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的表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的表現
• 時間：1937年
• 背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
• 歷時：歷經10年

國共抗戰

相關詞條：[抗戰] [共產黨] [國民黨]

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的表現

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的表現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在歷經10年的血戰之後，開始了北伐戰爭蜜月後的第二個合作時期，紅軍換上了自己的老對手的服裝，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配合中央軍和晉軍進行了忻口戰役。這是國共在抗戰期間唯一的一次攜手聯合作戰，此後彭德懷的“百團大戰”是在戰略層面上對於國軍的遙相呼應，是一次完全獨立的作戰行動。

戰役期間，八路軍以靈活的戰術技巧和勇猛的戰鬥決心，分別在日軍的側背實施了經典的山地伏擊戰“平型關”和特種部隊夜襲戰“陽明堡”，有力配合了國軍的正面戰役。

對於“平型關 ” 戰鬥的戰果爭議較大，殲敵數目從二百人到千餘人不等。我個人採信殲敵近千人的結論，依據上有兩點：一是毛澤東事後的反應，在最初給林彪的電報中，很興奮地詢問能否再搞幾次這樣的行動，調動一下全國抗戰的決心。如果僅僅殲敵兩三百人，毛澤東當不至於興奮如此。二是時任主攻旅旅長李天佑等人的回憶錄，事後皆言因為日軍抵抗激烈，八路軍傷亡較大。在如此有利地形上實施的伏擊戰，攻守雙方的傷亡比率大致應該是持平，要知道，此時的八路軍都是萬里長征篩選出來的種子選手，其軍事素養和戰鬥精神都是中國軍隊中的一流水準，如果僅僅傷亡兩三百人，李天佑等人不會如此痛心。

另外，大概是出於宣傳的需要，“平型關”的公關工作要比“陽明堡 ”做的好，國共兩黨一致猛吹海螺，最高的殲敵數字曾經達到萬餘，繳獲品中甚至出現了戰車！嘿嘿，在中國特色上，國共確實是不逞相讓，各有千秋。其實，以今天的眼光，“陽明堡”的成果遠遠大於“平型關”，二十架作戰飛機的毀傷，對於國軍的正面戰場的支援要遠遠大於殲敵近千人的行動。

那時候，國軍的正面抵抗一敗再敗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軍隊的素質太低，在最精銳的中央嫡系德械師在上海戰區消耗殆盡之後，國軍的水準基本上跌到了近代化軍隊的程度，大部分時候不得不採用死板的點線作戰，依靠陣地戰死打硬拼。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指責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過於拙劣，為什麼不採用機動防禦戰甚至運動戰去作戰。嘿嘿，指望一個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抓來的農民，既缺乏訓練，又裝備不足的軍隊去打運動戰，半路上大概就跑得七零八落了，因此，國軍不得不在陣地戰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抵禦日軍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此，“陽明堡”的二十架飛機如果升空，將會給國軍造成很大的傷亡。

忻口戰役後，山西的戰略要地基本失守，國軍的戰線被切割的零零碎碎，曾經的國共兩軍統一指揮聯合行動，甚至在表面上都難以繼續開展，於是，八路軍就放了單飛，自顧向戰線後方的河北山東等地穿插而去，正面戰場上除了山西賀龍的留守兵團外，主力都跑到華北敵後去了。

在平型關最初的衝動之後，老 毛當然也很心疼自己部隊的損失，滿打滿算，自己只有三萬來人的血本，再打幾次“平型關”，就玩完了。大概從那時候起，老 毛就知道不能再跟在國軍的屁股後面拼消耗了，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

這樣，東去的八路軍，在行進途中，不斷地分流，化整為零，如水銀瀉地，消失於人民民眾之中。不僅國民政府的作戰序列中再也找不到這一支“第十八集團軍” ，就是中共自己很多時候也不大清楚自己手下的實力和分布狀況。

分散開來的八路軍以營連為單位，在日軍掃蕩過後的戰線後方的真空地帶，建立政權，發動民眾，壯大武裝，幾百人的一隻隊伍，幾年下來，就變成了上萬人的大軍。等到抗戰結束，細細一點，計有正規軍一百萬，人口近億，上百個根據地，並且大多集中在中國的中心地帶和交通樞紐附近。

這就是毛澤東理論寶庫中的一個法寶--人民戰爭，奇蹟般地讓共產黨從生死存亡的邊緣，成長壯大到三分中國有其一。嘿嘿，這一招數還有一個學術味道很濃的辭彙：總體戰。

抗戰期間，國民黨一直在攻擊中共“游而不擊 ”，而中共確實很難反駁這種說法。8年抗戰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組織的最大的戰役行動是1940年的“百團大戰”，此次戰役的大多數時間裡也不過是扒扒破路、炸炸礦山、打一些數十人守備的小據點，並非是以消滅日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的戰役企圖。戰役的後期，因為日軍以大隊(營)為單位，在根據地瘋狂報復，橫衝直撞，老彭氣憤不過，組織了陳賡旅等幾隻主力部隊上萬人，在關家垴合圍了500百人左右的崗崎大隊，打了幾個晝夜，居然沒有全殲！其後，日軍對八路軍在太行山總部的報復行動中，仍然是以大隊為單位進行長途穿插和奇襲，八路軍依然是難以正面抵擋日軍的進攻，最後導致副總參謀長左權戰死疆場。這就是中日雙方軍隊的實力差距，不是單純依靠戰鬥意志能夠彌補的。

