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民國民報擷珍:書邊閒語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 頁數：269頁
- 開本：16
- 作者：孫玉蓉
- 出版日期：2011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1029932, 9787201029931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孫玉蓉編著的這本《書邊閒語》從民國時期的北京《晨報》、上海《申報》、《民國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的副刊中，精選了現代著名作家的序跋和書評作品83篇。閱讀此書，聽文人漫談古今，看文人縱論世道，撿拾精言妙語，感受心靈撞擊。
圖書目錄
前言
序跋篇
《吶喊》自序
《致死者》序
《第二個狒狒》引
《朝霧》序
《西山之雲》序
《邊城》題記
給E.G.
《兒童故事》序
《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
為程小青先生寫的《霍桑探案》序
《落葉》序
《寄小讀者》四版自序
《記丁玲女士》跋
《詩與真》自序
《現代散文選》序
《苦茶隨筆》序
《推背集》前記
《劫灰集》自序
《舊夢》詩序
《舊夢》詩序
《平民詩選》序
《詩刊》弁言
《一切的峰頂》序
《長生訣》序
《以身作則》後記
序洪深《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
序《健飛的求婚》
《吳虞文錄》序
《世界語名著選》序
《西行日記》序
《末吾集》序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
寫在《在曉莊》之前
《孩子的書》自序
論救救孩子——題長之《文學論文集》後
《現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
《革命史譚》序
書評篇
《吶喊》
讀《海的渴慕者》
評《玄武湖之秋》
讀郭沫若的《橄欖》
評《朝霧》
《花之寺》
評張恨水《啼笑因緣》
施蟄存短篇小說集《梅雨之夕》
讀《心病》
論老舍《離婚》
讀茅盾的《子夜》
《蟲蝕》里的三部曲
評《出奔》
《南行記》
讀《還魂草》
《憩園》
讀了《心獄》以後
讀《少年哥德》後
《母與子》
《屠場》的批評
《西線無戰事》
從《雙城記》說起
雜論《十日談》
關於《野性的呼聲》及其他
《約翰·克利斯朵夫》
《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
《歐遊雜記》
《畫廊集》
評《畫夢錄》
《志摩的詩》
新詩評——郭君沫若的詩
劉大白的《秋之淚》
林庚的詩集《夜》
再論《馬凡陀的山歌》——文藝書簡之十二
《郵吻》
評三宅俊成《中國風俗史略》
《在曉莊》
論兒童創作——讀《我的希望》
讀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辟謬
《文藝心理學》
悼《文學季刊》
評《文學》
我如何作書評
談書評
劉西渭先生的苦惱
我對於書評的感想
序跋篇
《吶喊》自序
《致死者》序
《第二個狒狒》引
《朝霧》序
《西山之雲》序
《邊城》題記
給E.G.
《兒童故事》序
《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
為程小青先生寫的《霍桑探案》序
《落葉》序
《寄小讀者》四版自序
《記丁玲女士》跋
《詩與真》自序
《現代散文選》序
《苦茶隨筆》序
《推背集》前記
《劫灰集》自序
《舊夢》詩序
《舊夢》詩序
《平民詩選》序
《詩刊》弁言
《一切的峰頂》序
《長生訣》序
《以身作則》後記
序洪深《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
序《健飛的求婚》
《吳虞文錄》序
《世界語名著選》序
《西行日記》序
《末吾集》序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
寫在《在曉莊》之前
《孩子的書》自序
論救救孩子——題長之《文學論文集》後
《現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
《革命史譚》序
書評篇
《吶喊》
讀《海的渴慕者》
評《玄武湖之秋》
讀郭沫若的《橄欖》
評《朝霧》
《花之寺》
評張恨水《啼笑因緣》
施蟄存短篇小說集《梅雨之夕》
讀《心病》
論老舍《離婚》
讀茅盾的《子夜》
《蟲蝕》里的三部曲
評《出奔》
《南行記》
讀《還魂草》
《憩園》
讀了《心獄》以後
讀《少年哥德》後
《母與子》
《屠場》的批評
《西線無戰事》
從《雙城記》說起
雜論《十日談》
關於《野性的呼聲》及其他
《約翰·克利斯朵夫》
