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文學論叢：文學與藝術

內容簡介

《歐美文學論叢(第8輯):文學與藝術》編輯推薦：《歐美文學論叢(第8輯):文學與藝術》的部分文章也議論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學和藝術也更加商品化，文學與藝術的關係也必將呈現與以往不同的更加複雜的形態，其特點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圖書目錄

前言
文學與音樂
“應和”夢的延續或終結？
——從昆德拉的小說藝術看小說與藝術的關係董強
如歌似樂的葉賽寧抒情詩顧蘊璞
音樂借文學尋根文學向音樂靠近
——俄羅斯“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的藝術交融王彥秋
瀰漫的音符：白朗寧概念中的音樂與意義丁宏為
“假如沒有音樂，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赫爾曼·黑塞詩歌中的音樂主題馬劍
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國文學和音樂劉敏
爵士樂與讓·艾什諾茲的小說創作安蔚
文學與繪畫
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郝田虎
列斯科夫的小說《士官生修道院》與魯勃遼夫的聖
像畫崔藝薴趙桂蓮
從德拉克洛瓦到馬奈：探尋波德萊爾的美學現代性
的發展軌跡王佳玘
超現實主義之窗伍倩
《侍女圖》：戲劇與繪畫程弋洋
“和聲的力量使目光平靜”：華茲華斯與“視覺的
專制”朱玉
文學與電影
碰撞的火花
——從影片《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的功勞簿談起朱曉潔
從對話到衍生的具象
——《霍華德莊園》電影改編中的行走意象許婭
《寵兒》：從小說到電影徐溯

序言

前言
北京大學的歐美文學研究發軔於“五四”時代，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形成了優秀的傳統和鮮明的特色，素以基礎深厚、學風嚴謹、敬業求實著稱。尤其是解放後經過19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教學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實和加強，集中了馮至、朱光潛、曹靖華、羅大岡、田德望、吳達元、楊周翰、李賦寧、趙蘿蕤等一大批著名學者。改革開放以來，北大的歐美文學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湧現出了一批成績卓著的學術帶頭人，並已形成梯隊，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已陸續出版的一批具有較高水平和廣泛影響的專著中，不少獲得了國家級和省部級獎項。目前北京大學的歐美文學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學術交流，與國際同行直接對話，承擔著國際合作和國內省部級以上的多項科研課題，是我國歐美文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為了弘揚北大優秀的學術傳統，促進歐美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決定聯合主辦“歐美文學論叢”。論叢每輯圍繞一個主題展開討論，組稿和編輯工作由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具體負責。作者以北大的歐美文學研究人員為主體，同時也有歐美文學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以及其他校外專家學者加盟。我們希望這套論叢能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的獨特視角和優秀成果，以此加強與國際國內的交流，為拓展和深化當代歐美文學研究做出貢獻。
本輯是《歐美文學論叢》的第九輯，主題是“文學與藝術”。

