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於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後，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製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海瑞罷官
- 性質：歷史事件
- 時代：明
- 主要事跡：懲治官二代
內容簡介,明朝歷史事件,童年時期,初入官場,懲治官二代,不畏權貴,文革導火索,江青發難,江青批吳,姚文元評論,
內容簡介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為了回響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於6月間開始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進而創作了《海瑞罷官》京劇劇本，獲得了很好的反響。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製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將學術問題政治化。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明朝歷史事件
明人海瑞，號“剛峰”，這兩個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只要是看不過眼的事，不僅貪官污吏他敢參奏，就是皇帝老子他也照罵不誤。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海瑞以六品的芝麻官職向嘉靖皇帝朱厚熜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慷慨激昂地寫道：“嘉者，家也；靖者，淨也。嘉靖嘉靖，家家淨也！”氣得朱厚熜直哆嗦。在歷史上，一個忠直之士，倘若又難逢明主，那他能活下來的機會十分渺茫，而海瑞卻是個例外，儘管他一生也並不順利，但卻得以善終，推究起來，在他恪守方的性格背後，也不缺乏圓的智慧。
黃志忠飾演的海瑞
黃志忠飾演的海瑞童年時期
初入官場
海瑞擔任的第一份公職是福建南平的教諭，相當於現在的縣教育局局長，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了。有一次，延平府的御史到南平縣視察工作，照例要往孔廟行香朝典，海瑞帶著兩名教官早早在廟堂迎候。在當時的官場上，下級迎接上級，一般都要行跪拜之禮，所以當御史大人進門後，隨同的兩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卻站著，只是略略作揖而已。三個人的反差非常鮮明，兩邊伏地彎弓，中間一桿高聳，儼然一個筆架——海瑞自此便留下了“筆架博士”的雅號。御史大人走南闖北，顯然沒有見過這么不懂規矩的人，大為震怒，訓斥海瑞不懂禮節。海瑞不卑不亢地回答說：“到御史您所在的衙門里，當行部屬禮儀，這個學堂，是老師教育學生的地方，不應屈身行禮。”碰到這么一個既死板又較真的下屬，御史大人雖然怒髮衝冠，卻也無可奈何。不過誠如詩人陸游所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在學校之外的地方找海瑞的茬兒，御史大人還是多的是辦法。他處處使絆子，事事下套子，左支右絀，弄得海瑞狼狽不堪。海瑞一氣之下，就寫了辭職報告，撂挑子不幹了。好友朱鎮山聽說了，趕緊勸他，千萬不可因為爭一跪之禮擅自離職，四十歲才弄個公務員身份不容易，遇到小小挫折就負氣而走，經不起磨礪，還怎么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這件事給海瑞上了很好的一課，要在風氣惡濁的官場混，單憑一股正直忠勇之氣是遠遠不夠的，還得開動腦筋，以智取勝。
懲治官二代
開了竅之後的海瑞，很快就把這一思想活學活用到了現實之中。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縣知縣，有一天，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此地，接待人員按海瑞規定的標準為其提供食宿，這與一路走來遠接高迎、大吃大喝外加紅包的風光大相逕庭，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負責接待的驛吏捆綁倒掛起來，鞭打訓斥。海瑞得知訊息，馬上帶人把這個氣焰囂張的胡公子抓了起來，然後面容嚴肅地對眾人說：“胡總督為官堂堂正正，他一直教育屬下不要鋪張浪費。現在這個人行裝奢侈，一定不是胡總督的兒子。”下令將他胖揍一頓，關進大牢，並沒收了他搜刮來的數千兩銀子，充入國庫。之後，他又提筆給胡總督寫了一封信，說您向來最重操守，對子女以及身邊的人看管得很嚴，現在有這么一個人竟然敢冒充您的公子，在這裡混吃混喝，胡作非為，我已經把他拿下，想跟您核對一下，並請求指示。弄得胡總督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得打掉牙往肚裡咽，不了了之。
不畏權貴
又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下基層視察，他可是大奸臣嚴嵩手中的紅人，沿途官吏們自然不能錯過這個高攀的機會，紛紛破格接待，只要領導高興，花多少錢是不在乎的。鄢御史長年搞紀檢工作，對官場風氣自然爛熟於胸，為顯清廉，他發出告示說：“本官素性簡樸，不喜承迎。沿途飲食供帳，都應儉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侵擾百姓。”話雖這么說，可鄢御史的大隊車馬所到之處，無不呈風捲殘雲之勢。眼見就要到淳安縣了，海瑞心裡也很著急。淳安財政緊張，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錢來，倘若只搞個四菜一湯來接待，肯定脫不了怠慢之嫌。思慮良久，海瑞計上心來，他又修書一封，派人快馬送給鄢御史。信上說：您是天下第一廉官，過州過府，輕車簡從，從不增加地方負擔。但現在有些人專門敗壞您的名聲，說您每到一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供帳極華麗，就是溺器也用銀器之具”。這把我搞糊塗了，究竟哪個是真，哪個是假，請您明示，我好做準備接待。一席話像是打了鄢御史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作不得聲，還不得不對傳言解釋一番，又表揚了海瑞幾句，只是他為了圖耳根清淨，乾脆藉口公幹，繞道而行，惹不起，還是躲得起的。
正直的操守，倘若沒有圓潤的智慧，海瑞不要說烏紗帽，恐怕幾個頭也不夠殺的了。就像他大罵皇帝的上疏，儘管他抬著棺材上諫，做好了必死的準備，其實他在奏疏中，還是頗費了一番腦筋的。開頭，他大唱讚歌，猛灌迷魂藥：“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成堯舜禹……”云云，後面的話雖然刺激了些，但說的還是入情入理，嘉靖皇帝開始有些臉紅耳熱，直呼把他給我抓起來，之後還是把奏疏看了好幾遍，一會兒嘆息，一會兒搖頭，忍不住對身邊人說：“海瑞這個人像比干那樣的忠烈，我卻不是商紂王，我不會殺他！”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形象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形象以海瑞直來直去的性格，他是反對彎彎繞的所謂官場謀略之術的，但再有稜角的石頭，也禁不住溪水的打磨，只不過海瑞的圓潤，從未失去剛直的內心。那一段段至今讓人盪氣迴腸的軼事，讓他“海青天”的光環格外熠熠生輝。
文革導火索
江青發難
起因
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的回憶。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刊發了姚文元炮製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誣陷吳晗同志撰寫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毛澤東同志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予極大的重視。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這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發展
