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報》——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1946年2月創刊於重慶；第二年，1947年2月被迫停刊，存在僅一年。
《民主報》誕生在抗戰勝利、民主革命運動高潮聲中，而夭折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摧殘之下。《民主報》的一年，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一段值得回憶的歷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民主
- 語言：中文
- 類別：政治刊物
- 主管單位：中國民主同盟
- 主辦單位：中國民主同盟
- 編輯單位：中國民主同盟
- 創刊時間：1946年2月
【民主報】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1946年2月1日在重慶創刊，日報。發行人是張瀾，社長是羅隆基，總編是馬哲民。社論委員有郭沫若、馬寅初、張申府、陶行知等。辟有社論、要聞、專論、時事分析、經濟評論等欄目。報紙積極宣傳民主，反對內戰，要求進步，反對倒退。1947年2月被迫停刊。
1945年秋，抗戰結束，人民熱切希望國家從此步入一個新的階段，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重慶是當時國民黨陪都時期的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了蔣管區的民主運動的中心。周總理、南方局駐在重慶；黨的白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重慶發行；一些民主黨派總部都在重慶活動。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在重慶的政治、文化、新聞等各個方面尖銳地存在和發展。
為了增強民主的輿論，配合《新華日報》戰鬥，特別是為了適應在1946年1月開幕的舊政協的形勢，民主同盟總部經過多次研究，決定創辦《民主報》。當時，財力、物力都很艱難，也估計到反動派必然會施加重重阻力、壓力，但大家根據革命需要，突破層層障礙，在黨的直接關懷和扶助下，經過短期籌備，就在1946年2月1日正式發刊，在民生路17號租了幾間房子作為社址（這個房子，今天猶在，面貌依舊）。印刷是托外面代印，編輯部同志晚上就借印刷廠里一角工作。報社出面負責的，是民盟總部一些老同志，具體擔負編輯、經理工作的多是些年青人。工作條件差，擔子重，遠說不上工資待遇，但一股革命激情鼓舞著積極工作。報紙初出，每天只四開一張。由於旗幟鮮明，言論公正，民眾反映熱烈，很快就打開銷路，取得了生存的社會基礎。
《民主報》發刊前20天，舉國矚目的舊政協在重慶開幕。1946年1月10日，《新華日報》在報導會議的要聞版上，刊發了一則框邊訊息，標題是：《民主號角》，“民主報日內發刊”，“社長決定為羅隆基，社論委員會由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郭沫若、馬寅初、陶行知、鄧初民等擔任。”——《新華日報》的報導，是在為《民主報》的出場鳴鑼開道。
《民主報》在問世第一天的發刊詞中，公開表明：它是“民主同盟的言論機關……但不限於只發表民盟這一政團的意見……是一切民主信徒的工具”。
《民主報》在其短短存在的一年中，沒有一天背離過這一宗旨：宣傳民主，反對專制；主張和平，反對內戰；要求進步，反對倒退。態度十分明朗。它贏得了廣大讀者的熱烈回響，也就必然引起反動派的咬牙切齒。
在《民主報》發刊第一天的頭版上，我們就以顯著地位刊登了《民盟代表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的訊息，第三版上登了茅盾的《祝民主》的六點希望：（1）不做凋和派，（2）明辨真假民主，（3）開放讀者信箱，（4）文字語體淺近，（5）少登大人先生官樣文章，（6）副刊不怕曲高和寡。—這些寶貴意見，我們都奉為報紙的編輯原則。
