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阿希斯•南迪讀本
- 作者：張頌仁 陳光興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英語
- ISBN：7208102511, 9787208102514
- 外文名：Ashis Nandy Reader: Nationalism, Genuine and Spurious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295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從西天到中土·印度當代新思潮讀本·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阿希斯·南迪讀本》編輯推薦：再訪天竺自明中土，在想像世界版圖的“西方”時，尚有一個離感官更遠而腳程更近的“西天”。中國須要深切思考印度、親近印度是為了自明。中印兩國首次在當代藝術與學術的深入交流，探討歷史文明和當代文化的歸屬，當代印度批判知識界、藝術圈最活躍頭腦的作品集；2010年秋，上海雙年展“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作者：（印度）阿希斯·南迪 譯者：盧雋婷 彭嫣菡 等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墨爾本後殖民研究所的傑出學者，高等教育全球科學委員會成員，現任職於德里的發展社會研究中心。南迪的研究集中於暴力心理學的政治、知識、烏托邦以及想像的文化、人類的潛力以及未來；南迪作品中的恆常主題包括：對知識邊緣域的關注與尊重，以及面對人的問題，對由專家主導、經過包裝的專門化解決方案的持續質疑。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墨爾本後殖民研究所的傑出學者，高等教育全球科學委員會成員，現任職於德里的發展社會研究中心。南迪的研究集中於暴力心理學的政治、知識、烏托邦以及想像的文化、人類的潛力以及未來；南迪作品中的恆常主題包括：對知識邊緣域的關注與尊重，以及面對人的問題，對由專家主導、經過包裝的專門化解決方案的持續質疑。
圖書目錄
幼稚化
糖
可口可樂
鄉村想像的弱化
最後的相遇：甘地遇刺之政治
武士、蠻夷之地與荒野：論意見之可聞與文明之未來
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關於印度兩種早期後民族主義論調的姍姍來遲的訃告
糖
可口可樂
鄉村想像的弱化
最後的相遇：甘地遇刺之政治
武士、蠻夷之地與荒野：論意見之可聞與文明之未來
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關於印度兩種早期後民族主義論調的姍姍來遲的訃告
序言
序：作為方法的印度
或許是因為過去十二年主編《亞際文化學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學刊，與亞洲各地（特別是印度）的批判知識圈產生了工作關係，所以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會找我一起組織將在2010年10月至12月於上海舉辦的“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的系列活動。由於理念相遇，當然就義不容辭地參與了規劃工作。他們分派給我的任務之一是替來訪的印度學者的讀本寫序，給了我這個機會說清楚投入這次印中對話的思想背景。
十幾年前推動建立《亞際文化研究》學刊的動力，是在有限能力的範圍內去改變既有的知識狀況，在學術生產的層面上推動亞洲各地的互動與整合。那個時候我們來自亞洲各地十幾個地區二十餘位的編輯委員，對客觀情勢進行分析所產生的共識是：總的來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亞洲各地的知識圈都是把眼睛往歐美看，一個世紀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參照體系都是歐美經驗為主。百年之中，這個逐步建立起來、極其穩固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學術思想上巨大的問題，不僅是分析視野的窄化，把歐美之外該參照的多元歷史經驗割除，更糟糕的是歐美的知識方式幾乎變成了唯一的典範。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這套知識根本無法有效地理解、把握與解釋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如何透過亞洲不同次區域之間知識圈的互動，能夠彼此看到，進而能使得各地的歷史經驗成為彼此的參照點，多元轉化既有的參照座標，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更具解釋力的知識方式。就是憑藉著這個認識論的共識，我們一起走了十二年。
回頭來看，這條路沒有白走。雖然基本格局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上述的知識結構正在被快速地鬆動當中。過去十二年世界情勢的變化，正在確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並存的時代拉美地區政權左轉、東協加三的形成、中國與印度的崛起、非洲經濟持續成長、歐巴馬取代布希政權、歐盟成員的繼續增加，等等。相較於1980年代末期，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美國強權一枝獨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覺結構，過去十二年走向多元政治經濟區域的變化，仿佛意味著一元世界的結束。在思想上，原來已經確定、凝固的知識體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價值觀，正在快速的崩解當中，以歐美歷史經驗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釋框架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處於變動的時代，放慢腳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於現代歷史經驗的思想資源，於是成為開創新的知識狀況在以跳過的路徑。十二年很短，《亞際文化研究》還沒做出值得彰顯的知識方式，但是至少我們已經上路了，嘗試著走“亞洲作為方法”的知識路線。