那么，中共真的在8年抗戰中如國民黨形容的，除了前期的忻口戰役和“百團大戰” 之外，一直是在做壁上觀嗎？

這話看怎么講，如果從師團規模的戰鬥而言，確實如此，象國軍那樣與日軍動輒幾十萬人的大會戰，八路軍從來沒有過，新四軍甚至連殲敵數百人的戰鬥都是屈指可數。但是，這絕對不能推出，共軍在抗戰中毫不出力的結論。
果八路軍編入國軍戰鬥序列，完全聽從國府指揮的話，大概忻口戰役戰役結束，八路的番號就不用保留了，因為全拼光了。對於整個山西戰役進程的影響是：遲滯日軍對太原的進攻半月左右，給予日軍殺傷數千人左右。

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八路向敵後挺進，不僅在戰略上是正確的，而且在戰術上也是正確的。

抗戰表現

在戰略高度上，一方面有效的控制了相當數量的國土和民眾資源，使得日軍的“以戰養戰”的策略遭遇極大的挑戰和困難；另一方面是充分發揮了中共堅強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狂熱的政治鼓動精神，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一盤散沙的中國民眾，從而調動起其戰爭潛力。

淺談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的表現

在戰術上，以八路軍的裝備和訓練，是不可能在與日軍的正面對抗中占到任何便宜的。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呂梁英雄傳”，說八路軍跟鬼子拼刺刀，要三個對一個才能打成平手，這還是冷兵器之間的對抗，熱兵器方面的差距更大了。因此，打個伏擊，摸個崗哨，炸個炮樓，扒扒鐵路，埋個地雷什麼的，那是拿手好戲，這些都是依靠游擊戰才能實施的手段。

再者，雖然八路軍新四軍一般不怎么主動去櫓鬼子的虎鬚，但是日軍也不能放任中共軍肆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活動，為了保障自己的交通暢通和重要要點的安全，又要駐軍，又要清剿，哪一樣也少不了部隊的運用。如果中共軍不在敵後拚命地折騰，國軍的正面戰場必將遭到更大的壓力。

最近看了一些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回憶文章中有關中國軍隊的正面評價，對於國軍是敬仰其下級軍官的犧牲精神，對於八路軍則是充滿憤恨和恐懼：危險來自方方面面時時刻刻，搞得日軍非常緊張。

因此，完全忽視中共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中共建政以來，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三緘其口。因此，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大陸上人們，腦海中的八年抗戰就是敵後武工隊，地道戰地雷戰，對於淞滬血戰、武漢會戰，長沙戰役，常德和衡陽保衛戰不甚了解。很多人第一次正面接觸這一段史實，還是電影“血戰台兒莊”，那個大概還是因為後來回歸大陸的李宗仁是那次戰役的主官的緣故。

憑心而論，國民黨打的相當頑強，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田漢歌詞中的那句“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用來形容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一點都不過分。

有人總是指責老蔣保存實力，消滅異己。其實，很大程度上，這是偏見。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中，老蔣把自己嫡系部隊中精銳的德械裝備的師團盡數投入了這場戰役，最後基本上都消耗殆盡，哪裡有保存實力的想法？！

也有人說老蔣笨，不應該在上海狹小的地域之內和日軍拼消耗，讓日軍的艦炮和飛機大顯神威。這個也是事後諸葛亮的想法。當時老蔣的判斷是，中國如果以一國之力對抗日本，結局毫無懸念是失敗。因此，爭取外界的支援，就是走向最後勝利的唯一一途。在上海這個國際都市狠狠地跟日本人幹上一仗，讓國際社會看看中國的實力，堅定他們出面調停的決心。即使真是老蔣笨，也是笨在落後的戰爭觀念上面，沒有預計到陸海空立體戰爭下巨大的火力殺傷效果。

也有人貼金說，這是小個子陳誠的神來之筆：在淞滬地區主動挑動戰鬥，把日軍的注意力從華北引向華東，把日軍的進攻軸向由北向南變成為東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網地形遲滯日軍的進攻步伐，不然，日軍沿平漢路南下，一馬平川，拿下武漢，切斷中國東西聯絡，那國民政府就難以撤退到西南大後方從事後來的抵抗了。

呵呵，其實，日軍在中國的軍事冒險，是典型的“行動在理論前面 ”，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時候，就是關東軍中下級軍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張，挑起了軍事爭端。“七七事變”後，日軍占領了華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乾什麼，二者也需要時間慢慢消化剛到手的獵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蔣談判協商停戰，沒有急迫的鯨吞中國的企圖心。因此，老蔣為了保住武漢，把戰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傳統的經濟政治中心區域的說法是不合邏輯的。老蔣大概是以為打上一段時間，日本就會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被迫停戰，沒有想到日本這頭蠻牛一發威，竟然不僅要打掉上海地區的國軍，而且毫不停頓地揮師挺進南京。這也是為什麼南京保衛戰的準備是如此倉促的原因，據說臨戰前國防工事的鑰匙都找不到，因為老蔣根本沒有想到戰爭的規模會演變成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