當時，在蔣管區，政治上暗無天日，經濟上民不聊生。官僚資本橫行，以民為食，《民主報》正面提出了打倒官僚資本的口號，發表《打倒官僚資本》的社論(1946年2月6日）。這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的重慶，成了轟動一時的話題。接著，較場口事件發生。《民主報》立場明確，指出這是反動派討民主的進攻，對舊政協決議的血洗。截止發稿日（2008-02-26）重慶“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即前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第一部分二室，還展出有1946年2月10日的《民主報》號外一張，大標題是：《今晨較場口慶祝會上暴徒搗亂演成血案））；眉題是：“政協成功，人民無慶祝自由”；副杯題是：“強占會場、毆打主席團，郭沫若、李公朴、馬寅初、羅隆基、施復亮、章乃器及民眾多人受重傷”。第二天的《民主報》頭版頭條新聞標題是：“野魯橫行，蹂躪人權、昨晨慶祝政協會上暴徒慘演血案”，並發表了《民主的恥辱》的社論。隨後，又大量報導了各方對郭沫若等的慰問、聲援，駁斥了中央社及其他反動報刊的造謠誣衊，並連續寫了《要求真實，不許歪曲》等評淪。
在較場口事件發生的那些烏雲滾滾的日子，《新華日報》和《民主報》成了蔣管區真正的人民的喉舌，正義的標識。人民搶著買這兩張報紙，反動派則不擇手段企圖撲滅真理的聲音。
於是，我們接受了第一次血的考臉。1946年2月22日，也就是我們報紙剛發刊的第22天，國民覺反動派指使特務暴徒搗毀了《新華日報》和《民主報》，他們以為這祥一來至少暫時扼殺我們的聲音。但是革命是不會在任何橫暴面前退縮。就在被打的當天，《民主報》仍千方百計照常出版，並大字刊登了民主同盟張瀾主席要求“嚴懲較場口血案及搗毀本報與《新華日報》的主使人，並解散特務組織”的公開信，中共代表團吳玉章、《新華日報》經理熊瑾玎來《民主報》慰問，我們也在報上發表了中共代表團的慰問信（1946年2月26日）。
黨的支持、人民的支援，鼓舞了我們的鬥志，在今天還可查到的一些殘存的《民主報》上，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對反動統治針鋒相對的揭露：
“西安已成鬼蜮世界！陝西當局準備大規模屠殺民盟人員，退役軍人、教師、學生、新聞記者等均被列入暗殺黑名單”(1946年5月28日）。
“南京發生血案！較場口事件復演，馬敘倫等赴京呼籲和平竟被特務暴徒毆打……重慶新聞記者胡作霖、胡甫珊、周亞君、姚江屏、楊鐘帕、唐弘仁、李康、舒軍等63人致電慰問血案受傷的《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記者浦熙修”(1946年6月25日）。
隨著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高潮掀起，國民黨反動派撕下面紗，一面向解放區大肆進攻，挑起全面內戰；一面對蔣管區民主運動進行殘酷鎮壓。1946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同志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訊息傳來，全國震驚。當時的重慶，也是黑浪滔滔，殺機四伏。一些特務報紙，如《新華時報》、《民主日報》，每天對我們進行誣衊、威脅，說要“斬斷這根共產黨的尾巴，砸爛這個共產黨的工具”。而《民主報》一如既往，巍然不動。公朴同志遇難的第二天，7月13日，我們發表了《抗議！抗議！抗議》的社論。12日深夜，葉丁易同志把草稿寫好，拿來和我商量，我同意一字不改，全文發表。我打電話給《新華日報》經理於剛同志，他支持我們的決定。7月巧日，聞一多同志倒在國民黨特務的槍聲中，我們和《新華日報》大量報導了血案的真相和人民的憤怒、控訴、申斥、哀思，並連續發表了社論：《殺的教育》(7月17日）、《血債！)(7月18日），《最嚴重的關頭》(7月19日）和屈楚同志的專稿：《國瘍)(7月28日）。在那些風雨如磐的黑夜，同志們聚集在編輯部那間小屋子裡，滿腔悲憤，走筆疾書，大家考慮的，不是一身安危，而是國家命運和人民意願。那種慷慨陳詞、堅貞不屈的精神，至今想來，猶歷歷在目，令人氣壯。
行動，是我們對反動派挑釁的回答。1946年8月1日，《民主報》擴版，由原來的每天四開一張擴大為對開一張。