《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
《歐遊雜記》
《畫廊集》
評《畫夢錄》
《志摩的詩》
新詩評——郭君沫若的詩
劉大白的《秋之淚》
林庚的詩集《夜》
再論《馬凡陀的山歌》——文藝書簡之十二
《郵吻》
評三宅俊成《中國風俗史略》
《在曉莊》
論兒童創作——讀《我的希望》
讀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辟謬
《文藝心理學》
悼《文學季刊》
評《文學》
我如何作書評
談書評
劉西渭先生的苦惱
我對於書評的感想
文摘
論救救孩子——題長之《文學論文集》後
周作人
李長之君在北大理預科時我就認識他。他學過生物，又轉習哲學，愛好文學，常寫些批評文。這回要選集了出一本書，叫我寫序，這個我當然願意作，雖然我的文學小鋪早已關門，對於文學不知道怎么說好，但是我相信以李君的學力與性格去做文學批評的工作總是很適當能勝任的。所以關於本題權且按下不表，我在這裡只能來說幾句題外的閒話罷了。
我讀李君的文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對於兒童的關切。在現今的中國，我恐怕教育上或文藝上對於這個問題不大注意久矣夫已非一日了罷。說也奇怪，家裡都有小孩，學校內和街上也都是，然而試問兒童是什麼？誰知道！或者這是一種什麼小東西子罷，或者這是小的成人，反正沒有多大關係。民國初年曾經有人介紹過蒙德淑利的《兒童之家》，一時也頗熱鬧，我在東南的鄉下見到英文書也有十種之譜，後來我都寄贈給北京女高師，現在大約堆在什麼地方角落裡，中國蒙德淑利的提倡久已消滅，上海大書店所制的蒙氏教具也早無存貨罷。幼稚園，這實在可稱為“兒童之園”，因為正式列人教育統系的緣故，總算至今存在，似乎也有點只幼稚而不園，福勒貝爾大師的兒童栽培法本來與郭橐駝的種樹法相通，不幸流傳下來均不免貌似神離，幼稚園總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揮，花兒匠則以養唐花扎鹿鶴為事了。聽說現代兒童學的研究起於美洲合眾國，斯丹萊霍耳博士以後人才輩出，其道大昌，不知道何以不曾傳人中國？論理中國留學美國的人很多，學教育的人更不少，教育的對象差不多全是兒童，而中國講兒童學或兒童心理的書何以竟稀若鳳毛麟角，關於兒童福利的言論亦極少見，此固一半由於我的孤陋寡聞，但假如文章真多，則我亦終能碰見一篇半篇耳。據人家傳聞，西洋在十六世紀發見了人，十八世紀發見了婦女，十九世紀發見了兒童，於是人類的自覺逐漸有了眉目，我聽了真不勝歆羨之至。中國現在已到了那個階段我不能確說，但至少兒童總尚未發見，而且也還未曾從西洋學了過來。
自從文章上有救救孩子的一句話，這便成為口號，一時也流行過。但是怎樣救法呢，這還未見明文。我的“杞天之慮”是，要了解兒童問題，同時對於人與婦女也非有了解不可，這須得先有學問的根據，隨後思想才能正確。狂情是不可靠的，剛脫了舊的專斷便會走進新的專斷。我又說，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說救救孩子。現在的情形，看見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亟著要把“它”救了出來，照自己的意思來炸了吃。可憐人這東西本來總難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從小就“棧”起來，一點不讓享受生物的權利，只關在黑暗中等候餵肥了好吃或賣錢。舊禮教下的賣子女充飢或過癮，硬訓練了去升官發財或傳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禮教下的造成種種花樣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們也太情急了，為什麼不能慢慢的來，先讓這班小朋友們去充分的生長，滿足他們自然的欲望，供給他們世間的知識，至少到了中學完畢，那時再來誘引或哄騙，拉進各派去也總不遲。現在卻那么迫不及待，道學家恨不得奪去小孩手裡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軍國主義者又想他們都玩小機關槍或大刀，在幼稚園也加上戰事的訓練，其他各派準此。這種辦法我很不以為然，雖然在社會上頗有勢力。蒙德淑利與福勒貝爾的祖國都變成了法西斯的本場，教育與文藝都隸屬於政治之下，壯丁已只是戰爭之資料，更何論婦女與兒童乎，此時而有救救孩子的呼聲，如不是類似拍花子的甘言，其為大膽深心的書呆子的嘆息蓋無疑矣。