關於文學與藝術的關係，最為人熟知的表述或者命題，在中國當屬宋朝大文豪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所謂“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在西方當屬被十八世紀的歐洲人稱為“希臘的伏爾泰”的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的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畫是無聲詩，詩乃有聲畫”。蘇軾與西蒙尼德斯，國度相去萬里，時代相隔千年，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地做出相同的判斷，都認為詩畫互通，甚至可以互相轉化。其實，詩畫相通並非他們二人靈光一現的妙思，持相同觀點的詩人、藝術家、鑑賞家，古今中外很多，用我們的老前輩朱光潛先生的話說：“詩和畫的關係在西方是一個老問題。”朱光潛：《〈拉奧孔〉譯後記》，見萊辛《拉奧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16頁。到了十八世紀，德國文藝理論家萊辛寫了那本著名的《拉奧孔》，大談特談造型藝術和詩歌藝術之間的差異，讓人多少嗅到一點“糾偏”的味道。不過，糾偏歸糾偏，顯而易見的前提卻是並不否認造型藝術（繪畫與雕塑）與詩歌（實際上包括敘事作品）有相通相同之處，只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其區別罷了。
文學與藝術之所以相同相通，相互影響，相互轉化，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們具有同源性。中西方早期的哲人都是從整體上把握文學與藝術的。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把“詩”、“樂”與“禮”並列為社會倫理教化，培養“仁人”的三條必經之路。撇開老夫子在詩樂功能上偏於狹隘的道德論不說，在詩樂整一這一點上他的確表現出了先知先覺的洞察力。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則從文學與藝術的性質上看二者的關係：“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的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模仿，只是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模仿是人的本能，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感官對外部世界大千現象的本能反應，所謂“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無論詩歌、音樂、舞蹈、繪畫，概莫能外，在模仿這個根本性質上，它們具有同一性。
今天被我們歸入藝術這個大範疇的音樂、繪畫、雕塑、建築以至影視，它們都與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聯繫的形態和歷史狀況不盡相同。從發生上說，音樂與文學（早期主要是詩）的關係大概最早，文藝發生學告訴我們，詩與樂幾乎有著同樣的原點。在中國，從《詩經》到樂府，到律詩，再到詞、曲，樂對於詩如影隨形。在西方，無數詩人與詩學理論家孜孜不倦追求所謂詩歌的音樂性，也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詩與樂有不解之緣，或者說，離開了樂，詩就不是真詩。
本輯論叢收錄多篇論文，都從不同角度審視並解析了文學與音樂的密切關係。俄羅斯詩歌專家，俄語系顧蘊璞教授的《如歌如樂的葉賽寧抒情詩》是一篇小中見大的文章，談的是一首首玲瓏的小詩，讓人悟到的卻是何為真詩的大道理。文章剖析了俄羅斯大詩人葉賽寧詩歌語言中的音樂元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葉賽寧不愧“詩壇莫扎特”的美譽。我們看到，自覺的音樂意識在詩人的創作中起到了幾乎是決定性的作用。顧蘊璞教授憑藉豐厚的文學和語言底蘊，從音韻學的角度分析了葉賽寧詩歌的語言特質，在“形式與內容的同一”這個迄今為止依然爭議不斷的美學命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是針對某一特定作家而發的，卻不乏理論上的啟示。顧蘊璞教授還是著名的俄羅斯詩歌翻譯家，在這篇論文中讀者有機會再次欣賞到他精到優美的譯文。