擴版，在當時已很險惡的處境中，不能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果敢的決定。為了擴版，大家在物力、人力上又需要跑多少路，花多少心血！首先，得有個自己的印刷廠，否則處處受制，要辦廠，一要錢，二要人，三要房子，我們卻一樣也沒有。但有黨關懷我們，讀者鼓勵我們，意志支持我們。經過大家的努力，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我們終於辦起了印刷廠。於剛同志為我們籌劃，地下黨派吳子良同志來廠里具體負責，盟內史良、鄧初民、劉王立明，鮮特生、胡克林、趙一明、敬樹誠、楊復全等同志盡了很多力量，特別是鄧初民、鮮特老、胡克林同志花的氣力更多。為了印刷廠在牛角沱的一處廠址，沈衡老還出面在上清寺一家抗戰初期遷來的北方飯館“老魁順”請過一次客。李公朴同志也參加了那次聚會，為報社同志們打氣。那是他去昆明前不久的事，也是我們見到公朴同志的最後一面，之後就是我們來為他的慘烈犧牲開追悼會了。
在擴版第一天的《民主報》上，我們在一則啟事中說：“本刊創刊半年，備荷讀者愛護，惟以版面狹小，內容不克增強。……茲應各方矚望，經同人於萬端困難中，艱辛籌備兩月，完成印廠設備，於8月1日改出對開大張，仍本人民立場，推進和平民主。”這些話，不是虛謙之詞，而是事實之書。
擴版的第三天，1946年8月3日，《民主報》在頭版登了《威武不屈，富貴不移》的社論，痛斥國民黨對民盟的威脅打擊與利誘分化。接著，又寫了：《聯合政府如何成立》(8月5日）、《內戰決無出路》(s月11日）等社論，義正詞嚴，語錚意切。8月18日，民盟張瀾主席在成都主持李、聞追悼大會，甫出會場，即遭特務突然襲擊，橫加毆辱。同時，大會籌備負責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員張松濤同志亦遭特務圍打，身受重傷。《民主報》在第二天，8月19日發表了《還像不像一個政府？》的社論和《我們要質問政府，究竟還有沒有法紀？還要不要法紀》的文章。
1946年秋天以後，國民黨反動派已不顧一切，決心大打。我們針鋒相對，口誅筆伐。《不要把人民做炮灰》(9月8日）、《戰場火熾，談判無聲》(9月21日）、《政府決心要打》(9月20日）、《拿出人民的力量，制止禍國殃民的內戰》(9月28日）、《法統與地盤》(12月2日）等文章都是那段時間內在《民主報》上發表的頗得讀者好評的社論和專論。這些言論發出在反動派白色恐怖統治中心的重慶，同志們是作了甘冒一切犧牲的準備的，有的同志也確實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我們通過報紙搞民主宣傳，也利用報館搞民主活動。當時，重慶新聞界壁壘分明，一邊是以《新華日報》為首，包括《民主報》和《大公報》、《新民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西南日報》中的一群進步記者；一邊是《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以及《新華時報》、《民主日報》這樣一些特務報紙中的一夥反動分子。鬥爭是十分激烈、毫不含糊的。我們這一邊，中心在《新華日報》；而更多的場合，是借用《民主報》碰頭研究，組織分工。有時，我們舉起《新華日報》這面大旗；有時，則由《民主報》出面；有時，有些報導又先通過當時較中立的《大公報》、《新民報》這些渠道，大家配合作戰。而且，不斷擴大營壘，共同為了一個目標：把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專制的信息，更有力地傳遞給人民，從而為解放戰爭造了輿論。記得當時《民主報》的經理部、編輯部都是重慶進步新聞記者經常的過從之所。《新華日報》的石西民、田伯萍、邵子南、謝韜、王城；《大公報》的高集、曾敏之、張學孔、劉克林；《新民報》的浦熙修、周亞君、姚江屏、楊鐘帕；（（國民公報》的溫田豐、甘露、李光儒、李忠祿、胡甫珊、馮克熙、胡北淇；《西南日報》的韓勁風、胡甫祥；《商務日報》的梁柯平、張孟恢、王坷琳和成都《工商導報》的龔思雪等同志，都是我們的座中客。
我們不僅在新聞界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簽名、聲援、抗議、請願等活動，也在文藝界、戲劇界、出版界開展了不少的工作。由熊佛西、陳白塵同志支持，具體由屈楚、周特生、劉滄浪等同志負責的新中國劇社，郭沫若同志主持，具體由屈楚、劉盛亞、劉川、吉少甫和我負責的群益出版社，由重慶一批進步新聞記者發起組織的文群通訊社，都是當時《民主報》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同盟軍，都為民主革命起到了值得稱道的作用，都是那段時期值得回憶的史跡。
隨著國民黨反動派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瘋狂鎮壓，我們的處境日益困難。反動派把我們和共產黨一樣視為眼中釘，從打報童、撕報紙到盯梢、監聽，無所不用其極。截止發稿日（2008-02-26）重慶“美蔣罪行展覽館”內，就展出有國民黨反動派監視《民主報》活動的材料。