接下來的的徐州會戰中，台兒莊戰役終於綻放出中日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個亮點，近乎殲滅日軍輕敵冒進的一個師團。這場戰役中，中央軍、西北軍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現了國難當頭，中華民族一致對外的可貴一面
其後，因為日軍反應很快，對徐州形成包圍之勢，徐州的國軍被迫四散撤退，一時間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隊設防，老蔣萬般無奈，只好炸開黃河花園口，形成了數百公里範圍的黃泛區，阻止日軍向華中進攻的勢頭。鬼子據說淹死了千餘，老百姓屈死無數,這筆帳應該算在他們的頭上。

在日軍沿長江向武漢進攻中，國軍在江西的萬家嶺一帶，再次利用日軍的輕敵冒進，合圍並幾乎全殲了一個師團。這是八年抗戰中的第二個亮點，國共內戰中大名鼎鼎的張靈甫就是經此一戰而成名。關於這個幾乎覆亡的師團還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該師團不是主力師團，其兵員的主要來源是大阪的小商販，被其他日軍戲稱為“商販師團”，就這么一個乙級師團，在南昌戰役結束後沿長江南岸向武漢的攻擊過程中，居然被賦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師迂迴的重任，結果因為這一帶的鐵礦干擾，羅盤失靈而迷路，在大山裡面轉磨磨，終於被國軍抓住機會集中了十幾倍的兵力團團圍定猛打。說來慚愧，激戰旬日而不能全殲，最後其師團長帶領千餘日軍在外圍日軍的接應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漢會戰的結果，仍然是毫無懸念，日軍達成了其全部的軍事政治企圖：肢解中國，把國民政府降格為地方政權，扶植汪偽政權，建立親日的中國傀儡政府。

其後的幾年內，日軍基本上沒有發動10萬人規模以上的戰役，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的戰略重點根本就不在中國戰場上了。

1941年，老蔣得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第一反應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中國得救了。心思馬上就轉移到戰後中國的局勢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國共兩黨爭奪天下的局面了。於是，保存實力就是首要的任務了。這一點上，老 毛比老蔣聰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當然，老蔣也是沒有辦法，誰讓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負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戰開始後，已經進行四年中日戰爭的中國大地上，反而平靜下來，基本上是，日軍不進攻，國軍也不進攻，雙方各據其土，相安無事。後來時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老兵史迪威之所以與總司令蔣介石鬧到不可開交的程度，就是因為他氣憤老蔣只管伸手向美國要裝備，卻缺乏打擊日軍的主動精神。

日軍在隨後發動了幾場規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戰役，如長沙、常德、棗陽宜昌等戰役，基本上是軍一級數萬人的規模。

國軍在三次長沙戰役中再次綻放了一個亮點，挫敗了日軍尋殲國軍主力的戰役企圖，最後使得日軍無功而返，雙方回復戰役前的姿態。這幾次戰役的總指揮薛岳後來也忍不住吹了一個大海螺，稱之為“天爐戰法”，嘿嘿，用軍事術語說就是保持兩翼戰線的完整，正面做機動防禦，逐步消耗日軍的進攻動能，最後的戰場態勢就是日軍被國軍三面包圍。

日軍在三次長沙戰役沒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日軍戰役目的不明確，數萬人攻城略地還要尋殲國軍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國軍的戰術對頭，機動防禦，不做正面戰場的硬頂，使得日軍的火力優勢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但是，一旦日軍下定決心，國軍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軍為了打通東北至南洋的大陸交通線，輕鬆擊潰中原的湯恩伯部，一鼓作氣，很快輕取長沙，直下衡陽。當然，堅城之下，在方先覺的第十軍面前栽了一個大跟頭：衡陽血戰四十八個晝夜方才破城。此前，余萬程57師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讓日軍大栽其面。

儘管抗戰中後期，國軍的武器裝備和戰鬥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與日軍的差距仍然相當地巨大。日軍發動的以圍殲第5戰區主力的棗陽宜昌戰役中，數萬日軍打得數十萬國軍團團轉，最後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親上火線，指揮手下不多的親衛部隊，以攻對攻，和日軍打運動戰，為了協調調動周邊的國軍，拚命地四下電訊聯絡，最後被日軍偵知其下落，合力圍攻之下，張將軍英勇殉國。老蔣得訊，痛哭流涕，後來還親自去為張將軍抬棺。當年中日在華北的過渡時期，張自忠因為做過一段時間的北平市長，被國人痛罵為賣國賊，皆曰彼可殺之的時候，是老蔣一力保護，後來又命其帶兵打仗，誰說老蔣不識人。

另外，國軍的精銳師團曾經在杜聿明的指揮下，在崑崙關與日軍血戰一場，殲敵一個旅團，這是一場硬碰硬的攻堅戰，除了後期的湎北反擊戰之外，這大概是國軍在抗戰期間唯一一次的攻堅戰。雖說最後的結果是國軍攻克了崑崙關，達到其戰役企圖，但是以優勢的兵力，良好的戰場態勢，不亞於日軍的裝備(國軍於此戰首次出動了戰車) ，敵我雙方的損失實在是不成比例。