天下之書呆子少而拍花子多蓋不得已之事也。老實說，我對於救救孩子的呼聲一點兒都不相信，李君對於欺騙小孩子的甚為憤慨，常有言論，這我最有同感。教育家不把兒童看在眼裡，但是書店卻把他們看在眼裡的，這就是當作主雇看，於教科書之外再擺出些讀物來，雖然他們如親自到櫃檯邊去卻也仍舊要遇著夥計們的白眼的。中國學者中沒有注意兒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樣不會注意，結果是兒童文學也是一大堆的虛空，沒有什麼好書，更沒有什麼好畫。在日本這情形便很不相同，學者文人都來給兒童寫作或編述，如高木敏雄，森林太郎，島崎藤村，鈴木三重吉等皆是，畫家來給兒童畫插畫，竹久夢二可以說是少年少女的畫家，最近如田河水泡畫作的《凸凹黑兵衛》的確能使多多少少的小兒歡喜笑跳，就是我們讀了也覺得有興趣。可惜中國沒有這種畫家，一個也沒有。——可是這有什麼法子。第一，實在天不生這些人才。第二，國民是整個的，政客軍人教育家文士畫師，好總都好，壞也都壞，單獨期望誰都不成，攻擊誰也都不大平安。李君卻要說話，這是我所最佩服的。我也記不清是那幾篇文章了，也不知是批評出板還是思想那一方面的權威了，總之我記得的是李君對於兒童的關切，其次是說話的勇氣，不佞昔日雖曾喜談虎，亦自愧弗如矣。
李君的書是批評論文集，我這樣的亂說一番，未免有點文不對題。但是我早同李君說過，我寫序跋是以不切題為宗旨的。還有一層，我說李君對於兒童的關切等等，即使集中很少這些論文也並不妨，反正這是李君的一種性格，我不敢論文，只少少論人而已。至於論人假如仍舊論得不切題，那么這也就包括在上文所說之內，請大家原諒可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識於北平。
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年12月8日
P87-90
周作人
李長之君在北大理預科時我就認識他。他學過生物，又轉習哲學，愛好文學，常寫些批評文。這回要選集了出一本書，叫我寫序，這個我當然願意作，雖然我的文學小鋪早已關門，對於文學不知道怎么說好，但是我相信以李君的學力與性格去做文學批評的工作總是很適當能勝任的。所以關於本題權且按下不表，我在這裡只能來說幾句題外的閒話罷了。
我讀李君的文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對於兒童的關切。在現今的中國，我恐怕教育上或文藝上對於這個問題不大注意久矣夫已非一日了罷。說也奇怪，家裡都有小孩，學校內和街上也都是，然而試問兒童是什麼？誰知道！或者這是一種什麼小東西子罷，或者這是小的成人，反正沒有多大關係。民國初年曾經有人介紹過蒙德淑利的《兒童之家》，一時也頗熱鬧，我在東南的鄉下見到英文書也有十種之譜，後來我都寄贈給北京女高師，現在大約堆在什麼地方角落裡，中國蒙德淑利的提倡久已消滅，上海大書店所制的蒙氏教具也早無存貨罷。幼稚園，這實在可稱為“兒童之園”，因為正式列人教育統系的緣故，總算至今存在，似乎也有點只幼稚而不園，福勒貝爾大師的兒童栽培法本來與郭橐駝的種樹法相通，不幸流傳下來均不免貌似神離，幼稚園總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揮，花兒匠則以養唐花扎鹿鶴為事了。聽說現代兒童學的研究起於美洲合眾國，斯丹萊霍耳博士以後人才輩出，其道大昌，不知道何以不曾傳人中國？論理中國留學美國的人很多，學教育的人更不少，教育的對象差不多全是兒童，而中國講兒童學或兒童心理的書何以竟稀若鳳毛麟角，關於兒童福利的言論亦極少見，此固一半由於我的孤陋寡聞，但假如文章真多，則我亦終能碰見一篇半篇耳。據人家傳聞，西洋在十六世紀發見了人，十八世紀發見了婦女，十九世紀發見了兒童，於是人類的自覺逐漸有了眉目，我聽了真不勝歆羨之至。中國現在已到了那個階段我不能確說，但至少兒童總尚未發見，而且也還未曾從西洋學了過來。
自從文章上有救救孩子的一句話，這便成為口號，一時也流行過。但是怎樣救法呢，這還未見明文。我的“杞天之慮”是，要了解兒童問題，同時對於人與婦女也非有了解不可，這須得先有學問的根據，隨後思想才能正確。狂情是不可靠的，剛脫了舊的專斷便會走進新的專斷。我又說，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說救救孩子。現在的情形，看見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亟著要把“它”救了出來，照自己的意思來炸了吃。可憐人這東西本來總難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從小就“棧”起來，一點不讓享受生物的權利，只關在黑暗中等候餵肥了好吃或賣錢。舊禮教下的賣子女充飢或過癮，硬訓練了去升官發財或傳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禮教下的造成種種花樣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們也太情急了，為什麼不能慢慢的來，先讓這班小朋友們去充分的生長，滿足他們自然的欲望，供給他們世間的知識，至少到了中學完畢，那時再來誘引或哄騙，拉進各派去也總不遲。現在卻那么迫不及待，道學家恨不得奪去小孩手裡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軍國主義者又想他們都玩小機關槍或大刀，在幼稚園也加上戰事的訓練，其他各派準此。這種辦法我很不以為然，雖然在社會上頗有勢力。蒙德淑利與福勒貝爾的祖國都變成了法西斯的本場，教育與文藝都隸屬於政治之下，壯丁已只是戰爭之資料，更何論婦女與兒童乎，此時而有救救孩子的呼聲，如不是類似拍花子的甘言，其為大膽深心的書呆子的嘆息蓋無疑矣。
