞。所受鵬運影響指教甚多。他將自己生平所學抱負,盡納詞中,頗有關 系時事之作。如〔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聲聲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賦落葉詞見示感和》、〔燭影搖紅〕《晚春過黃公度人境廬話舊》、〔摸魚子〕《梅州送春》、〔夜飛鵲〕《香港秋眺》等表現對維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緒帝珍妃的遭遇,抒發壯懷零落、國土淪喪之感,悲惋沉鬱。晚年雖詞境更趨高簡渾成,內容除偶及軍閥混戰情事外,多為遺老孤獨索寞情懷或流連海上歌場之作。他的詞取徑吳文英,上窺周邦彥,旁及宋詞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見,“勘探孤造”(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講究審音,有“律博士”之稱。所以被時人尊為“宗匠”,乃至被視為唐宋到近代數百年來萬千詞家的“殿軍”。王國維稱其為“學人之詞”的“極則”(《人間詞話》)。著有詞集《彊村語業》3卷,詩集《彊村棄稿》1卷。

鄭文焯

鄭文焯,奉天鐵嶺(今屬遼寧)人。嘗自稱山東人。出生於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時期曾隨其父宦遊山西和陝西一帶,享受過富貴公子的生活。大約在其20歲前後經歷了由富貴到貧窮的急劇轉變。其《己卯重九》云:“十載繁華一夢收,及時行樂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閒恨,滿目青山憶舊遊。翠袖空沾知己淚,黃花須抽少年頭。一年一度逢佳節,忍賦新詩斷送秋”。
光緒元年(1875)中舉,曾任內閣中書。因多次會試不中,遂絕意進取,棄官南遊,旅居蘇州。曾為江蘇巡撫之幕賓。喜與文人名士交遊。喜鶴,人見之,常一琴一書,一鶴舞於其間。人民國,以清朝遺老自居,先後謝絕過清史館和北京大學之聘,而以行醫賣畫自給。
鄭文焯工詩詞,通音律,擅書畫,懂醫道,而以詞人著稱於世,人稱晚清四大詞人之一。俞樾曾對其詞給予頗高評價。著有《大鶴山人詩集》及詞集《瘦碧詞》、《冷紅詞》、《比竹餘音》、《笤雅余集》和詞論《詞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為《大鶴山人全書》。

況周頤

況周頤(1859~1926),近代詞人。原名周儀,以避宣統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別號玉梅詞人、玉梅詞隱,晚號蕙風詞隱,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寶慶。  況周頤以詞為專業,致力50年,為晚清四大家之一。20歲前,詞作主"性靈","好為側艷語","固無所謂感事"(趙尊岳《蕙風詞史》)。光緒十四年(1888)入京後,與當時詞壇名家同里前輩王鵬運同官,以詞學相請益,得所謂重、拙、大之說,詞格為之一變。稍尚體格,詞情也較沉鬱,如〔齊天樂〕《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戰爭時,憤於外敵入侵,寫下一些傷時感事、聲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賦》、〔蘇武慢〕《寒夜聞角》、〔水龍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魚兒〕《詠蟲》、〔水龍吟〕"聲聲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騎還驕,棲鴉難穩"的現實和"壯懷空付,龍沙萬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則是對清室的興衰、君臣的酣嬉,深致憂思,如〔三姝媚〕的"紅樓依然,玉容歌舞"、〔鶯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淚"等。 辛亥革命後,況周頤朱孝臧唱和,受朱影響,嚴於守律,於詞益工,但大都是"故國"之思,抒寫封建遺老情緒。
況周頤尤精詞評。著有《蕙風詞話》 5卷,325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1936年,《藝文》月刊又載《續編》2卷,凡136則,系輯自況氏各種雜著。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取正續兩編為一集,統名《蕙風詞話》,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合刊出版。況周頤的詞學理論,本於常州詞派而又有所發揮。他強調常州詞派推尊詞體的"意內言外"之說,乃"詞家之恆言"(《蕙風詞話》卷四),指出"意內為先,言外為後,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容,講究寄託。又吸收王鵬運之說,標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系。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別、 詞律、 學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歷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朱孝臧曾稱譽這部詞話、認為它是"自有詞話以來,無此有功詞學之作"(龍榆生《詞學講義附記》引)。