我們不清楚1925年去世的葉賽寧是否知道德國著名詩人赫爾曼·黑塞在此前十多年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假如沒有音樂，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假如葉賽寧聽說了，保準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可以這么說，對於現代詩壇的這兩位巨擘，音樂是他們生活的“核心價值”之所在。所謂“核心價值”，首先是說音樂是他們詩歌創作的動力與動機——藝術（首先是音樂）意義上的。德國文學博士、德語系副教授馬劍的論文直接以黑塞的這句感慨為題，開門見山地把讀者引入了赫爾曼·黑塞詩歌的音樂世界。與顧蘊璞教授語言元素分析這樣的微觀角度不同，馬劍博士的論文從巨觀的角度，也可以說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了赫爾曼·黑塞這位酷愛音樂的現代詩人作品中的音樂精神。兩篇文章有這樣的區別不難理解，因為俄羅斯文化薰陶下的葉賽寧細膩而敏感，他努力從每一個跳動的音符中尋覓詩的靈魂，而黑塞則秉承日耳曼文化傳統，以哲學的眼光，居高臨下地來審視詩與樂的關係，他思考的是詩美與音樂美的共性。馬劍的論文分析了黑塞的三首以音樂為主題的詩歌，探討了詩人對音樂精神的獨特理解和感悟，帶領讀者跟蹤了音樂精神在詩人詩歌創作和詩學思考中留下的印記。
詩歌與音樂的不解之緣，在浪漫主義時期曾經是德國文化的一個亮點，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浪漫主義雖然具有泛歐文化運動的性質，但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顯示出明顯的差異。日耳曼文化的浪漫主義所蘊含的神秘主義色彩使它與其他文化譬如拉丁傳統中的法蘭西文化的浪漫主義相比，顯得別具一格。而它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抒情詩與音樂之間那種似乎源自日耳曼語言自身特點的互動關係。德語系副教授劉敏博士的論文《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國文學與音樂》勾勒了德國浪漫主義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展現了浪漫主義時期德國詩壇的一種普遍現象：熱愛音樂，崇尚音樂，依音樂的格式寫詩，按音樂的精神寫詩。反過來，音樂家酷愛詩歌，既用音樂，也用詩歌來表達靈感的例子也不鮮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沉迷於音樂的詩人還是痴情於詩歌的音樂家，在深層意識里都把詩歌與音樂看作人類精神“一而二，二而一”共生同體的造物。必須承認，在堪稱音樂之鄉的德語國家，詩與樂的高度統一是其獨特文化氛圍的天然結晶。
一半是因為德國詩歌的啟迪，一半是詩歌自身的發展規律使然，不久之後，英法等國的詩歌隨後也都先後顯現出自覺追求詩樂一體的美學傾向。法國著名象徵派詩人魏爾侖在詩歌《詩藝》開首便吟唱道：“至關重要的是要聽到樂聲”。不過，從象徵派尊崇的戈蒂耶起，到魏爾侖、馬拉美，追求詩歌音樂性的法國象徵派詩歌似乎更關心的是詩歌語言和韻律上的音樂感，也就是形式上的音樂性，而同期的英國詩人則已經從音樂與心靈的內在呼應這個更深的層次上展開了他們的詩學思索。英語系丁宏為教授的論文《瀰漫的音符：白朗寧概念中的音樂與意義》（原載《國外文學》2011年第4期）闡釋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大詩人白朗寧對音樂的理解。論文指出，白朗寧認為多數藝術形式在表意（其實在白朗寧看來主要就是表達情感）過程中不免出現意義的斷裂，惟有音樂可以避免這種缺憾，所以音樂離“情感”這個“海洋”最近，音樂本身也可以喻為“海洋”。後世法國大詩人，後期象徵主義的代表人物克洛岱爾的詩學觀與白朗寧的思想十分接近，克洛岱爾認為詩句的節奏要暗合人的氣息，有如大海潮汐起落的律動。不過那是比白朗寧晚好幾十年的事了。
不論白朗寧還是後來的黑塞或者克洛岱爾，思索的都是詩歌如何能夠浸潤在音樂精神之中。所謂音樂精神，就是超越語言所承載的歷史、社會、思想等內容，直接觸動人的真性情，真感情，扣響人的心靈之門。俄語系副教授王彥秋博士的論文《音樂借文學尋根文學向音樂靠近》從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黃金”和“白銀”兩個不同時期俄羅斯文學與音樂的關係所呈現的不同形態。在“黃金時期”，音樂在文學的影響下尋找民族的根，完成了俄羅斯音樂的民族化，而在“白銀時期”，受西方哲學與文學的影響，俄羅斯文學踏上了尋找文學自身的根，也就是還原民族文學本我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音樂似乎提供了一個範例，一個方向標。正如王彥秋博士文中所說：“俄國象徵主義正是將西方哲學、西方文學中的音樂觀念與這種‘宗教神秘主義’緊密聯繫起來，把審美意義上的‘音樂性’提升為哲學意義上的‘音樂精神’。因為這時的‘音樂’那個彼岸‘美世界’在塵世的對應和迴響，也是‘美拯救世界’的途徑。”