天下之書呆子少而拍花子多蓋不得已之事也。老實說，我對於救救孩子的呼聲一點兒都不相信，李君對於欺騙小孩子的甚為憤慨，常有言論，這我最有同感。教育家不把兒童看在眼裡，但是書店卻把他們看在眼裡的，這就是當作主雇看，於教科書之外再擺出些讀物來，雖然他們如親自到櫃檯邊去卻也仍舊要遇著夥計們的白眼的。中國學者中沒有注意兒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樣不會注意，結果是兒童文學也是一大堆的虛空，沒有什麼好書，更沒有什麼好畫。在日本這情形便很不相同，學者文人都來給兒童寫作或編述，如高木敏雄，森林太郎，島崎藤村，鈴木三重吉等皆是，畫家來給兒童畫插畫，竹久夢二可以說是少年少女的畫家，最近如田河水泡畫作的《凸凹黑兵衛》的確能使多多少少的小兒歡喜笑跳，就是我們讀了也覺得有興趣。可惜中國沒有這種畫家，一個也沒有。——可是這有什麼法子。第一，實在天不生這些人才。第二，國民是整個的，政客軍人教育家文士畫師，好總都好，壞也都壞，單獨期望誰都不成，攻擊誰也都不大平安。李君卻要說話，這是我所最佩服的。我也記不清是那幾篇文章了，也不知是批評出板還是思想那一方面的權威了，總之我記得的是李君對於兒童的關切，其次是說話的勇氣，不佞昔日雖曾喜談虎，亦自愧弗如矣。
李君的書是批評論文集，我這樣的亂說一番，未免有點文不對題。但是我早同李君說過，我寫序跋是以不切題為宗旨的。還有一層，我說李君對於兒童的關切等等，即使集中很少這些論文也並不妨，反正這是李君的一種性格，我不敢論文，只少少論人而已。至於論人假如仍舊論得不切題，那么這也就包括在上文所說之內，請大家原諒可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識於北平。
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年12月8日
P87-90
序言
我們從民國時期的北京《晨報》、上海《申報》、《民國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的副刊中，精選出現代著名作家的序跋和書評作品，編成這本學術性較強同時又極具可讀性的書：《書邊閒語》。這本書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它的角度是全新的。一方面，從這些作品中，可以很自然地反映出當時的報紙副刊的特色和它的學術水平，可以說當時的報紙副刊對於活躍京津滬三地的文壇，促進文學創作的發展，提高廣大讀者的閱讀欣賞水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到報紙副刊所反映出的現代文壇的一個側面，即：不同時期不同地點活躍著的不同作家和產生著的不同作品以及他們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作品的年代分布不均。全書共收作品83篇，按作品的性質，分為“序跋篇”和“書評篇”兩部分：其中序跋作品37篇，時間起於1921年6月，止於1946年9月；另有書評作品46篇，時間起於1922年11月，止於1949年1月。在這前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競有近十年的空白期，這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我們也不必諱言的。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三個印象，就是書中除了有關文學的作品外，也注意選收了數篇有關史學的序跋和書評，而且是極有特色的。徐志摩在《序》中，說顧頡剛先生“就在每天手拿著飯著，每晚頭放在枕上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禹》與他的《孟姜女》！這才是做學問”。顧頡剛做學問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嚴肅認真的態度，在他給陳萬里寫的《序》中就清晰地表現出來了。1925年2月至7月，陳萬里受北京大學的委派，曾陪外國人去敦煌考察，這使他有機會“做長途的搜奇探險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西行日記》則詳細記載了他敦煌之行的所見所聞和所感。顧頡剛以他歷史學家的眼光，敏銳地看到了陳萬里《西行日記》一書的難能可貴之處，他熱情稱讚陳萬里的《西行日記》為將來的遊記開出了一個新方向，集考古學、民俗學、地理學、語言學等等材料於一書，記出了從來在書本上見不到的東西！顧頡剛的序文，也為後來從事考古工作者指出了一條綜合考察之路。