國軍對日軍作戰完完全全地占上風的，大概只有44年在緬甸北部對日軍的反擊戰。此時參戰的國軍遠征軍，基本上是按照美軍輕裝師團編組訓練的，其武器裝備水平遠在日軍之上，攻堅和機動能力很強，再加上盟軍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權，因此，國軍第一次以很小的傷亡，打得日軍丟盔卸甲，狼狽不堪。即使在天時地利人和占盡優勢的湎北之戰中，仍然出現了為攻克日軍千餘人據守的松山堡壘，數萬國軍圍攻月余，傷亡近萬，方才得手的意外情況。

無論國軍還是共軍，在對日作戰中表現不佳，原因雖然很多，不過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日軍的頑強。如果說，沒有盟軍的幫助，中國早就亡於日人之手了，大概沒有人會反駁這一點吧。如果說，日軍是二戰期間，亞洲戰場上最強悍的軍隊，大概也沒有人反對吧。

自明治維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島海戰止，日軍鮮有敗戰記錄，其英勇頑強的鬥志，視死如歸的精神，豐富的作戰經驗，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紀律性，都是二戰中絕大部分國家的軍隊所不具備的，不誇張的講，當時世界上具備與日本一決高下能力的國家只有三個：德國、蘇聯和美國。就連老牌帝國英國，十幾萬人在馬來半島，也被騎著腳踏車的幾萬日軍輕輕鬆鬆打得繳械投降了。

即使在戰爭後期，美軍占盡了全部的優勢，為了對付在幾個海島上困獸猶鬥的日軍，傷亡也達到了十數萬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軍按在地洞裡面，用飛機、艦炮、地面炮火、火焰噴射器，坦克、推土機不分晝夜地猛烈捶打的結果啊。

所以說，抗戰前期國軍打不過日軍很正常，抗戰中後期裝備與日軍相當，還是打不過日軍也很正常，在裝備強於日軍的抗戰最後幾仗中，傷亡大於日軍還是很正常，因為還有一個士氣和訓練的問題。用一個現代辭彙說是，覺悟不夠，不知道為誰而戰。四十年代的中國，從哪個角度來說都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和國家的意識在普通中國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會戰期間，時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經給火線上的國軍送過飯，後來對阿唐說，一個團的國軍幾天打下來，就剩下一個連了。問他是否知道為什麼要打仗，他只知道日本人來打中國，所以要打他們，其它的一概不知。

為什麼日軍的回憶錄中總是對衝鋒在前的國軍中下級軍官充滿敬意，因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為什麼軍官要衝鋒在前，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違反作戰原則的：軍官如果首先戰死，進攻就失去了組織者？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不如此，士兵是不會自覺衝鋒在前的。因此，任何對於國軍在抗戰中表現拙劣的謾罵都是對於為國死難者的極大不恭。

回首往事，國軍以其極大的犧牲和勇氣，無疑應該榮登抗戰勝利榮譽之席的首座，共軍以其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無疑應該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戰勝利獎章。

今天，說句公道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的作為，可圈可點，負起了他們肩上應該承擔的責任。如果不是蔣公，中國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戰後鐵定是戰敗國中的一員，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時，老蔣也為其抗戰後期的短視付出了代價：為了保存實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軍隊缺乏在火線上與手中剛剛裝備的美式軍械磨合的機會，使得後起的軍事將領缺乏進行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如孫立人和廖耀湘等，並且，大部分精銳部隊龜縮在西南邊陲，在抗戰結束之後的與中共的對峙之中，處於非常不利的戰略姿態。因此，如果說老蔣最後丟失了大陸，除了有其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之外，軍隊在抗戰後期的不思進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敗論英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 產黨，顯然是抗日戰爭的最大贏家，本來是被人滿世界追打的窮叫花子，突然之間與莊家平起平坐，有資格議論“今天下英雄，惟老蔣與老毛耳”了！即使時光倒轉，中共也沒有什麼地方需要後悔，大概還是會按原來走過的路子再來一遍。但是，從國家與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確實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軍打的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他們可都是中國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呵呵，有時候看國共兩黨的征戰史，很像當年的劉邦與項羽，劉邦勝在不以一時長短為計較，寧可背負小人的名聲，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借形勢而得天下；項羽敗在拘泥於眼前的定勢，講究貴族的誠信原則，四平八穩，堂堂正正，最後亥下一戰而傾覆。

老蔣，孔孟的書讀得稍微多了些，對上帝的禮拜做的稍微勤了些，還是不夠壞啊。

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中華民族全面動員，進行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全面、深刻的覺醒。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關於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覺醒、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日戰爭的領導權等問題，學術界多有討論，本文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新想法，以就教於學術界同仁。

新觀點

一、中華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

從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起，大陸學術界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表現和作用越來越走向客觀的評述，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仍然覺得有未盡之義。實際上，國民黨、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從整個戰爭過程來說，國民黨始終是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黨、執政黨，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它是否抗戰，決定著中國中央政府是否抗戰。而這一點，有著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政府抗戰有著標誌和象徵的意義。中國政府存在著並且抗戰著，標誌這個國家沒有亡國。如果這個政府投降了，成為傀儡政權，標誌著這個國家已經不是獨立的國家，已經亡國。

第二，就是政府的動員力。國民政府抗戰，就能夠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進行抗戰，這是其它任何黨派、團體等組織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夠動員全國的武裝力量、經濟力量進行抗戰，也能發動它所控制的全部宣傳機器動員全國人民抗戰。