清詞的特點

近人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梁氏論清代詩文,朱氏高估清詞,都有偏頗之處;但他們認為清詞超過元明兩代,卻是符合事實的。
綜觀清詞的顯著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等。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常州派”在詞的創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這對於近代幾部精彩的詞話的出現,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展,一方面對清詞的創作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作成就的基礎上作出的經驗體會的總結。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於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造。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展史上,不愧是後來居上的。
清詞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於明末雲間詞派影響,清初文人填詞蔚然成風;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獄橫行,文人寫詩作文動輒得咎,大量文人就將才學轉投入填詞;第三,宋代之後,詞樂失傳,填詞成為案頭文學,使得文人所受束縛大大減小,填詞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詞人聲望,將填詞也納入正統文化,使得詞的地位在官方認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雖然因為這些原因使得詞人和詞作大增,但是數量不能決定一切。清詞人雖多,但是能與宋詞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數,這中間還有個別詞人大量因襲前人詩詞成句,使得詞藝地位更受動搖。相比宋詞,明末詞和清詞數量上的優勢絲毫不能挽救質量上的劣勢。清詞功夫雖細,但是卻流於瑣碎,與宋詞相比,亦無回天之力。立論雖高,卻也只是眼高手低,試圖推尊詞體,卻力不從心。
綜合而言,清詞雖然號稱中興,總體成就卻只能是二流,高過總體成就三流之明詞,卻低於成就一流之宋詞。
惟有婉約詞一派,尚有明末陳子龍與清初納蘭性德、清末蔣春霖可媲美宋詞婉約名家,陳維崧主盟的豪放一脈與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脈之成就,後世爭議極大,但是總體上認為他們遜於蘇軾、辛棄疾與姜夔。晚清詞壇領袖譚獻(1832-1901)總結明清二代詞壇,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陳子龍納蘭性德:“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飲水(納蘭)次之。”其次則推崇蔣春霖項廷紀:“閱蔣鹿潭(蔣春霖)《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為第一流矣。閱項蓮生(項廷紀)《憶雲詞》,篇旨清峻,托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其他人俱被譚獻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評價均見於譚獻《復堂日記(戊辰年)》,後譚獻關門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詞評和詞序,合為《復堂詞話》,譚獻晚年審閱定稿。)
後代對清詞之識見,難超譚獻。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境界說”等方面價值雖大,但在評價明清詞人時,卻難免義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個人偏嗜而任意詆毀一些詞人,有失大家風範;梁啓超並非評詞專家;朱祖謀為常州派後勁,在填詞和校勘典籍方面貢獻不小,但是門戶之見較深,以學問評詞,脫離文本解讀,他們對清詞的認識均不及譚獻清醒。但由於譚獻逝世於1901年,因此對清末民國初重要的幾位詞人朱祖謀朱孝臧)、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王國維等人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只是在《復堂詞話》中偶爾評論其中數位,卻並未對他們的地位進行評價,而且譚獻去世之後,這些詞人中的創作還延續了長短不長的時間,譚獻無法為他們“蓋棺定論”,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此外,譚獻的評價無法避免門戶之見,雖然他並未過分推崇常州派先輩的地位,但是卻否認了陽羨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詞人之地位,認為他們“俱非上乘”,似難服眾。但是,後代著名詞評家也大多沒有對陽羨派和浙西派進行高度評價。明末詞和清詞整體不如宋詞甚多,是不爭的事實,高手也僅限於婉約派屈指可數的三四個,且無法超越宋詞相應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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