各個時代的偉大詩人對音樂的理解，對樂與詩的關係的理解，不但影響了詩歌創作與詩學的構建，而且觸及了敘事作品的創作，不斷有小說家以音樂作為其作品乃至其小說觀的內在元素。法語系在讀博士生安蔚的論文《爵士樂與樂讓·艾什諾茲的小說創作》通過大量文本實例的解析由於不能採用原文，這種關於語言音樂性問題的分析解析自然受到一些限制。，揭示了法國當代著名小說家艾什諾茲的作品蘊含的爵士樂氣質，艾什諾茲小說中某些與眾不同但又難以捉摸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關於小說與音樂的關係，更進一步說關於文學與藝術關係，法語系董強教授的《“應和”夢的延續或終結？——從昆德拉的小說藝術看小說與藝術的關係》提出了一些值得當下研究者思考的問題。昆德拉不但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算得上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在中國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作為昆德拉研究專家，董強教授的論文把昆德拉小說與音樂關係的來龍去脈做了詳盡的梳理。更重要的是，論文透過這個當代小說的個案，探問作為現代西方文藝觀念支柱之一的波德萊爾的“應和論”當下的價值和命運，從而觸及了文學與藝術關係的一些根本性理論問題。波德萊爾著名的“應和論”從人與世界的關係、感知方式、表達途徑等多個方面為現代詩歌開拓了新的表現空間，同時也證明了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特別是詩與音樂之間的“應和”的心理學和詩學基礎。一個世紀以後，竭力與音樂這個純藝術形式“應和”的小說家昆德拉在當代法國文化環境中卻遭遇了種種尷尬，在困境和擺脫困境的探索中，“這位用‘應和’打開了小說變革之門的先鋒，為小說關上了沉重的大門”。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悖論，既有其現實的原因，也有其更深層的美學與詩學原因。思考這些問題，對於如何多層次、多角度地看待歷史，如何在認識文化現象複雜性的基礎上更細緻地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研究文學與藝術現象無疑很有意義。

音樂是一門高度抽象的藝術，其精髓是通過人的聽覺，調動人的情緒、情感等本能機制，直達人的心靈，無需或很少需要理性的介入，因此，如果說它與文學的關係，往往需要直覺感受的話，那么相對而言，藝術的另一大門類繪畫（包括雕塑）與文學的對話，則更多地成為理性思考的對象。所以無論中外，論述詩畫關係的文字很多，在詩評中屢屢以畫為參照，在畫論中又屢屢以詩為參照更是常事。而這些評論的多樣與豐富又恰恰說明了文學與繪畫（雕塑）關係的多樣與豐富。就拿上文引述過的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的“詩是無形畫，畫乃有形詩”與蘇軾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來說，乍看起來二者都是在說詩畫的一致，然而若深究其意趣，卻能發現二者的觀察層次其實存在很大差異。西蒙尼德斯關注的是詩與畫功能的同一，而蘇軾卻對美的意境在詩畫之間的相互滲透心領神會，也就是說，吸引他的是詩中的畫意，畫中的詩境。從本輯收錄的論文讀者就可以看到，詩與畫的關係在藝術實踐中包含的層次的確非常豐富，探討的空間非常廣闊。從性質功能和審美趣味，到文化運動中的相輔相成，到文學觀念（或者藝術觀念）的革新，再到創作素材的轉換與蛻變，文學與繪畫的相互作用在文化發展史上似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事實上，正是這種現象的存在促使了一種更加寬泛的互文研究的興起。
英語系副教授郝田虎博士的論文《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俄語系趙桂蓮教授與其博士生崔藝薴共同撰寫的《列斯科夫的小說〈士官生修道院〉與魯勃遼夫的聖像畫》（以下簡稱《聖畫像》）以及西葡語系程弋洋博士的《〈侍女圖〉：戲劇與繪畫》都從具體作家作品入手分析了文學與繪畫之間存在的鏡像效應。這種效應因為時代、情境、作品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形態，為文學與繪畫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可能。