第三，國民黨是當時中國第一大黨，它所控制的軍隊是當時中國最有軍事實力的軍隊。1937年國民黨共有黨員165萬人，其中普通黨員52萬多人，軍隊黨員101萬人，海外黨員11萬多人。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它第一大黨的地位沒有改變。到1945年，有黨員806萬人。而同期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分別是4萬人和121萬人。相差極為懸殊。[11]國民黨軍隊人數1937年是170餘萬，並有海陸空軍，1945是軍隊440萬；而同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人數分別是5．6萬人和100萬人。[12]（第三冊，P3；第二冊，P30，P111）儘管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表現不佳，但仍然是抗戰時期人數最多的軍隊。特別是抗戰之初，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在當時是主要的，正面戰場對於打擊日本的進攻勢頭、遲滯日本的進攻速度、實現持久抗戰的戰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許多學者都已論及。

第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否抗戰，決定著抗戰是否合法，而直接影響著其他力量的抗戰態度和抗戰方式。九一八事變後到盧溝橋事變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不僅不抗戰，而且對抗戰活動進行壓制和打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就是其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範例。而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壓制、打擊下，很難形成全民族的抗戰局面。

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如果不抗戰，也不可能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這也就決定著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合法政黨。其它階級、階層和各種力量的抗戰態度、抗戰方式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態度的影響。抗戰前，救國會七君子因抗戰而被當局逮捕，而盧溝橋事變後，他們被釋放並被請上廬山，參與協商抗戰大計。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其它主要的愛國黨派，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紛紛表示擁護蔣介石聯共抗日。國社黨領導人張君勵（C關山月註：作者誤，應為張君勱）、中國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等致函蔣介石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抗日，“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一念，此外都非所計”。戰前因進行抗日救國工作而一度遭到國民黨逮捕的張申府說：“我曾說，蔣先生只要發動抗戰，全國必然景從。我深幸今日已經完全實現了。”[6]（P13）“各國華僑迅速組織起‘僑抗敵後援會’‘救災總會‘‘僑籌餉會’團體，捐款、匯款，捐輸財力，徵集藥品、衣物，發行、購買救國公憤，或親自回國，支援祖國抗戰。”[4]（P237）

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抗戰是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其它各愛國黨派、各族各界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實現的。它的抗戰態度的及時性、堅定性、徹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國共產黨和其它愛國黨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覺醒了的中華民族的大多數成員。但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採取了抗戰的態度後，它的動員力、號召力又是其它任何黨派、團體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國民政府是中國國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國進行抗戰外交，在不同的階段，國民政府根據戰爭形勢和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制訂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確定了戰略重點。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體運作與實施，取得了良好的國際效應和國際影響。

一是政治上的收穫。盧溝事變後，中國政府在不同的國際場合，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在世界上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取得了較好的反響，使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中國的抗戰是為了保衛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不受侵犯，同時也是在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戰。為此，中國的抗戰先是在國際上獲得了眾多國家政府及民眾在政治上的同情、聲援和支持，後來又與美、英、蘇等國家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

二是經濟上，中國先後得到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許多國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據統計，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直接用於戰爭的消耗近500億美元。[13]（P174）這是當時中國幾乎無法承受的負擔。因此，對外求援就成為國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務。當時中國政府與美、蘇、英、法等國來往的函電，蔣介石與外國駐華使節的談話，國民政府與駐外使節、派出的外交人員相互往還的函電中，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而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的最大收穫也是經濟上的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獲得的外來援助主要來自蘇聯，總計蘇聯對華借款為2.5億美元，實際使用蘇聯的對華信用借款是1.7億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種援助主要來自美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獲得的外國貸款共25項，其中美金10多億美元，英金1億多英鎊，法金10多億法朗，國幣1．2億元。董長芝、馬東玉：《民國財政經濟史》，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頁。參見《1939年-1941年美國對華貸款》、《英、蘇、法、中各國接收美國“租借”統計》、《1942年5億美元貸款動用表》，任東來：《爭吵不休的夥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廣西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254頁、260頁。雖然中國獲得的援助無論是與中國投入戰爭的人力物力比，還是從中國獲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國租借物資總的比重（占3.2%）看，數額都不是很大,但這些援助都是中國抗戰急需的物資,因而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軍事上，盧溝橋事變後，蘇聯的軍事顧問和部分空軍來到中國，參加中國對日本的作戰或參謀，後來又有陳納德的“飛虎隊”援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開始與美、英等國進行軍事合作，進行同盟抗戰，結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是中國抗戰勝利的保證，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有了保證。

僅舉幾個數字，便可說明這些援助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1是中國空軍獲得的飛機援助。抗戰時期，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飛機，空軍的飛機全部靠國外的援助。抗戰前，中國僅有飛機600架，可用於作戰的飛機305架，而抗戰期間，中國從國外補充的飛機總計2351架，全部用於戰爭使用（包括運輸），是中國原有飛機的7倍多。[15]而在抗戰期間，這種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戰之初，中國的空軍在戰鬥中即受重創，一段時間內，制空權完全陷於敵手。自從外來的飛機補充到中國空戰後（包括中國空軍、蘇聯空軍志願隊、美國的“飛虎隊”），才改變了這種局面。