在這個展覽館第一部分二室的一個玻璃櫥內，陳列有3份“中共代表團電話動態”。
其中一件內容是特二組，原報人，江隆，7月26日（按：指1946年）電情字36號①7月26日下午，《民主報》易德俗打給馮克熙：“馮經理嗎？印報的紙沒有了，派人送來。”“好，馬上送來。"② 3160報（按：3160可能為特務編號）《民主報））（按：指《民主報》印刷廠）打給馮克熙：“白報紙沒有了，怎么辦？”“上清寺買一下，沒有，就暫時用毛邊紙，我跟倒想辦法。”
另一件“中共代表團電話動態”是“特二組，原報人，江隆，7月29日，電情字41號①下午4時30分，3160報，張明發（按：應為張明泛，《民主報》印刷廠負責人之一）找馮克熙：“錢，請你快送來，截止發稿日（2008-02-26），一伙食錢都沒有了。”“好，我馬上派人送來。”②下午5時40分，《民族報》楊x找《民主報》葉正畏（按：應為葉丁易，《民主報》總編輯、黨員）“你會到馮克熙沒有？”“下午一點鐘會到的。”“他同你談了些什麼？《大公報》副總編輯葉x到重慶來了，想在貴報負責點編譯工作，你同馮談一下。”
第三件也是“中共代表團電話動態”，依然是3160報，日期，編號看不清了。內容是：馮克熙打給300號（按：指當時重慶國府路300號，原為民盟總部，後為《民主報》編輯部）“名單出來沒有？”“出來了。”“史大姐的名字要排在前面。”“好。”
在同玻璃櫥內，還展出有同類“電話情報”數張，其中有監聽周公館的（按：即曾家岩，周總理辦公處），跟蹤郭沫若同志在百齡餐廳的。
這幾個材料說明：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民主報》和黨“一視同仁”，對《民主報》的監視、監聽，甚至納人了“中共代表團電話動態”的範圍之內。從《民主報》的所言所行，也說明它在黨的領導下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的是嚴肅尖銳的面對面鬥爭。終於隨著《新華日報》的被查封，《民主報》也被搗毀。《民主報》主要工作同志一部分被抓進了“渣滓洞集中營”，一部分間道去香港，一部分轉人地下，在地下黨領導下堅持戰鬥，迎接解放。
《民主報》存在僅一年，短促的生命，艱苦的歷程，民主的號角，正義的呼聲；它在民主革命年代所起的作用，是黨和人民都看到的。
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春節民盟中央茶會上說：“民盟同中國人民、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奮鬥了幾十年，有一個光榮的傳統。”
李維漢同志也說：“民盟有40年的光榮歷史，這4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它的歷史是光榮的。”
在民盟的光榮傳統和歷史中，《民主報》有其一定的位置。
當然，《民主報》的生存和作用，首先是和共產黨的始終如一的關懷、扶持不可分的。《民主報》的歷史，實際上也就是黨對民主革命具體領導的一段歷史。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民主報》是誕生在周恩來總理和參加舊政協的中共代表團同志的倡議和贊助之下。後來，又在政治上、經濟上、人力上給予大力的幫助，《民主報》總編輯葉丁易同志是黨推介來的。我們的言論、編輯方針經常向黨匯報，徵求意見。在緊跟黨的部署這一點上，《民主報》是認真做到了的。總理和代表團離開重慶後，我們和中共四川省委吳玉老、張友漁以及《新華日報》於剛、田伯萍、邵子南等同志繼續密切聯繫；同時，和川東地下黨劉國錳、吳宇同、黃可等同志緊密合作，《民主報》的有些社論就是中共代表團、《新華日報》同志幫我們寫的。後來重慶的前《新華日報》採訪部負責人之一的田伯萍同志在寫《新華日報》史料時，還和我談起這件事。他從《新華日報》的角度說：“《新華日報》不是孤軍作戰，有友軍配合，《民主報》就是主要的一支。而從《民主報》角度看，我們所起的一點一滴作用，都是和黨的領導、關懷分不開。在那些艱險，也是火熱的日子，黨在政治上給我們指引，工作上給我們啟迪，生活上給我們照顧。《新華日報》內的許多集會，從聽報告到扭秧歌，我們都是參加了的。在《民主報》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張友漁、於剛同志不止一次找我去問，要不要黨資助？我說：‘黨也需錢，我們怎么能向黨伸手？縱有困難，自己克服。’後來，吳春選同志告訴我，在《民主報》最後階段，經費實在無法，仍在吳玉章、張友漁同志處拿了幾筆錢，是他和鄧初老一道去拿的。”
