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卷內容
圖卷右半是在宮女簇擁下坐在步輦中的
唐太宗,左側三人前為典禮官,中為
祿東贊,後為通譯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圖焦點。
閻立本煞費苦心地加以生動細緻的刻畫,畫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莊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風範與威儀。閻立本為了更好地突現出太宗的至尊風度,巧妙地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襯托表現。一是以宮女們的嬌小、稚嫩,以她們或執扇或抬輦、或側或正、或趨或行的體態來映襯唐太宗的壯碩、深沉與凝定,是為反襯;二是以祿東贊的誠摯謙恭、持重有禮來襯托唐太宗的端肅平和、藹然可親之態,是為正襯。該圖不設背景,結構上自右向左,由緊密而漸趨疏朗、重點突出,節奏鮮明。
作品賞析
筆法風格
從構圖的角度來講,這幅畫很明顯將所有人物分成兩組:以畫卷中軸線為界,左邊三個男士依次排開,井然有序,沒有任何裝飾,在規矩中略顯拘謹;右邊以唐太宗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擁的仕女形象,以及裝飾物“兩把屏風扇”、“一展旌旗”、“步輦”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帶飄飄和晁蓋的迎風招展都有意刻畫一種充滿了柔情、安詳、和善的情調。左右這種對比,尤其是譯官謹小慎微、誠惶誠恐和仕女們神情自若、儀態萬方的表情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張一弛、一柔一剛,讓人的視覺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彈琴時的左手伴奏一樣,穩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區炫音技巧的展示,華麗而不俗脫;一唱一和,和諧有序。
另外,只有典禮官一個人是紅袍在身,未免顯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慶的氣氛。於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蓋頂,和宮女服飾的配色,映襯出一團祥和、喜慶的氣氛。
構圖色彩
從色彩上講,這幅圖的場景是一個喜慶的場面。根據中國的
傳統習俗,喜慶的場面通常由紅色裝點基調。這幅圖作者為了突出這一特點,特地將典禮官——位於畫面正中間的軸心
人物畫成紅色。這樣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來奪人眼目地突出紅色,又不會太突兀得難於接受。因為按照習俗,祿東贊來自
吐蕃,服飾多以網狀彩繪織成,很少有一整塊同樣顏色的衣服。再者,由於紅色代表正氣,代表恢宏的氣勢,理應當由中原大唐朝獨享,而非喧賓奪主地給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適著紅裝,一者皇上為至尊天子,然而能夠與尊貴相配的顏色只有黃色;二者紅色由皇上穿戴,不免顯得皇帝過於輕浮,不夠穩健睿智。如果在考慮僅由於年代久遠,風蝕和破壞,原本皇帝身著的鍍金裝束成了土黃色,那么就不難理解作者在顏色安排上的獨到之處。
繪畫技術
從繪畫藝術角度看,作者的表現技巧已相當純熟。衣紋器物的勾勒墨線圓轉流暢中時帶堅韌,暢而不滑,頓而不滯;主要人物的神情舉止栩栩如生,寫照之間更能曲傳神韻;圖像局部配以暈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皺等處,顯得極具立體感;全卷設色濃重淳淨,大面積紅綠色塊交錯安排,富於韻律感和鮮明的視覺效果。此圖一說為宋摹本,但摹繪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書有關故事,還錄有唐
李道志、
李德裕“重裝背”時題記兩行。
歷史背景
松贊乾布是
吐蕃第三十二世
贊普,他平定叛亂,開創了統一的吐蕃王朝。在唐文化的影響下,松贊乾布對吐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進行了改革,促進了吐蕃社會開始向
封建制過渡,可以說松贊乾布是一位頗有作為的贊普。634年,他派使者向唐求婚,但未能如願以償。638年,他又派使者帶琉璃寶入唐求婚,同時,他又帶領20萬軍隊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
松藩),想以此向唐施加壓力以答應自己的求婚,但被
唐軍擊退。至此,他認識到必須要誠心與唐和好。
公元640年,即唐貞觀十四年,吐蕃王派大相(相當於宰相)
祿東贊向大唐求親,第二年到達長安。由於當時大唐帝國國泰民安,各民族友好相處,因此,當時竟有五個兄弟民族的首領向大唐求親,太宗很是為難。最後,想出一個平等競爭的辦法:請五位大使參加考試,誰考勝了,就把公主嫁給誰家的首領。 當時出了五道難題,吐蕃使臣祿東贊過關斬將,一路領先,最終取得了勝利。太宗非常高興,心想:松贊乾布的使臣這樣機智、聰明,松贊乾布自己更不用說了。於是,決定將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贊乾布。 文成公主出嫁的訊息傳到吐蕃以後,