《海瑞罷官》剛上演不久，江青就認為有很大問題，並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毛澤東的妻子）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海瑞罷官》。可是這四位部長沒有把她當一回事，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長們未必認為《海瑞罷官》有什麼大問題；其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點名批判必須有中央決定，而不應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長們沒有把她當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結果與影響
然而，江青並沒有就此罷休，她繼續為公開批判《海瑞罷官》製造輿論。對此，好心的周恩來耳有所聞，便將吳晗找來，告訴他有人說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吳晗說：沒有。周恩來讓吳晗寫個報告說明一下。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為什麼這樣和吳晗過不去呢？據吳晗的夫人袁震說，有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澤東在和吳晗交談歷史問題時，江青插話，吳晗當即指出江青說得不對，弄得江青很不高興。袁震說，吳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過，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吳晗更主要的當時毛澤東的態度，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說，她要批評吳晗的《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不明說，就是說同意批吳晗，卻不說出來。其實，批吳晗不是一件小事，總要有個目的，或者帶來對北京市委的人事改變，或者帶來個大的政治運動。而這些在1962年時都還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說”。而江青沒有主席那樣深思熟慮，批吳晗要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她未必能想到。她雖然不肯就此罷休，但當時她畢竟羽翼未豐，她還沒有足夠的權力。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的一次大會上，她透露過她在這段時間的心情，她說：“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有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
隨後她指出當時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著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不管江青加給文藝界的罪名是否屬實，但江青要出人頭地，要有驚天之舉，就必須由她來掃除這“一片惡濁的空氣”。江青心中顯然明白：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趕下台，內心並不是太自在的，黨心民心並不那么服氣。因此，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抱不平，想替彭德懷翻案，最容易觸及毛澤東的神經。按照這個思路去批《海瑞罷官》，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本意，毛澤東也會同意江青這個思路的。所以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確地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可知組織批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毛澤東允許的。後來，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不敢寫。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個小冊子，看他們怎么辦。”這段話明顯道出，評《海瑞罷官》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組織的，是納入他的重大戰略部署之中的。
江青批吳
經過一段醞釀之後，1965年春，江青奉命來到上海，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才那樣認真，親自安排江青的食宿，並親自協助江青組織了寫作班子。在柯慶施的幫助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秘密地組成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由姚文元執筆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編委，是張春橋扶植的文藝界的一條棍子，曾經寫過許多批判文章，胡風、馮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國知名作家都挨過他的棍子。選擇這樣一個人來批《海瑞罷官》，以他慣於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慣於上綱上線的看家本領，江青當然是信得過的。然而，儘管他平時寫過許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機本性，靠他窺測方向，靠張春橋的指點寫成的。而今，卻是江青親自下達的任務，而且背後還有毛澤東在支持，文章的成敗關係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這可能是他飛黃騰達的機遇，也可以招致臨頭大禍，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須十分認真來對待這件事。況且，他的對手是吳晗，是一位學問淵博的歷史學家、地位顯赫的北京市副市長。江青說姚文元“擔了很大風險”，並不是言過之詞。確實，如果姚文元寫不出像樣的文章來，如果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有變化，姚文元隨時都可能招惹災禍。此時的姚文元如果是個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種藉口一推了之。
結果
然而，姚文元卻將此事看成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遇，誠惶誠恐地接受下來。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沒上過大學，只念到高中畢業，漢語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談不上。於是，在張春橋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朱永嘉，請其來幫助他查閱史料，又經常回到家裡求助於父親姚蓬子的指點。
事件影響
從此，姚文元成了一個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務後，向當時《解放日報》的領導打了個招呼，說是“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多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就顧不上了。”於是，他在康平路隱匿了半年多，沒有人知道他在寫些什麼。暗箭正在鑄造，這把射向吳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很少幾個人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這把揭開動亂年代的暗箭正在緊張的磨製之中。