在亞洲，乃至於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區，既有主流的知識結構之所以會長期以“歐美作為方法”，還是得歸咎於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歐美為中心向外旋轉的力道下，中國也好，印度也罷，都是以“超/趕”（超英趕美）的基本姿勢，學習歐美的事物（當然包括了它的價值觀），學術思想、知識生產於是被定位成國家民族現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環節。姑且不要追究“超/趕”的知識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規範性的目的與客觀的歷史解釋力，至少可以開始間的問題是，一個多世紀下來，現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這些所謂後發國家變成了什麼長相？民主也好，科學也罷，在學習後的攪拌中，實踐出了什麼新的模樣？換句話說，是不是該是停下腳步互相交換一些“超/趕”的經驗，在歐美之外的地區之間，互相照照鏡子，發現自己從過去變到現在的長相的路徑?看清楚了，解釋到位了，才能繼續走下去，甚至進而發現“超/趕”的知識路線已經走到盡頭，該是調整方向的時候了。
如果說知識的目的不是挑空了的為了知識而知識（首先預設了大寫真理超越於歷史的存在，用來籠罩整個世界），而是為了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從多元歷史經驗的視角，解釋各地面對的不同的問題與處境，在相互參照、比較之中，慢慢提煉出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知識命題，那么，可以說當前所有聲稱具有普遍主義的理論命題，都不成熟，以歐美經驗為參照體系的理論，能夠充分解釋歐美自身歷史就不錯了，哪裡能夠解釋其他地區的歷史狀況，反過來說，對於歐美以外地區的解釋必須奠基在其自身歷史發展的經驗、軌跡當中，不能夠簡化地、錯誤地以歐美經驗來丈量、解釋自身。我想這正是應邀來訪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歷史學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稱之為“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 年7 月剛剛過世的溝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如果說歐美的歷史經驗只是一種參照的可能性，特別是它的發展經驗與後發地區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識轉化過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調整的。來訪的印度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須在歐美之外的地區開展出“替代性的參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來的以歐美為參照加以多元展開，以亞洲內部、第三世界之間的相互參照，經由參照點的移轉，從差異中發展出對於自身歷史環境更為貼近的解釋。這裡思想方案的前提是，關起門來，以本土主義的自閉方式所產生的國粹主義，無法看清楚已經捲入現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輝的過去讓自己繼續感覺良好而已，打開門來，只以歐美為超趕的參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須在民族國家內部的本土主義（nativism）與歐美中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此兩者之外，尋求新的參照體系。
我認為是在上述開啟新的知識方式的問題意識下，“作為方法的印度”將會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間能夠產生對話的前提在於拋棄過去“超/趕”的認識論與知識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後/進步、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速度等，這些表象來進行比較。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得先擺脫、擱置規範性的比較，從分析上入手，看清差異，再開始提出內在於歷史的解釋。
印、中都是世界級的大國，農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資料顯示印度目前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人口大國，將在2026 年達到15 億，超過中國的13.5億成為最大人口國，2015 年印度經濟的擴展速度將超過中國。換句話說，拋開其他歷史、文化的異同，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來說，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對中國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 很難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這兩個國家也有龐大的差異。印度是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至今沒有統一的語言，國會開會是要經過翻譯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識分子，如來訪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從來就不認為印度是歐洲意義下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體。1947 年從殖民地的身份獨立，在被大英帝國征服以前，印度地區沒有統合的政體，所以獨立以後也很難編織出數千年統一的民族歷史，必須更為多元複雜地理解它的過去。因為多民族的過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謂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這個社會組織的原則還在運作，政治體制必須要去處理，無法簡單地消滅，而是創造機制讓底層的人口參與在政治過程當中。由於多語言的社會生存，文化差異與政治運作交叉重疊，不僅形成許多所謂區域性政黨，連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長），都是以特定語言產生的電影工業中製造出來的明星，以區域性的高知名度，經過普選選出。在此意義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民主運作根植於地方，全國性的政黨都必須想辦法跟區域性政治力量結合，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