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準備了馬匹、氂牛、食物和飲水,決定隆重迎接;松贊乾布親率歡迎隊伍由拉薩出發直奔青海迎接。松贊乾布高興地說:“我今天能娶上國大唐公主,實在榮幸。我要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為紀念,讓子孫萬代都要與上國大唐永遠親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築風格,在拉薩修建了城郭和宮室,這就是現在的
布達拉宮。
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大批絲織品和
典籍,還有許多樹木、果蔬的種籽,將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帶進了
青藏高原,促進了藏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吐蕃也派送了大批的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詩書,長安的婦女們也一度風行吐蕃人將臉塗紅的風俗,稱之為“吐蕃妝”。
松贊乾布和文成公主對加強漢藏兩族的聯繫、團結,發展藏族的經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人們的敬仰,西藏拉薩
布達拉宮內至今還保存著他倆的塑像。
藝術價值
由於此圖經歷千餘年的傳承,如今所能見到的
閻立本作品,尚無一幀能毫無爭議地確定它為閻立本所做,這幅傳為閻立本所做的《步輦圖》,對它是唐代閻立本所做還是唐代其他畫家的原創摹本,或為宋人波本有許多爭議,而書畫鑑定界對《步輦圖》的討論認為《步輦圖》的繪製年代不晚於宋代,定其為宋人摹本。但不管是唐代、唐摹還是宋摹,作品的繪畫水平都是很高的。
真偽爭議
偽作說
對比1959年版的《步輦圖》和1978年版的《步輦圖》兩版的《步輦圖》會發現,
唐太宗手中的布袋不見了,宮女的手也變成了一段袖筒。唐太宗的右手被抹掉了。
唐太宗手裡的小白布袋很重要,是因為它是全圖的核心和眼睛,有了它,這幅圖的主題就非常明確,是授官,而非許親。
故宮的人對圖的題記部分視而不見。史書上記載:“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
吐蕃使者
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祿東贊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許降
文成公主於吐蕃,其
贊普遣祿東贊來逆,召見顧問,進對皆合旨,詔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妻之……”
“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這個小白布袋裡,也可能正是“右衛大將軍”的印信。小白布袋(魚符袋)是三品以上官員出入宮廷的身份標識,唐代大書法家
柳公權在《
玄秘塔碑》、《
神策軍碑》、《金剛經碑》碑文中,將皇帝“賜紫(綬)金(綬)魚袋”錄入碑文,以示榮寵。
《故宮博物院歷代繪畫藏品選集》的《作品簡介》中,則把“琅琊長公主外孫女”,說成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外孫女許給贊普
松贊乾布,實際上是把長公主的外孫女許給祿東贊。後來,在勘誤表上,贊普松贊乾布改正為祿東贊,但祿東贊娶唐太宗外孫女一句並未更正。
以女性充當挽輿之人,原已違背人之常情。自有輦車、輿、轎以來,充當輿士的都是男子,由於先天的性別差別、體力差別,因而分工不同,這在磚畫、壁畫、捲軸畫上早有證實。遠的不論,只就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屏風、
漢成帝所乘的肩輿、
陳宣帝的腰輿、《
清明上河圖》中的九乘轎子和七輛獨輪車、兩輛雙輪車、三兩牛車,以及《晉文公復國圖》中累見的輦車,它們的輿士皆是男子,而這些繪製,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後朝代的製作。
況且,《步輦圖》挽輿的9名女子,從服飾的打扮來判斷,與
宮女完全不同,倒像是
舞女。這一點,通過唐朝李賢墓、李重潤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畫的宮女打扮就知道。以舞女充當輿士,如果有也只有荒唐無道的國君才有可能,只有在後宮嬉戲時命舞女挽輿,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讓國人、朝臣親眼目睹,更不會在召見外國使節時亮相。
在《步輦圖》中,可以看見唐太宗召見吐蕃使臣,沒有穿朝服而是穿便裝,並且一隻左腳伸出袍服之外,露出襪子和圓口便鞋。這一露,也露出馬腳來。
在古代的繪畫中,為了完美地表現帝王,一般都畫皇帝穿著考究,一般也都畫朝服。這點從《
歷代帝王圖》可以看出,皇帝端坐輿上的儀態都是正襟趺坐,即覆蓋在衣裳之下的盤膝盤腿,連陳廢帝亦不例外。此外,皇帝的服飾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飾和鞋。
《歷代帝王圖》中7位帝王朝服與敦煌初唐壁畫第220窟、維摩詰經變右下的帝王與群臣