其2，“數千名德、蘇、法、英、美等國的軍事顧問，近十萬名蘇、美空軍志願人員和來華參戰官兵”參加中國的抗戰，他們的到來不僅是其自身參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帶來的戰術和技術，以及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裝備和訓練，都使中國比較落後的軍隊從人員素質到武器裝備上開始具有了現代氣息，大大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經過訓練和裝備的中國軍隊與未經訓練和裝備的軍隊戰鬥力大不相同。這是直接與戰爭有關的。

其3，在經濟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資援助外，外援也是國民政府維持通貨穩定，乃至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蔣介石致羅斯福感謝美國對華貸款5億美元的電文中說：“我中國人民此四年半以來，經過不可以言話形容之經濟及物質上之困難，而得獲閣下此次之借款，不僅能改良吾人之經濟情況，且可提高我民眾抗戰之精神。回憶過去各種借款與接濟，俾我國長期抗戰維持至今得與各友邦並肩作戰，使整個反侵略陣線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為軍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將用以加強我國之經濟機構，收回法幣，緊縮通貨，平定物價，保持戰時生活水準及增加生產。”[16]（第一冊，P337）

四是外交上，中國利用同盟抗戰的時機，積極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先後與凡是與中國有不平等條約的國家簽訂了平等新約，中國從此擺脫了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倫敦《泰晤士報》發表評論指出：“不待戰勝而承認中國為完全國家，實開新紀元，租界權利乃不合潮流，總理主張廢除，蔣委員長成功，誠為民族吐氣。日寇雖不能占全中國領土，中國享此新約權利，當待日寇驅逐以後，故戰勝為急務，以中國之堅卓抗戰，得英、美之明白承認完成主權，其精神將益加強，並保證戰勝後居大國優越地位，以重整新亞洲。”[16]（第三冊，P783）中國作為四強國之一，還參與組建了聯合國的工作，成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外交上收穫的意義已經超過了抗戰本身，它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影響。這種國際之間的交往，是必須由能夠代表國家的國民政府來承擔的。

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戰略

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特別是關於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始終在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從學科的內容和特點來講，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自然強調共產黨領導說，而國民黨史、中華民國史則必然強調國民黨領導說”。“有的學者強調共產黨領導是指政治領導，有的提出國共兩黨共同領導說，有的提出分別領導、共同進行說，有的提出具體分析說，有的提出領導權轉移說，有的提出不應籠統地說是誰領導的，應認為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人士和愛國華僑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17]

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不是領導作用，而是導向的作用。

“要科學地、令人信服地說明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領導權的含意。”[17]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解釋，領導是“領導者在一定的環境下，為了確定和實現既定的目標，對被領導者進行統御和指引的行為過程”。[18]（P33）我們認為，領導權的實現，有以下幾個必要的因素：首先領導與被領導者應該是在一個組織系統內；因此，第二就是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必須是法定的或有組織系統授權的；第三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是領導與服從的關係，領導者對被領導者有命令的權力，有一定的強制性作用。除此而外，還有領導者必須能夠代表大多數被領導者的利益，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領導能力，等等。

抗日戰爭是中華全民族的解放戰爭，除了少數漢奸賣國賊外，各個階級、各個黨派都參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黨派、團體和全國人民都應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抗戰之初，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抗日團體也確實都聲明服從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導抗戰，但這個政府提不出一個能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勝利的綱領和路線，其所作所為又不斷背離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體系內部的各種力量外，沒有什麼黨派、團體再服從它，它也就不能領導抗戰。但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所有的參加抗日戰爭的各民族各黨派了呢？由於各抗日黨派不在一個組織系統內，無法形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此不能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只能說是導向。

導向是指指導行動或發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個方面發展。就是提出正確的方向和目標，並且提出正確的方針和路線，促使事物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保證正確的目標的實現。那么，中國共產黨是否對國民黨和其它抗日黨派、各種抗戰力量發揮了導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抗日戰爭的正確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戰，最終目標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全民族抗戰的徹底勝利。正確的方針和路線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行全民族抗戰，就是提出並貫徹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戰的勝利。考察全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這些正確的方向和目標，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無疑都是中國共產黨得出的。而且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貫徹了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黨派、各族各界、各種抗戰力量也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並貫徹了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應該指出，儘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沒有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參加了全民族抗戰，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提出並實行的持久戰戰略，與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戰略基本相同，並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持久戰戰略中的一些方針。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得到了除國民黨外其它各個階級、階層和和各種抗戰力量的擁護。整個全民族的抗戰正是按照這一路線發展的，抗日戰爭的最終目標也是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目標實現的。

三、中國共產黨具備的必要條件。

一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對民族資產階級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抗日的問題上，與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戰爭的方向和目標、方針和路線、戰略和策略代表了整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方向和目標。