對我個人而言，過去十幾年進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問不完的問題，因為南亞經驗與東亞實在不同，擺在一起後者的情況變得相對單純，各個國家地區語言統一，民族國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黨，等等。這些有趣的差異，原來該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國朋友，大陸、香港、台灣都一樣，把這些差異在已經習慣使用的“超/趕”的思路邏輯下，做了球賽式的比較：印度太長時間是殖民地，所以中國比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體制的遺留，所以中國比較好，是經過孫中山、毛擇東革命建立起來的（反映的是再次貶低殖民地經驗，把戰後第三世界主義的世界觀丟了）；印度有種姓制度，所以中國比較好，封建制度已經消除（但是並不去追問印度過去的因子是如何與當代社會接軌，反過頭來看看自己的社會中是如何與過去銜接，這個社會真是不再封建了嗎？）；印度是多黨的問題，談的比較少，台灣的人會暫時忘掉歐洲的多黨制，把美國兩黨制搬出來，說只有兩黨才進步（但是沒法兒去問歷史問題，印度的多黨，乃至於區域政黨是為何形成）；還有些人說，印度今天牛還在大城市馬路上跑來跑去，哪有中國來得進步，不可以以印度為參照的。總之，如果還是要用簡單的“超/趕”邏輯，以歐美樹立起來的簡單的現代化指標來評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經濟超過中國，國力強大的時候，才會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現在就繼續向天上看吧！
其實，交流必然是雙向的，其中會有許多難以避免的錯位與誤解，舉例來說，印度的知識界許多朋友對中國感興趣，並不是由於它的經濟崛起，而是中國二戰後的社會主義階段與今天經濟發展的關係，長遠形成的農民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為代表的庶民研究關切的核心議題] ，社會主義體制與女性解放的問題至今產生了哪些變化，中國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關係，中國廣大的知識界對於世界的未來有什麼不同於歐美的看法，知識界如何在自身的歷史實踐中提煉出對世界史的解釋，等等。總之，以印度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有基本的尊重，對中國知識界有一定的期待，都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而與中國是否現代或是進步沒有關連。但是，上述這些問題似乎並不是中國知識界感興趣，或是準備好可以充分對話的。（更讓人難過的是，當第三世界地區期待與中國對話時，常常發現中國許多的知識分子對她/他們根本不感興趣，眼裡只有歐美跟自己。還有人跟你說，別搞政治正確了，亞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麼值得對話的。）我希望已經說清楚了“作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認識印度是為了去重新認識中國自身與世界——但是也知道當前的知識狀況還是處於難以撼動的“超/趕”方式當中，歐美的價值觀深入學術思想界，就連是社會主義國度的大陸知識界都很快在趕過港台地區戰後“脫亞入歐/美”的知識狀況，擁抱歐美知識體系的速度之快，遠遠超過經濟發展，令人驚嚇，所以對於這次試圖開啟的印中對話，我並不抱持很大的希望。
這次活動邀請到的學者，除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因為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很多著作都已經譯成中文，其他幾位，無論是否生活在印度，他們的知識構成者限植於印度社會與歷史，在國際學術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學者，年齡上也橫跨了三代，從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老將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與國際思想界備受尊重、剛剛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後結構主義翻譯理論成名的、壯年一代的文化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讀本的翻譯工程不小，為的是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在與他們會商之前或是之後，能夠對他們身後的印度社會、歷史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機會。根據我的理解，這幾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想法，我們期待他們的來訪，可以讓中國的知識界能開始對印度也有相對應的深度認識，成為我們自我轉化的契機。
最後，得感謝受邀來訪的幾位我個人長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社會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論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歷史學家迪佩·查卡拉巴提，與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氣的歷史學家杜贊奇；以及還沒緣分會面的著名的藝術理論家薩拉·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灣見過一次聞名全球的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謝他們在百忙中來訪，並授予他們著作的翻譯出著作權。