民盟的許多同志，從張瀾主席開始，沈衡老、鄧初老、史大姐、李公朴、周新民、梁漱溟、鮮特生、潘大逮等同志都為報紙的開創籌劃和堅持，費了許多心血。羅隆基是報社第一任社長。他去南京後，由鮮特老接任。經理，最初是羅子為，以後是我和周特生，最後是吳春選。總編輯，首任馬哲民，後來是葉丁易；丁易去解放區後，我推介吳漢家同志負責。他在成都搞《工商導報》分不了身，編輯部的擔子就落在唐弘仁、舒軍、李康、張真民、陽明、魏宇平等幾位同志身上。當時，民盟重慶市支部趙一明、湯遜安、李正清、楊復全等同志都直接、間接參加了《民主報》不少活動，做了不少工作。
談《民主報》不能不談一下“中國青年民主社”，因為，青民社的人相當部分參與了《民主報》工作，而且擔負了一些主要責任。青民社，是一個在黨的領導下活動在民主革命時代的進步青年組織。抗戰結束，各民主黨派總部相繼東下，南方局青委負責人劉光、朱語今、張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先後向青民社同志談起，由於這個組織的當地人多，知識分子多，又在文教、工商各方面有一定關係和影響，希望抽出一些人參加民主黨派工作，接替幾個總部東遷後留下的任務，青民社本身組織仍舊保留。這樣，青民社決定派一些同志參加民盟，一些同志參加民建。民盟總部東遷後改選的民盟重慶市支部中，趙一明、吳春選和我都擔任委員並分別兼管組織、秘書、宣傳。在羅隆基、羅子為離渝後，《民主報》需人負責，也是在同周力行、徐淡蘆和地下黨劉國鋕、黃可等同志的研究下，經民盟總部同意，由胡克林出任《民主報》秘書長，實際上代行社長職務，我任經理，周特生任副經理，魏宇平任資料室主任，謝繼明任發行主任，杜皋翰任廣告主任。我後來專搞民盟宣傳，經理改由吳春選擔任，胡克林則負責到《民主報》的最後時間。《民主報》的大部分經費是他通過張表老、鄧初老的一些關係向劉文輝、龍雲、胡子昂先生等處募集而來，青民社裡有民盟、民建的同志，也有黨的同志。川東和重慶地下黨負責人劉兆豐和廖伯康、劉國鋕、黃可、吳宇同等同志都是青民社的領導成員。青民社在黨的領導下參加民主黨派，接辦和創辦《民主報》、新中國劇社、群益出版社、文群通訊社、適存高商校、民建中學，在民主革命中起過一定作用。解放後，鑒於歷史任務已了，仿救國會前例，宣告解散。解散會上，劉兆豐同志曾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出席講話，對青民社的歷史作用作了應有的肯定和評價。
除了上面提到的黨的、民盟的、青民社的一些同志外，還有不少盟內、盟外的同志曾為《民主報》盡過心，出過力。如：朱蘊山、施復亮、陳銘樞、胡子昂、徐崇林、劉昆水。甘祠森、陳新桂、謝公望、吳漢家、張松濤、屈楚、劉盛亞、汪子美、鮮恆、胡作霖、程謙謀、趙友農、王鴻賢、胡夏畦、胡正鶯、丁榮燦……對在那個嚴峻、險惡的時刻同戰鬥、共命運的同志，和給過我們以支持的朋友，《民主報》人都不會忘記。
不能強調個人在《民主報》中的作用，但直接、間接參加和支持過《民主報》工作的每個同志，都確是這個事業的不同程度的構造者，《民主報》的歷史應該聯繫著他們的辛勞，特別是其中一些同志已為革命壯烈捐軀，如劉國？、胡作霖、程謙謀；另一些先後永別我們而去，如：鄧初老、鮮特老、葉丁易、吳子良；還有一些同志在1957年和以後的折騰中委曲而死，如舒軍、李康、劉盛亞。尚存的我們，能不在追憶《民主報》這段往事的時候，滿懷對他們的哀思和感激嗎？
長時期來的“左”的錯誤影響，在我們國家造成了全局性的災難。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極，惡浪洶洶，黑白倒置，統一戰線被說為投降主義，民主黨派都成了牛鬼蛇神。為了交待《民主報》的“反動歷史”，我不止一次地受過刑訊。“四人幫”粉碎了，噩夢過去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更在路線上和“左”的錯誤完全決裂。撥開迷霧—歷史有幸開始一段新的進程，在這樣莊嚴的時刻，正本清源，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又顛倒過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就成了我們的義不容辭的責任。畢竟，人民都是一定時期的歷史的見證者。
幾十年彈指過去。堪告慰的，是當年大家用血來追求的理想，在經過不少曲折之後，終於逐漸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