論文《聖像畫》論述了“最具原生態”的俄羅斯小說家列斯科夫作品與俄羅斯民間廣為流傳的聖像畫的關係。論文採用大量翔實材料說明，列斯科夫生活的時代，聖像畫在俄羅斯民族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列斯科夫深受聖像畫文化的薰陶，他“為俄羅斯塑造其聖徒和義人的聖像壁畫”的“義人小說”與俄羅斯歷史上最著名的聖像畫家魯勃遼夫的作品之間在精神上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似乎可以這么說，我們在列斯科夫的義人小說里發現了對聖像畫的一種“敘事性模擬”。論文《聖像畫》仔細考證了列斯科夫義人小說的代表作《士官生修道院》與魯勃遼夫的聖像畫二者在細節上的相似，並從這種考證中實現了對小說作品的闡釋，猶如鏡子反射光線照亮暗處的物體，魯勃遼夫的畫作映照出了列斯科夫小說深層所隱藏的不易被人覺察的宗教核心。
列斯科夫的小說與聖像畫之間這種的關係，只是文學與繪畫多重關係的一個方面，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二者之間潛在的對話。郝田虎博士的論文所展示的正是英國伊莉莎白時期詩與畫的這種潛對話。伊莉莎白時期正值歐洲文藝復興高潮，文學與繪畫、雕塑藝術空前繁榮。在英國，有微型畫獨樹一幟，成為一時之大觀。對於微型畫，讀者不會太陌生，但是能把那個時期的詩歌與微型畫聯繫起來的讀者恐怕不多，在許多人眼裡，微型畫與詩的聯繫頂多就是充當詩集的插畫，似乎很難扯上其他什麼關係。而郝田虎的《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證明了，伊莉莎白時期，斯賓塞等人詩學觀的形成就得益於同時代微型畫大師希利亞德的作品。這種關係不是也不可能是簡單的模仿或模擬，而是在王權統治與宮廷生活的文化場中的相互比較，相互啟發，以及在比較中的自我定位。希利亞德在為女王和宮廷貴族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審美觀——比如對於畫面中“光”與“影”意義的理解，以及與這些觀念相聯繫的藝術手法，在對斯賓塞等詩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構成他們詩歌創作重要的參照值。
西葡語系程弋洋博士的《〈侍女圖〉：戲劇與繪畫》同樣論及文學作品與繪畫作品之間的應和問題，不過這裡的應和卻是一種時間的穿越，是兩個文化大師之間跨越時代的對話。17世紀西班牙畫壇巨匠委拉斯開茲的名畫《侍女圖》不但素來享有盛譽，而且以豐富的寓意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因此20世紀西班牙戲劇家布埃羅·巴列霍創作的同名作品《侍女圖》注定不可能是一部普通的以文化名人的生活與創作為素材的歷史劇，它必然包含著戲劇家對《侍女圖》這幅神秘的名畫，對畫壇大師本人以及17世紀西班牙宮廷的理解與評價。歸根結底這是一場歷史哲學的對話，需要智慧和學識，也需要深刻的歷史感，文學與繪畫對話的這個個案為文化的跨門類研究展示了廣泛的可能性。
18世紀，萊辛挾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聲威，在畫與詩之間劃上了明確的界線（如前者表現靜態，後者表現動態；再如前者表現靜穆的美，後者表現感情，等等）。然而到了19世紀，隨著浪漫主義思潮的流傳，尤其是到19世紀後期隨著現代主義思潮的崛起，萊辛劃定的詩畫界線遭到質疑，文學與繪畫的關係出現突破界線，相向而行的趨勢，似乎希望達到精神上的融合。法語系兩位在讀博士的論文——王佳玘的《從德拉克洛瓦到馬奈：探尋波德萊爾的美學現代性的發展軌跡》與伍倩的《超現實主義之窗》——分別論述了19世紀後期與20世紀初期，在作為當時西方文化中心的法國，詩歌與繪畫在不斷深入表現人的內心世界的時候，如何互相觀照，互相啟發，努力突破理性主義的窠臼，在一種新的境界中達到一種新的同一。正如伍倩的《超現實主義之窗》一文所說，這是在努力“重新填平繪畫與詩歌的鴻溝”。至於這種努力是否如該文所說，“其實只是回歸到最古老的傳統中去”，還是一個尚待商榷的問題。
本輯收錄了首都師範大學英語系朱玉博士的文章《華茲華斯與“視覺的專制”》（原載《國外文學》2011年第二期）。從標題看，這篇文章似乎與本輯的主題無關，實則不然，它論述的問題雖然不完全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卻顯然對我們的討論是有益的補充。文章介紹了生成於18世紀啟蒙思潮中的“視覺專制”在19世紀初如何遭到了浪漫主義詩人的抵制。所謂“視覺專制”，就是“視覺中心論”，它推崇視覺的價值，貶低或排斥其他感覺的意義，這種理論之所以成為華茲華斯等人心目中的一種“專制”，與機械唯物主義哲學的傳播有密切的關係。對視覺意義的過度提升影響到文學藝術，便會高度渲染描繪的意義，不僅是對可見事物的描繪，更是對不可見的情感、情緒、心理活動的描畫，換句話說，就是讓不可見“具象”，“成象”，“形象化”，從而化為可見，而且把實現這種描繪看作文學特別是詩歌的一種至高境界。