同時，得特別感謝好友王曉明與王安憶的拔刀相助，以及許江院長與陸興華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擔起各場與印度學者對話的任務。也謝謝來自香港、台灣及大陸應邀參與不同場次，擔任特約討論人的朋友們。第一次有機會跟原來素昧平生的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覺很好，有點像是老友重逢一樣，我個人很珍惜。他們的心胸、氣度與智慧，讓我重新發現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湊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長補短，都還是有希望的。感謝二位的信任！
陳光興記於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於新竹交大
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訂
我希望已經說清楚了“作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認識印度是為了去重新認識中國自身與世界——但是也知道當前的知識狀況還是處於難以撼動的“超/趕”方式當中，歐美的價值觀深入學術思想界，就連是社會主義國度的大陸知識界都很快在趕過港台地區戰後“脫亞入歐/美”的知識狀況，擁抱歐美知識體系的速度之快，遠遠超過經濟發展，令人驚嚇，所以對於這次試圖開啟的印中對話，我並不抱持很大的希望。
這次活動邀請到的學者，除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因為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很多著作都已經譯成中文，其他幾位，無論是否生活在印度，他們的知識構成者限植於印度社會與歷史，在國際學術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學者，年齡上也橫跨了三代，從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老將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與國際思想界備受尊重、剛剛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後結構主義翻譯理論成名的、壯年一代的文化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讀本的翻譯工程不小，為的是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在與他們會商之前或是之後，能夠對他們身後的印度社會、歷史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機會。根據我的理解，這幾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想法，我們期待他們的來訪，可以讓中國的知識界能開始對印度也有相對應的深度認識，成為我們自我轉化的契機。
最後，得感謝受邀來訪的幾位我個人長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社會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論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歷史學家迪佩·查卡拉巴提，與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氣的歷史學家杜贊奇；以及還沒緣分會面的著名的藝術理論家薩拉·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灣見過一次聞名全球的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謝他們在百忙中來訪，並授予他們著作的翻譯出著作權。
同時，得特別感謝好友王曉明與王安憶的拔刀相助，以及許江院長與陸興華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擔起各場與印度學者對話的任務。也謝謝來自香港、台灣及大陸應邀參與不同場次，擔任特約討論人的朋友們。第一次有機會跟原來素昧平生的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覺很好，有點像是老友重逢一樣，我個人很珍惜。他們的心胸、氣度與智慧，讓我重新發現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湊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長補短，都還是有希望的。感謝二位的信任！
陳光興記於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於新竹交大
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訂
或許是因為過去十二年主編《亞際文化學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學刊，與亞洲各地（特別是印度）的批判知識圈產生了工作關係，所以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會找我一起組織將在2010年10月至12月於上海舉辦的“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的系列活動。由於理念相遇，當然就義不容辭地參與了規劃工作。他們分派給我的任務之一是替來訪的印度學者的讀本寫序，給了我這個機會說清楚投入這次印中對話的思想背景。
十幾年前推動建立《亞際文化研究》學刊的動力，是在有限能力的範圍內去改變既有的知識狀況，在學術生產的層面上推動亞洲各地的互動與整合。那個時候我們來自亞洲各地十幾個地區二十餘位的編輯委員，對客觀情勢進行分析所產生的共識是：總的來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亞洲各地的知識圈都是把眼睛往歐美看，一個世紀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參照體系都是歐美經驗為主。百年之中，這個逐步建立起來、極其穩固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學術思想上巨大的問題，不僅是分析視野的窄化，把歐美之外該參照的多元歷史經驗割除，更糟糕的是歐美的知識方式幾乎變成了唯一的典範。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這套知識根本無法有效地理解、把握與解釋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如何透過亞洲不同次區域之間知識圈的互動，能夠彼此看到，進而能使得各地的歷史經驗成為彼此的參照點，多元轉化既有的參照座標，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更具解釋力的知識方式。就是憑藉著這個認識論的共識，我們一起走了十二年。