朝服相比,其服飾規格畫法和色彩相當一致,都是戴冕旒、著青衣、朱裳、曲領、白紗中單、大紅蔽膝、大帶,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翹頭勾在裙外的朝鞋。
上述種種,說明偽作者沒有對這些歷史常識進行過研究,或者根本沒有見過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
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宮樂圖》,台灣地區的研究者將其認定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臉是肥肥的,這從《宮樂圖》中可以發現,人物的臉上,圓臉線條畫得結實,人物的手,一筆一筆的,隨便哪張臉和哪只手,線條都很厚重。再看《歷代帝王圖》,人物也是圓圓的,是初唐時的畫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畫中,眼睛都是比較闊的。
而《步輦圖》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體很削瘦。這種風格在唐宋時的畫裡沒看見,要到明清才出現。明清人物畫一般是細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風,不過明清
唐伯虎、
仇英等人畫的仕女儘管軀體瘦削,線條還是挺拔的。《步輦圖》從線條上來講,也畫不過這些明清一流的畫家,線條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畫得模糊不清。
非偽作說
學者語出驚人判定此圖“非唐畫,更非閻立本的作品,而是後人的一件偽作”,其“繪畫藝術水平很差,它的榜題以及後面的章伯益的書法藝術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偽作說“非唐畫”確有多聞闕疑之益,然其餘論斷則可商榷。對這樣一幅千古名畫作是非優劣的判定應較為審慎,陳先生的貶抑之論在相關的《題跋的疑問》及歷史文化背景的闡述上均未穩妥,此不僅僅關涉書畫藝術,更有關於史學。
此畫應是北宋早期的臨摹本,其底本當是閻立本原畫。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閻立本筆”,顯然是唐以後人的口吻;同時,章氏此語已透露此畫是按“唐相閻立本筆”而臨摹的。我們在畫幅拖尾還看到北宋米芾、劉次莊、張舜民等十八人從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1086年)孟夏四月的題跋觀款,其中對章篆作評價的二人。其一曰:“閻相國之本,章伯益之篆,皆當時精妙。元豐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澤張向書於長沙之靜鑒軒。”元豐甲子即元豐七年(1084年)。其二曰:“元豐七年二月三日觀步輦圖,章伯益篆誠佳筆也。長沙劉次莊。”張向、劉次莊所言確非無根之談,尤其是劉氏為北宋書法名家及書法理論家,其專著《法帖釋文》乃專精之作,像他這樣的專家是不會輕許他人的。既然此畫是宋人摹本,那么章篆末行何以稱其為“唐相閻立本筆”,張向題跋又稱其為“閻相國之本”呢?這其實是當時文士對宮院摹本的習慣稱法。摹本是當作“下真跡一等之副本”被珍視的。中唐宰相張弘靖家富有歷代書畫收藏, 可與宮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宮廷的摹本。晚唐時,張弘靖之孫張彥遠曾專門描述對宮中高手摹拓前代書畫的情況:“古時好拓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拓本,謂之官拓。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拓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張彥遠所述唐人珍視宮院摹本的情況,相沿成習,對後代也有深刻影響。北宋宣和畫院和南宋紹興畫院,聚集了不少書畫高手,摹拓歷代名家書畫,真跡與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跡一等之副本”亦常被當作真跡珍視。如唐初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臨摹王羲之《蘭亭序》,傳為馮承素的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韻,後人往往稱馮氏摹本為王羲之《蘭亭序》,這猶如章伯益稱宋摹本《步輩圖》為“唐相閻立本筆”。
關於李道志,陳佩秋先生說:“從題跋看,‘太子洗馬武都公李道志’,表明此題跋由李道撰寫。按李道的官銜,史書應當有傳,但廿五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們所處的朝代分別是魏、北齊和宋。”這顯然是誤讀跋文,至於閻立本圖上跋文的人物更與魏、北齊和宋各朝的人不相及。古代漢語固然可釋“志”為“記”,但從題跋格式看,第一行“太子洗馬武都公李道志”與第二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齊,因此此人姓李名道志,而不是姓李名道。嚴格地說,第三行“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裝背”仍是“李道志、李德裕‘重裝背’時題記”。這種精確的年月日記事,說明他們都是晚唐文宗大和間生活著的人。李道志官位太子洗馬,據《新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品下。掌經籍,出人侍從。”但史書上沒有他的傳並不奇怪。晚唐時期,史失其官,晚唐實錄多有亡佚,乃至方鎮大吏在兩《唐書》中亦不乏語焉不詳者。然其爵位武都公,乃武都郡公之省稱,高達正二品,此人當是李唐宗室。《舊唐書》卷六○《宗室傳》,記唐高祖從父兄子淮南王李道玄,其弟道明即為武都郡公,唐太宗時人。此即可為一佐證。李道志可能就是《步輩圖》的收藏者。大和七年(833),李德裕首次任宰相,進封贊皇伯。七月丁酉,為中書侍郎。李道志請有“大手筆”之稱的宰相李德裕鑑賞並題畫,這是很自然的事。