另一篇關於史學的書評是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撰寫的《讀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辟謬》一文，作者對錯誤百出、“連一部史書最低的幾個條件都沒有做到”的三卷本《中國建築史》，擇其要點，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駁，條分縷析，清本正源。他認為對這樣的一部書，如果不去批評它，那就“太損中國人治學的臉面”了。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尊重科學，一身正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
還有書中選收的梁漱溟的《初版自序》一文，也有著它特殊的意義。《初版自序》作於1926年5月31日，發表在1927年1月19日《晨報副刊》，然而，《人心與人生》一書卻是在50年後才寫成的。1927年1月8日，作者在《初版自序》的“附識”中說：他當時已應北京學術講演會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會的邀請，擬在寒假期間為他們做連續講演，講題定為《人心與人生》，剛好是作者準備著手寫定的舊稿，他很想籍這次講演的契機，促成《人心與人生》這部書稿。他先發表序文，是為了讓擬聽講演的人們知道講題的來由。講演如期進行了，而書稿卻一直未正式著筆撰寫，只保存下了講詞記錄。60年代初，作者雖然開始著筆寫作，卻因各種原因，時寫時輟，直至1975年夏天始告完稿。1984年9月，學林出版社出版了《人心與人生》一書，作者只在《書成自記》中，略述了成書的經過，而早年的《自序》卻未能收入書中。了解了《人心與人生》的成書過程，或是閱讀了《人心與人生》全書之後，再去讀他早年的《自序》，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感慨的。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四個印象，是它具有極好的史料價值。書中所選作品都是初次發表的，當它們被主人結集出版的時候，多少總會有改動的地方。如：周作人寫的《論救救孩子——題長之跋》。又如：唐鎪的《前記》一文，收入《唐鎪雜文集》時，文章增補了大段的文字。相比之下，魯迅的作品是改動最少的，因此，給我的印象也最深刻。如：在魯迅的《(吶喊>自序》中，有一處描寫老朋友錢玄同與他交談的話，初發表時是這樣寫的：“有一夜，他翻看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這句話到了《魯迅全集》中，就變成了：“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我反覆誦讀，總覺得初發表時所用的“翻看”似乎比《全集》中的“翻著”一詞更精彩，更傳神。從版本學的角度看，可以說這本書不僅為文學研究工作者和文科教學工作者提供了現代作家作品初刊的史料，而且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比較閱讀不同版本序跋作品的樂趣。
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看，本書所選的作家作品是有局限性的，而這也恰好反映了我們所選的民國報紙副刊的局限性。這些作品的組合，或許並不能使讀者感到滿意，那么，就請您把寶貴的意見告訴我們，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還有彌補缺憾的機會。
本書的資料蒐集工作是我們編選組共同完成的，我們曾經為查找到的每一篇精彩作品而感到喜悅。作為本書的編者，我所做的只是精選作品和集成的工作。這套叢書的結集出版就是我們愉快合作的最好紀念。
孫玉蓉
1997年7月1日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作品的年代分布不均。全書共收作品83篇，按作品的性質，分為“序跋篇”和“書評篇”兩部分：其中序跋作品37篇，時間起於1921年6月，止於1946年9月；另有書評作品46篇，時間起於1922年11月，止於1949年1月。在這前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競有近十年的空白期，這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我們也不必諱言的。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三個印象，就是書中除了有關文學的作品外，也注意選收了數篇有關史學的序跋和書評，而且是極有特色的。