回頭來看，這條路沒有白走。雖然基本格局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上述的知識結構正在被快速地鬆動當中。過去十二年世界情勢的變化，正在確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並存的時代拉美地區政權左轉、東協加三的形成、中國與印度的崛起、非洲經濟持續成長、歐巴馬取代布希政權、歐盟成員的繼續增加，等等。相較於1980年代末期，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美國強權一枝獨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覺結構，過去十二年走向多元政治經濟區域的變化，仿佛意味著一元世界的結束。在思想上，原來已經確定、凝固的知識體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價值觀，正在快速的崩解當中，以歐美歷史經驗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釋框架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處於變動的時代，放慢腳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於現代歷史經驗的思想資源，於是成為開創新的知識狀況在以跳過的路徑。十二年很短，《亞際文化研究》還沒做出值得彰顯的知識方式，但是至少我們已經上路了，嘗試著走“亞洲作為方法”的知識路線。
在亞洲，乃至於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區，既有主流的知識結構之所以會長期以“歐美作為方法”，還是得歸咎於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歐美為中心向外旋轉的力道下，中國也好，印度也罷，都是以“超/趕”（超英趕美）的基本姿勢，學習歐美的事物（當然包括了它的價值觀），學術思想、知識生產於是被定位成國家民族現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環節。姑且不要追究“超/趕”的知識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規範性的目的與客觀的歷史解釋力，至少可以開始間的問題是，一個多世紀下來，現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這些所謂後發國家變成了什麼長相？民主也好，科學也罷，在學習後的攪拌中，實踐出了什麼新的模樣？換句話說，是不是該是停下腳步互相交換一些“超/趕”的經驗，在歐美之外的地區之間，互相照照鏡子，發現自己從過去變到現在的長相的路徑?看清楚了，解釋到位了，才能繼續走下去，甚至進而發現“超/趕”的知識路線已經走到盡頭，該是調整方向的時候了。
如果說知識的目的不是挑空了的為了知識而知識（首先預設了大寫真理超越於歷史的存在，用來籠罩整個世界），而是為了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從多元歷史經驗的視角，解釋各地面對的不同的問題與處境，在相互參照、比較之中，慢慢提煉出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知識命題，那么，可以說當前所有聲稱具有普遍主義的理論命題，都不成熟，以歐美經驗為參照體系的理論，能夠充分解釋歐美自身歷史就不錯了，哪裡能夠解釋其他地區的歷史狀況，反過來說，對於歐美以外地區的解釋必須奠基在其自身歷史發展的經驗、軌跡當中，不能夠簡化地、錯誤地以歐美經驗來丈量、解釋自身。我想這正是應邀來訪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歷史學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稱之為“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 年7 月剛剛過世的溝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如果說歐美的歷史經驗只是一種參照的可能性，特別是它的發展經驗與後發地區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識轉化過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調整的。來訪的印度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須在歐美之外的地區開展出“替代性的參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來的以歐美為參照加以多元展開，以亞洲內部、第三世界之間的相互參照，經由參照點的移轉，從差異中發展出對於自身歷史環境更為貼近的解釋。這裡思想方案的前提是，關起門來，以本土主義的自閉方式所產生的國粹主義，無法看清楚已經捲入現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輝的過去讓自己繼續感覺良好而已，打開門來，只以歐美為超趕的參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須在民族國家內部的本土主義（nativism）與歐美中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此兩者之外，尋求新的參照體系。
我認為是在上述開啟新的知識方式的問題意識下，“作為方法的印度”將會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間能夠產生對話的前提在於拋棄過去“超/趕”的認識論與知識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後/進步、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速度等，這些表象來進行比較。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得先擺脫、擱置規範性的比較，從分析上入手，看清差異，再開始提出內在於歷史的解釋。