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長途電話交換意見，只能以討論樣板戲為藉口，經常跑到上海來，表面上是看京劇《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裡是討論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張春橋則以匯報樣板戲為名，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向江青報告炮製評《海瑞罷官》文章的進程和問題。而姚文元則仍然處於封閉和保密之中，有的說是九易其稿，反正炮製這篇文章姚文元並不輕鬆。江青後來曾多次談到她奉命組織這篇文章是擔風險的。這雖然是為了炫耀其政治資本而故作姿態，但風險也確實是有的，儘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靈魂骯髒的人成為她的馴服工具，但這必須是在限度之內。像批吳晗的《海瑞罷官》，並把矛頭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們稱為“劉鄧司令部”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么大的事，如果當時黨中央是比較民主的，不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而是把這個思路和意圖交由中央政治局討論，一旦方案通不過，文章的炮製者，包括江青在內，當然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風險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膽，她也是不敢這樣做的。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毛澤東以他至高無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會遭到任何一個政治局委員正面反對的。況且，毛澤東主席的部署，並沒有交由政治局討論。所以，江青的風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其實，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部署，而批評《海瑞罷官》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除毛澤東之外，誰也沒有氣魄和膽略。在“文化大革命”成為燎原之火後，江青一再講她擔了多少風險，目的是為了邀功。
姚文元評論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經過一段精心炮製之後，有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於決定出籠，張春橋、姚文元為射出這支暗箭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
發展
清樣排出來之後，張春橋親自擬訂了一個名單，多是上海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請他們來為這篇文章“提意見”，其實是引蛇出洞的第一個步驟。張春橋親自主持了會議，他說：“今天，請各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徵求意見稿’。所謂‘徵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徵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進一步修改。”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專家們被張春橋的“謙虛”、“誠懇”的態度所動，就直言不諱對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尖銳地指出：“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著黨走，深得毛澤東的信任，怎么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
經過
接著華東師大歷史系李平心、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也相繼發表意見，指責姚文元胡亂把《海瑞罷官》劇中的平冤獄、退田說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獄，是要人民公社退田。這種任意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惡劣做法，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上的專家、教授的反對。然而，張春橋這個偽君子，卻根本不是什麼要聽取專家、教授的意見，而是刺探一下教授、專家們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如果這些專家、教授對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們陰謀得逞。通過對這篇文章的討論，他們可以把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釣出來，引起更大的社會效應。難怪，張春橋對這次會非常滿意，他高興地對姚文元說，這次“火力偵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噴人，通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這種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會嗤之以鼻的。因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專家學者、正直的人民民眾都會把這種無限上綱的無賴當成瘋子。然而，在當時並不是通常情況，當時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所以，當姚文元的文章出來之後，吳晗自然是會預感到大難臨頭的。
結果
在北京，吳晗還被蒙在鼓裡。當天，或許已經有人告訴他《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批評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這一天的報紙時，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此文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措詞也蠻不講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這種小人計較了。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和一貫做法，要批評一個北京市副市長，並且上到這樣高的綱必須由黨中央作出決定，任憑姚文元有再大的膽，任憑《文匯報》有再大的膽，也是不敢自行這樣做的。聯想到一年多前周恩來曾經告訴他，有人在議論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會想到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他不得不又認真地看了一遍，特別是當他讀了《文匯報》那段上綱上線的文字時，他十分氣憤，這簡直是栽贓陷害他。那么，是誰讓姚文元這樣乾呢？吳晗心中劃了個問號，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澤東正在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一貫忠心耿耿，怎么會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呢？他實在想不通。
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