徐志摩在《序》中，說顧頡剛先生“就在每天手拿著飯著，每晚頭放在枕上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禹》與他的《孟姜女》！這才是做學問”。顧頡剛做學問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嚴肅認真的態度，在他給陳萬里寫的《序》中就清晰地表現出來了。1925年2月至7月，陳萬里受北京大學的委派，曾陪外國人去敦煌考察，這使他有機會“做長途的搜奇探險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西行日記》則詳細記載了他敦煌之行的所見所聞和所感。顧頡剛以他歷史學家的眼光，敏銳地看到了陳萬里《西行日記》一書的難能可貴之處，他熱情稱讚陳萬里的《西行日記》為將來的遊記開出了一個新方向，集考古學、民俗學、地理學、語言學等等材料於一書，記出了從來在書本上見不到的東西！顧頡剛的序文，也為後來從事考古工作者指出了一條綜合考察之路。
另一篇關於史學的書評是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撰寫的《讀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辟謬》一文，作者對錯誤百出、“連一部史書最低的幾個條件都沒有做到”的三卷本《中國建築史》，擇其要點，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駁，條分縷析，清本正源。他認為對這樣的一部書，如果不去批評它，那就“太損中國人治學的臉面”了。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尊重科學，一身正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
還有書中選收的梁漱溟的《初版自序》一文，也有著它特殊的意義。《初版自序》作於1926年5月31日，發表在1927年1月19日《晨報副刊》，然而，《人心與人生》一書卻是在50年後才寫成的。1927年1月8日，作者在《初版自序》的“附識”中說：他當時已應北京學術講演會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會的邀請，擬在寒假期間為他們做連續講演，講題定為《人心與人生》，剛好是作者準備著手寫定的舊稿，他很想籍這次講演的契機，促成《人心與人生》這部書稿。他先發表序文，是為了讓擬聽講演的人們知道講題的來由。講演如期進行了，而書稿卻一直未正式著筆撰寫，只保存下了講詞記錄。60年代初，作者雖然開始著筆寫作，卻因各種原因，時寫時輟，直至1975年夏天始告完稿。1984年9月，學林出版社出版了《人心與人生》一書，作者只在《書成自記》中，略述了成書的經過，而早年的《自序》卻未能收入書中。了解了《人心與人生》的成書過程，或是閱讀了《人心與人生》全書之後，再去讀他早年的《自序》，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感慨的。 這本書給我們的第四個印象，是它具有極好的史料價值。書中所選作品都是初次發表的，當它們被主人結集出版的時候，多少總會有改動的地方。如：周作人寫的《論救救孩子——題長之跋》。又如：唐鎪的《前記》一文，收入《唐鎪雜文集》時，文章增補了大段的文字。相比之下，魯迅的作品是改動最少的，因此，給我的印象也最深刻。如：在魯迅的《(吶喊>自序》中，有一處描寫老朋友錢玄同與他交談的話，初發表時是這樣寫的：“有一夜，他翻看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這句話到了《魯迅全集》中，就變成了：“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我反覆誦讀，總覺得初發表時所用的“翻看”似乎比《全集》中的“翻著”一詞更精彩，更傳神。從版本學的角度看，可以說這本書不僅為文學研究工作者和文科教學工作者提供了現代作家作品初刊的史料，而且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比較閱讀不同版本序跋作品的樂趣。
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看，本書所選的作家作品是有局限性的，而這也恰好反映了我們所選的民國報紙副刊的局限性。這些作品的組合，或許並不能使讀者感到滿意，那么，就請您把寶貴的意見告訴我們，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還有彌補缺憾的機會。
本書的資料蒐集工作是我們編選組共同完成的，我們曾經為查找到的每一篇精彩作品而感到喜悅。作為本書的編者，我所做的只是精選作品和集成的工作。這套叢書的結集出版就是我們愉快合作的最好紀念。
孫玉蓉
1997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