印、中都是世界級的大國，農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資料顯示印度目前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人口大國，將在2026 年達到15 億，超過中國的13.5億成為最大人口國，2015 年印度經濟的擴展速度將超過中國。換句話說，拋開其他歷史、文化的異同，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來說，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對中國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 很難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這兩個國家也有龐大的差異。印度是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至今沒有統一的語言，國會開會是要經過翻譯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識分子，如來訪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從來就不認為印度是歐洲意義下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體。1947 年從殖民地的身份獨立，在被大英帝國征服以前，印度地區沒有統合的政體，所以獨立以後也很難編織出數千年統一的民族歷史，必須更為多元複雜地理解它的過去。因為多民族的過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謂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這個社會組織的原則還在運作，政治體制必須要去處理，無法簡單地消滅，而是創造機制讓底層的人口參與在政治過程當中。由於多語言的社會生存，文化差異與政治運作交叉重疊，不僅形成許多所謂區域性政黨，連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長），都是以特定語言產生的電影工業中製造出來的明星，以區域性的高知名度，經過普選選出。在此意義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民主運作根植於地方，全國性的政黨都必須想辦法跟區域性政治力量結合，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
對我個人而言，過去十幾年進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問不完的問題，因為南亞經驗與東亞實在不同，擺在一起後者的情況變得相對單純，各個國家地區語言統一，民族國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黨，等等。這些有趣的差異，原來該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國朋友，大陸、香港、台灣都一樣，把這些差異在已經習慣使用的“超/趕”的思路邏輯下，做了球賽式的比較：印度太長時間是殖民地，所以中國比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體制的遺留，所以中國比較好，是經過孫中山、毛擇東革命建立起來的（反映的是再次貶低殖民地經驗，把戰後第三世界主義的世界觀丟了）；印度有種姓制度，所以中國比較好，封建制度已經消除（但是並不去追問印度過去的因子是如何與當代社會接軌，反過頭來看看自己的社會中是如何與過去銜接，這個社會真是不再封建了嗎？）；印度是多黨的問題，談的比較少，台灣的人會暫時忘掉歐洲的多黨制，把美國兩黨制搬出來，說只有兩黨才進步（但是沒法兒去問歷史問題，印度的多黨，乃至於區域政黨是為何形成）；還有些人說，印度今天牛還在大城市馬路上跑來跑去，哪有中國來得進步，不可以以印度為參照的。總之，如果還是要用簡單的“超/趕”邏輯，以歐美樹立起來的簡單的現代化指標來評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經濟超過中國，國力強大的時候，才會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現在就繼續向天上看吧！
其實，交流必然是雙向的，其中會有許多難以避免的錯位與誤解，舉例來說，印度的知識界許多朋友對中國感興趣，並不是由於它的經濟崛起，而是中國二戰後的社會主義階段與今天經濟發展的關係，長遠形成的農民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為代表的庶民研究關切的核心議題] ，社會主義體制與女性解放的問題至今產生了哪些變化，中國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關係，中國廣大的知識界對於世界的未來有什麼不同於歐美的看法，知識界如何在自身的歷史實踐中提煉出對世界史的解釋，等等。總之，以印度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有基本的尊重，對中國知識界有一定的期待，都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而與中國是否現代或是進步沒有關連。但是，上述這些問題似乎並不是中國知識界感興趣，或是準備好可以充分對話的。（更讓人難過的是，當第三世界地區期待與中國對話時，常常發現中國許多的知識分子對她/他們根本不感興趣，眼裡只有歐美跟自己。還有人跟你說，別搞政治正確了，亞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麼值得對話的。）我希望已經說清楚了“作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認識印度是為了去重新認識中國自身與世界——但是也知道當前的知識狀況還是處於難以撼動的“超/趕”方式當中，歐美的價值觀深入學術思想界，就連是社會主義國度的大陸知識界都很快在趕過港台地區戰後“脫亞入歐/美”的知識狀況，擁抱歐美知識體系的速度之快，遠遠超過經濟發展，令人驚嚇，所以對於這次試圖開啟的印中對話，我並不抱持很大的希望。
這次活動邀請到的學者，除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因為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很多著作都已經譯成中文，其他幾位，無論是否生活在印度，他們的知識構成者限植於印度社會與歷史，在國際學術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學者，年齡上也橫跨了三代，從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老將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與國際思想界備受尊重、剛剛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後結構主義翻譯理論成名的、壯年一代的文化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讀本的翻譯工程不小，為的是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在與他們會商之前或是之後，能夠對他們身後的印度社會、歷史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機會。根據我的理解，這幾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想法，我們期待他們的來訪，可以讓中國的知識界能開始對印度也有相對應的深度認識，成為我們自我轉化的契機。