李德裕為著名書家,不僅家中富有書畫收藏,而且經眼的歷代書畫名跡極多,因此主張對這幅名畫重裝裱措的應是李德裕。在題寫姓名時,他將爵位崇高的李道志寫在首行,亦是很自然的事。書畫研究者陳啟偉在與陳佩秋先生討論李道志其人時,表現出對唐代歷史頗為隔膜。他說“這個李道可能是中唐時人。因為他前面的官銜是‘太子洗馬’,這個官銜從秦漢開始設定,唐代仍有傳承。我估計,這個李道可能是武則天時期的一名為太子掌管書籍的小官。武則天好賜‘武’姓,‘武都公’是否為武則天的賜名?”且不說其誤讀跋文,將李道志說成李道,其年代上的混亂實在不應該。大和年間是晚唐,武則天在初唐,兩者相隔150年之遙。作者又說“李道可能是中唐人”,這就連唐朝初、盛、中、晚的基本常識都沒有弄清楚。武都公明明是封爵,卻被作者誤解為武則天賜名。這對普通讀者造成的混亂是亞須澄清的。關於李德裕,陳佩秋先生說:“假設《步輦圖》中的題跋是李德裕所寫,那么讓我們再來對照題跋內容和史書記載,結果發現,題跋行文內容與史書有驚人的相似”,由此她推斷題跋不是李德裕撰寫,因為“《舊唐書》,後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會從100多年後的史書中抄錄題跋的。”事實恰恰相反,此圖題跋應出自李德裕之手。首先,李德裕撰寫題跋有文獻為證。米芾《畫史》述《唐畫》第2條即云:“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卻猜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元代湯垕《畫鑒》述《唐畫》第1條更明確說:“贊皇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湯垕《畫鑒》乃經後人輯佚成書,中間多有脫誤,此處將祿東讚辭婚說成贊普辭婚,即是一例顯誤。但他與米芾一樣看到過原畫上李德裕的題跋,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如今的宋人臨摹本上已不見李德裕篆書與唐人八分書,只有章伯益的篆書。但是題跋中精確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與李德裕仕履合禪的官職“中書侍郎平章事”,只能來自親身經歷過,而又精通史書的李德裕。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章伯益篆書前三行說明“重裝背”的題記,後十行用小篆書寫的那段故事情節,都是過錄李德裕在原畫上的題跋而來的。
後世紀念
《步輦圖》小型張發行於2002年3月16日,它的面值為8元,發行量1290萬,是國家郵政局2002年發行的第5套新郵,同時也是2002年發行的第一枚小型張。
在《步輦圖》小型張正式發行之前,期貨價曾達到35元,但隨著郵市運作環境的惡化,市場對其的期望值也逐級下降,致使《步輦圖》小型張正式發行時,其市場價格只以25元開盤。面世之後,受郵市大盤進一步惡化的影響。
從盤口來看,多空雙方在這一位置基本上達成了暫時的平衡。但由於《步輦圖》小型張的上檔密集成交區集中在20元附近,且25元開盤價和35元期貨價已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因此,短期內《步輦圖》小型張價格的上揚阻力重重。
作者簡介
閻立本(601~673年),唐代雍州萬年人,
隋代畫家閻毗之子,
閻立德之弟。
唐太宗時任刑部侍郎,顯慶初年,代兄做工部
尚書,總章元年為
右丞相。擅長書畫,最精形似,作畫所取題材相當廣泛,如宗教人物、車馬、山水,尤其善畫人物肖像。《步輦圖》是以公元641年(
貞觀十五年)
吐蕃首領
松贊乾布與
文成公主聯姻的歷史事件為題材,描繪唐太宗接見來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祿東贊的情景。
閻立本的繪畫,一是線條剛勁有力,二是色彩古雅沉著,三是人物神態刻畫細緻。一般被認為出自閻立本之手的畫作共有4幅: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步輦圖》,描繪唐太宗接見來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的情形;藏於美國
波士頓美術館的《
歷代帝王圖》,共繪有自漢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畫像;藏於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貢職圖》與《
蕭翼賺蘭亭圖》,分別繪有各國使者向
唐朝皇帝進貢的圖景、唐太宗派監察御史蕭翼以巧計從和尚辯才處賺取王羲之書法名跡《蘭亭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