二是中國共產黨是除國民黨外唯一具有武裝力量的政黨，雖然軍事實力在抗戰初期仍然不大，但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夠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配合抗戰的軍事力量。而且由於中國共產黨有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在敵後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能夠以根據地迅速發展自己的力量，擴大軍事力量，從而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在抗戰中不斷壯大，其影響力也不斷擴大，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斷重要和擴大。而國民黨則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導向的內容包括與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面的鬥爭。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雖然參加了抗戰，並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統治利益的需要，還有許多不利於抗戰的因素和行為。在抗戰之初，不能提出一個取得抗戰全面勝利的目標，只是想恢復到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因此過於依賴國際社會，一方面與日本軍隊作戰，另一方面又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影響了全民族抗戰的決心和士氣。進入相持階段後，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戰場上表現不佳，反共行動卻有增無減，影響甚至危及抗戰大業。因此，採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團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陣營內部，又抵制它對中國共產黨和抗戰大業的破壞，成為堅持抗戰勝利的一個必然條件。中國共產黨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堅持並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也保證了抗日戰爭始終向著勝利的方向邁進。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中華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和動員，由這個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與動員所取得的時代性進步是全民族抗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導向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戰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還認為，由於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最重要、最有實力的政黨，只有國共兩黨具有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爭的軍事力量，因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是全民族抗戰的核心，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是抗戰勝利的關鍵。

首先，要分析當時國共在國內所處的地位。當時，國民黨政府統治了絕大多數的國土，而共產黨被國民黨“圍剿”，根據地大部喪失。抗戰初期國共軍隊的比例，大約是50：1。如果按比例來區分責任，共產黨所應負責抗戰的地區連半個省都不到。抗戰的領導責任理應主要落在國民黨身上。

然而，國民黨並沒有盡到責任，他們雖然也在抗擊日軍，但與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例如：有資料表明，自1937年 9月平型關初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戰場對日軍作戰1600多次，斃傷日軍6萬餘人，1938年敵後戰場抗擊日軍兵力40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8%，抗擊 偽軍7.8萬人，達100%。

一個兵力極為弱小，與國民黨軍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軍隊，卻能抗擊一半以上的敵軍，說明什麼？國民黨自己的軍隊為什麼不能做到這一點？顯然，靠國民黨來領導抗戰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成績的。

其次，從抗戰的態度來看，積極還是消極是衡量領導者抗戰決心的試金石。從9.18事變開始，蔣介石就一直採取退讓、妥協的方針，並密授“攘外必先攘內”機宜。要求民眾“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政府當局的錯誤政策，極大地壓制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熱情，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同時也使一些人難以看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抱有退讓求安的幻想。

而中國共產黨則率先挺身而出，代表全民族發出了武裝抗日的第一聲怒吼。“9.18”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立即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布蘇維埃政府對日戰爭，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眾，一致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爭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

如果不是“西安事變”，蔣介石可能還在觀望。有文章說，蔣介石其實早就計畫抗戰，只是時機未到，“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提前抗戰，結果由於沒有準備好使國民黨軍隊遭到重大損失。這真是笑話，反侵略戰爭時不我待，不管你願意與否、準備好了沒有，都沒有選擇地必須立即應戰。這是因為侵略者不會給你準備時間，真正的準備時間是在邊戰鬥邊準備中實現的。

在整個抗戰大形勢中，共產黨總是先行者，共產黨首先宣布抗戰、首先不計前嫌解決“西安事變”與國民黨合作，首先大規模殲滅日軍（平型關戰鬥），可以說，國民黨所有的抗日行動，都是在共產黨的促進下進行的。

再次，國共兩黨對待發動民眾進行抗戰的態度不同。作為領導者，應該積極發動民眾進行抗戰，可國民黨的態度卻極為曖昧。許許多多熱心宣傳抗戰的人士遭到國民黨的壓制，使人民對國民黨心灰意冷。這一點已有很多史書記載。國民黨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拱手把抗戰的領導權交給了共產黨。而共產黨的做法正好與國民黨相反，贏得了中國廣大人民民眾的擁護，包括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員。試問：如果沒有共產黨在抗戰中發揮的積極領導作用，國民黨單方抗戰能夠取得勝利嗎？

可以看出，雖然國共兩黨都對中國的抗戰起了領導作用，但國民黨沒有真正擔負起應有的領導責任，共產黨才是領導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國民黨軍的確在正面戰場抗擊了日本軍隊的主力，也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如果沒有正面戰場，不可能有敵後根據地。他們在抗戰中功不可沒。

但是，“一”劇誇大了國民黨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因為作為國家政府，守土保國是基本的責任。能否有效地較好地完成保衛國家的任務，是衡量這個政府盡責的標準。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一敗再敗，雖投入重兵犧牲頗大卻收效甚微，如果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牽制住了大部分侵華日軍，國民黨能否生存下來都很難說。這能說抗戰勝利主要靠國民黨嗎？

國民黨軍屢戰屢敗，原因何在？“一”劇竭力強調是武器不好。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唯武器論。在歷史上，武器處於劣勢的軍隊戰勝強敵的戰例並不少見。八路軍在抗戰中的卓越戰績，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我認為，國民黨軍戰敗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1、敗在蔣介石的抗戰心態

蔣介石一直對抗戰充滿悲觀情緒，從“9.18”開始他就一讓再讓。企圖通過妥協，保住半壁江山。當全國人民抗戰呼聲高漲時，他不得已投入兵力與日軍戰鬥。由於這種不得已，造成了他的草率應戰，當然，這裡也包括對國際政治的粗淺錯誤的認識。在滬淞戰役前，蔣介石並沒有認真研究日軍的特點，也沒有考慮己方的戰鬥力如何，更沒有制定正確的戰役部署。打的是一場糊塗仗。結果只能是生靈塗炭，棄城丟兵。而他盼望通過這場戰役拖美英等國對日宣戰的想法也竹籃打水成為泡影。