最後，得感謝受邀來訪的幾位我個人長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社會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論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歷史學家迪佩·查卡拉巴提，與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氣的歷史學家杜贊奇；以及還沒緣分會面的著名的藝術理論家薩拉·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灣見過一次聞名全球的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謝他們在百忙中來訪，並授予他們著作的翻譯出著作權。
同時，得特別感謝好友王曉明與王安憶的拔刀相助，以及許江院長與陸興華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擔起各場與印度學者對話的任務。也謝謝來自香港、台灣及大陸應邀參與不同場次，擔任特約討論人的朋友們。第一次有機會跟原來素昧平生的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覺很好，有點像是老友重逢一樣，我個人很珍惜。他們的心胸、氣度與智慧，讓我重新發現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湊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長補短，都還是有希望的。感謝二位的信任！
陳光興記於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於新竹交大
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訂
我希望已經說清楚了“作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認識印度是為了去重新認識中國自身與世界——但是也知道當前的知識狀況還是處於難以撼動的“超/趕”方式當中，歐美的價值觀深入學術思想界，就連是社會主義國度的大陸知識界都很快在趕過港台地區戰後“脫亞入歐/美”的知識狀況，擁抱歐美知識體系的速度之快，遠遠超過經濟發展，令人驚嚇，所以對於這次試圖開啟的印中對話，我並不抱持很大的希望。
這次活動邀請到的學者，除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因為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很多著作都已經譯成中文，其他幾位，無論是否生活在印度，他們的知識構成者限植於印度社會與歷史，在國際學術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學者，年齡上也橫跨了三代，從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老將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與國際思想界備受尊重、剛剛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後結構主義翻譯理論成名的、壯年一代的文化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讀本的翻譯工程不小，為的是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在與他們會商之前或是之後，能夠對他們身後的印度社會、歷史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機會。根據我的理解，這幾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想法，我們期待他們的來訪，可以讓中國的知識界能開始對印度也有相對應的深度認識，成為我們自我轉化的契機。
最後，得感謝受邀來訪的幾位我個人長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義理論家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社會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論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歷史學家迪佩·查卡拉巴提，與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氣的歷史學家杜贊奇；以及還沒緣分會面的著名的藝術理論家薩拉·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灣見過一次聞名全球的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謝他們在百忙中來訪，並授予他們著作的翻譯出著作權。
同時，得特別感謝好友王曉明與王安憶的拔刀相助，以及許江院長與陸興華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擔起各場與印度學者對話的任務。也謝謝來自香港、台灣及大陸應邀參與不同場次，擔任特約討論人的朋友們。第一次有機會跟原來素昧平生的張頌仁與高士明兩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覺很好，有點像是老友重逢一樣，我個人很珍惜。他們的心胸、氣度與智慧，讓我重新發現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湊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長補短，都還是有希望的。感謝二位的信任！
陳光興記於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於新竹交大
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