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證據採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法務部近日聯合發布《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規定明確，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概況

2010年5月20日，周永康在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暨司法體制改革專題匯報會上強調，不斷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不斷提高執法辦案水平，確保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五部委負責人就兩個“證據規定”答問】

刑訊逼供取口供不作證據

規定明確，明顯違反法律和有關規定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予以排除。比如：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脅等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作出鑑定結論的鑑定機構不具有法定的資格和條件等情形，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解讀】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研究院名譽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表示，之前法律規定嚴禁刑訊逼供，禁止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暴力肉體摧殘或者精神折磨以獲取口供。但是這么做獲取的供述，其法律效力如何，法律規定得不明確。這次明確規定上述非法證據在定案中予以排除，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和進步，這在刑事訴訟法中叫做程式的制裁措施。

死刑案確立證據裁判原則

規定第一次明文確立證據裁判原則。規定要求，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必須做到認定案件事實應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一切都要靠證據說話，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必須做到對存疑的證據不能採信，確保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確實、充分；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必須做到用合法的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對於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解讀】樊崇義表示，長期以來要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一種理念，但在實踐中在“事實”的認定上並不統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一個東西，你說是黑的，他說是白的。在辦案中，有的憑經驗辦案，有的以社會反響和民眾反映辦案，還有的以領導意見來決定，這也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這次規定明確提出了證據裁判原則，以證據為根據，由證據來裁判。

證據確實充分予以細化

相關法律規定，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證據確實、充分”在實踐中很難把握。死刑刑罰具有不可逆轉性，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必須最高、最嚴，以確保判處死刑的案件萬無一失。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對“證據確實、充分”予以細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是每一個定案的證據均已經法定程式查證屬實；三是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強調必須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據證據推斷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唯一。

【解讀】樊崇義表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原則性的規定，什麼是“清楚”和“充分”，在理解和執行上有不同的理解。規定統一了判處死刑案件的證據標準，使標準明確，便於在實踐中操作和使用。

證人的推測不能作為證據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沒有關於排除意見證據的規定，此規定確立了意見證據排除規則，即證人的猜測性、評論性、推斷性的證言，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根據一般生活經驗判斷符合事實的除外。

【解讀】樊崇義表示，意見證據規則規範了證人作證的範圍。法律需要的證人證言是，他看到了什麼，在什麼時間和地點等，就是我們所說的“七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方、何因、何果）。證人提供的意見不能說明案件的實施構成要素，比如證人說，“我認為他是個貪污犯，或他看起來像個貪污犯……”這只是他個人的判斷，但不能作為證據來使用。明確意見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範證人如實提供證言。

單人取證等行為應補正

現有司法解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因其規定的內容較為原則，且未規定相應的操作程式，致使排除規則很難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法律規範應有的功能。與現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相比，《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排除非法證據範圍、內容、過程做了細化，尤其強調程式規範。

規定主要是對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操作規程作出了規範。非法言詞證據包括實體違法，如以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程式違法，如偵查人員違反規定單人取證。規定第1條、第2條明確規定，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對於程式違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實踐中一般均應補正、完善。

【解讀】樊崇義表示，刑訊逼供等暴力手段取得的口供屬於非法言詞證據，這是要堅決排除的，違反規定單人取證屬於取證程式上有瑕疵，可通過補正、完善，不一定都排除。

啟動調查需要說明原因

規定明確了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式的初步責任。規定提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雖然控方承擔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合法性的舉證責任，但是，啟動這一程式的初步責任應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承擔，以避免不負責任地隨意啟動對證據合法性的“審理”程式的情況。

【解讀】樊崇義表示，對這一點要分兩方面看，一是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是被告人的一種權利，比如一個人在被打後做了供述，在法庭上當然有權利提出來，他提出來之後應該說明為什麼證據不合法；另外有些人不負責任地亂講話也不對。你既然提出來就要負責，但是被告人不應負舉證責任。

首次規定警察出庭作證

規定明確了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問題。法庭審理中，對於有無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控辯雙方往往各執一詞，查證十分困難。規定第7條明確規定了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問題，這也是重要的新的規定，既避免了動輒要求訊問人員到場，也保證了訊問人員必要時就其執行職務情況出庭作證，有助於便捷、有效地查明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問題。

【解讀】樊崇義表示，訊問人員一般是指擔負偵查權的警察、檢察官等，在我國以前沒有警察出庭作證證明證據是否合法，這次明確規定了，在我國是一項創新。

馬上就訪：規定讓司法實踐更具操作性

2012年3月14日樊崇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刑事案件涉及到人民民眾的生命財產利益，尤其是死刑案件人命關天，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必須慎之又慎，兩個規定對非法證據的排除的範圍、程式等都做了詳細規定，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民眾的切身利益。

對辦案機關來說，辦理刑事案件要更穩、更準、更狠，其中“準”是核心，兩個規定讓司法實踐更具有操作性，許多以前的原則性規定有了實踐標準。兩個規定明確了實體性規則，也明確了程式性規則。其中最大的意義是體現了程式價值。實體公正要靠程式保障，司法公正要靠程式合法來體現。

以案說法：趙作海案

1998年2月，河南商丘村民趙振晌被其侄子報案稱失蹤。一年後，當地發現無名屍，公安機關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刑拘。2002年12月，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後經覆核，該死緩判決被核准。2010年4月，“死人”趙振晌回到趙樓村，趙作海案得以逆轉。2010年5月9日，趙作海被釋放。

樊崇義教授說，趙作海案及更早的湖北佘祥林案等都是冤假錯案。《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和《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並不是因最近的趙作海案才發布，這兩個規定早在兩年前開始調研和徵求意見。但趙作海案對理解上述規定有參考價值。

趙作海案在證據上有重大缺陷，最嚴重的是被害人屍體的辨認。無名屍體怎么被認定成是趙振晌，需要證據支持，沒有堅持做DNA技術鑑定這是一個失誤。如在辦案中，嚴格執行上述兩個規定，才能把好證據關、程式關等，避免冤假錯案的出現。(京華時報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王麗娜 於傑)

同題報導：兩高三部聯合發文 六種證據禁用於死刑案定案

1經勘驗、檢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證，沒有勘驗、檢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筆錄，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

2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

3以暴力、威脅等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

4作出鑑定結論的鑑定機構不具有法定的資格和條件，或者鑑定事項超出鑑定機構業務範圍的

5勘驗、檢查筆錄存在明顯不符合法律及有關規定，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說明

6不能反映原始物證、書證的外形、特徵或者內容的複製品、複製件

證據與法規之進程

1996年，全國人大對刑事訴訟法作了全面修改，其中關於證據制度的規定比較原則。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先後分別作出執行刑事訴訟法的具體規定。

1999年、2004年憲法修正案分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權。

2007年3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和法務部共同制定了《關於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

2010年5月30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法務部發布《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意義解讀：刑事證據採集制度創新 趙作海式悲劇有望終結

五部門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稱，“從總體內容和框架來看，這兩個規定是全新的，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創新和突破。”

而刑事訴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樊崇義教授也在《法制日報》上表示，上述兩個規定對刑事證據收集、審查、定案等各個環節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從程式的救濟和制裁上完善了法律體系，也完善了我國刑訴法的立法框架。也是我國刑事訴訟程式從粗放走向精細的一項重大舉措。

一名資深刑辯律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有類似“命案必破”的傳統，這樣一來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隱瞞重大罪案；二是張冠李戴，草草結案。而趙作海案，法學界和法律界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個糊塗案，從根本上說就是沒有按照規定程式來辦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