滬淞戰役失敗後，蔣介石的抗戰態度依然沒有變化，最直接的證明就是南京保衛戰。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出，南京是守不住的，應該及時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可蔣介石卻依然很不負責地組織了南京保衛戰。結果更慘。

爾後的戰役都是這樣，要么陣地戰死守，要么敗退逃跑。這樣做在政治上對蔣介石的壓力最小，最省力，最好向國際和中國人民交待——我硬著頭皮打了，打不贏有什麼辦法。這是用廣大軍人的鮮血為自己製造開脫責任的理由。

2、敗在軍政腐敗

腐敗可以說是國民黨失敗的決定原因。無論是正規軍還是雜牌軍，國民黨的軍隊都腐敗至極。雖然在國難當頭時刻，許多軍人處於良心發現，做出了偉大的犧牲。但腐敗的劣根卻像陰影一樣始終纏繞著國軍。為了保存實力，一些部隊置友軍生存於不顧，置上級命令於腦後，消極觀望、臨陣脫逃，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而造成的失敗不在少數。為了聚財斂物，當官兒的為一己私利無心抗戰，當兵的望風而逃。據“一”劇披露，國軍在抗戰中，一個師長至少每月要吃30個空額，下屬各級都吃一定數量的空額，部隊的實際人數少了許多，戰鬥力不下降才怪呢。一個軍隊如果腐敗嚴重，軍人們把錢當成首要，人死了錢也就沒有用了，誰還拚命呢？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就更不用提了，這是連蔣委員長都頭疼的問題。發國難財的官員能夠想到國家危亡嗎？國之不國，軍之不軍，怎么能打勝仗？

3、敗在軍有親疏

實際上，蔣介石一直沒能真正統一軍隊。在軍閥混戰中，國民黨採取的是招降納叛的做法，形成了實際上的各路新軍閥。蔣介石為了削弱各路軍閥的力量，往往讓他們打頭陣，讓中央軍督陣撈好處。這樣，各路軍閥也想法子保存實力，遇到拚實力的戰鬥，消極避戰，甚至不戰而走。雖然在一些重大戰役中國民黨不得已使用中央軍為主力，但固習難改，很多時候各部隊仍然存在著保存實力的想法，以至使本來可以勝利的戰役、戰鬥卻以失敗告終。中條山戰役就是典型的例子。

4、敗在沒有民眾支持

這是國民黨政府無法擔起抗戰重任的二律背反式的原因。一方面抗戰需要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但如果人民民眾真正發動起來，蔣介石又害怕被人民民眾趕下台。另一方面，不發動民眾，國民黨政府自身易保，但卻難以戰勝日本軍隊。蔣介石在二者之間猶豫徘徊，最後還是選擇了前者。這樣就失去了民心。另外，國民黨軍隊一向欺壓百姓，他們不可能得到人民民眾的支持。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國民黨軍只能內線作戰，而不敢深入敵後外線作戰，他們不是不想和共產黨在敵後爭奪地盤，而是不敢和不能也。事實也證明，在廣大的敵後地區，根本就見不到國民黨的根據地。所以，共產黨越戰越強，而國民黨越戰越弱。

5、敗在軍事指揮的愚蠢

應該說，國民黨軍隊除了腐敗外，各級指揮員的愚蠢，也是失敗的原因。例如：在長沙保衛戰中，薛岳曾數次擊敗日軍，於是“一”劇便大肆吹捧薛岳的“天爐”戰術。其實，這種戰術，無非是紅軍早就在反“圍剿”中運用的由毛澤東親自製定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共產黨軍隊的指揮員人人都會運用，沒有什麼值得吹噓的。所以，由於國民黨軍隊指揮員這種愚蠢，在爾後的解放戰爭中，數量眾多的國民黨軍雖然有優勢的裝備，卻落得慘敗的下場，被共產黨趕到一群小島上去了。

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頗有戲劇性，使得國共兩黨能夠各有其說。這是因為這最後的勝利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獨立完成的，而是在國際反法西斯大勢下實現的。美國軍隊逼近日本本土、美國用核子彈轟炸了廣島、長崎、蘇聯軍隊出兵東北，沒有這些，中國的抗日戰爭不會這么快結束。

如果戰爭再延長几年，會是什麼局面？我們不能靠猜測，但可以運用邏輯學進行推測。毋庸置疑，中國抗戰總的趨勢是，共產黨越戰越強，到1945年，共產黨的軍隊（包括民兵）已由抗戰初期的幾萬人，發展到超過200萬人，敵後根據地越來越大。龜縮到城鎮裡的日軍已無法有效組織大規模的掃蕩。而國民黨則越戰越弱，到1945年。國軍的兵源嚴重枯竭，日軍已打倒貴州省，雖然遠征軍回國打了幾個勝仗，但仍然不能與日軍主力抗衡。國共在抗日戰場的主次地位實際已經易位。越戰越強的軍隊當然會最終掌握戰場的主動權，越戰越弱的軍隊肯定會最終敗走麥城。

所以，在抗戰問題上不管“一”劇怎樣揚國抑共，也不可能掩蓋歷史的真相。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抗戰的勝利，永遠是歷史的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