西蒙得尼斯所謂“詩乃無形畫”多少就已經包含了這個意思，寫（印）在紙上的詩本由一串抽象的字母（就西方文字而言）構成，詩人卻有能力使得讀者仿佛身臨其境，目睹一幅幅鮮明的圖畫。19世紀，在質疑古典主義的大背景下，以英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等浪漫主義詩人對視覺和圖畫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不反對“意象”，但是他們刻意避免自己的心靈被“各種形象困擾，自我糾纏不清”，對他們來說，“在畫面以外存有更加本質與深層的精神因素”。從朱玉博士的分析我們看到浪漫主義時期歐洲詩歌創作向音樂尋求靈感的願望，同時也看到了在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中，詩歌對於物質化“意象”、“圖像”的疏離傾向。倘若再進一步，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疏離實際上反過來推動繪畫也加入了對已有美學觀的歷史反思，帶來了從19世紀後期開始的繪畫的革命曙光。

19世紀末攝影藝術誕生，20世紀，電影、電視、網路視頻相繼出現，而且逐漸成為文化生活的主流形式，在可見的未來仍然存在的文學與這些新興文化的關係愈來愈吸引研究者和公眾的目光。本輯收錄了三篇討論文學與電影關係的文章。法語系副教授朱曉潔博士的論文《碰撞的火花——從影片〈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的功勞簿談起》梳理了法國的這部經典影片的編劇和導演對他們的合作關係在不同時期做出的不同說明和評價。在此基礎上，文章論證了這部電影成功載入史冊的秘訣：不是得益於編劇和導演之間創作觀念的高度和諧，而恰恰相反是因為作為新小說領軍人物的羅伯-格里耶與已經蜚聲影壇的導演阿蘭·雷乃各自的開放心態保證了文學與電影者兩種文化形式的自由對話和自由碰撞。英語系許婭博士的論文《從對話到衍生的具象——〈霍華德莊園〉電影改編中的行走意象》較為深入地比較了英國小說《霍華德莊園》和電影改編的一個方面。該文剖析了影片藉以體現中下層人物倫納德·巴斯特的文化追求與現實生活衝突的三次行走意象，揭示了電影和小說如何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中下層階級文化追求的反諷立場。英語系講師、在讀博士徐溯的論文《〈寵兒〉：從小說到電影》具體地比較了美國小說《寵兒》與同名改編電影之間的異同，分析了這種異同的與小說、電影表現介質不同之間的關係，特別分析了電影對原著敘事手法的復調性的創作性模仿，以及對小說心理描寫的外化處理所取得的良好效果。

文學與藝術的關係，不但因藝術領域的不同（繪畫、音樂、影視）而呈現不同的方式與形態，而且隨著時代的遷移而不斷豐富其內涵。按照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我們可以說，在每個特定時代已經結構化了的文化場域中，文學與藝術的各門類作為場域（結構）中的不同行動者（因子），其相互間的作用既被已有的場域所限定，同時也對包括其自身習性、價值、地位與相互關係在內的場域的構建過程設定了條件。所以，文學與藝術關係無論如何多樣，如何多變，其方式，其形態，都必然依賴於它們存在於其中的場域——當然，場域並不是靜止的，而是處於不斷的再結構過程中。雖然本輯沒有論文專門就此展開討論，但是不少論文實際上都涉及了文學與藝術的關係所受到的其自身條件制約，以及時代的文化氛圍乃至社會歷史狀況的影響。
當代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擴展和信息技術的飛躍，使得文學與藝術陷於邊緣化和商品化，對於文學藝術而言，這究竟是一種尷尬還是一種機遇，目前似乎還看不大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下的社會文化場域中，文學與藝術的關係必然呈現與以往不同的更加複雜的形態。也就是說，在大眾消費文化急劇膨脹的今天，文學、藝術，以及二者的關係具有什麼特點，其“習性”如何變化，其價值在文化場域的鬥爭與較量中權重的得失如何，與文學與藝術有關的方方面面，包括作家、藝術家個人將會採取怎樣的策略，等等，這些問題，我們希望留待以後的論叢中深入探討。
本輯收錄的論文，除註明原載《國外文學》雜誌的兩篇外，均為首次發表，特此說明。編者
2012年秋
前言
北京大學的歐美文學研究發軔於“五四”時代，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形成了優秀的傳統和鮮明的特色，素以基礎深厚、學風嚴謹、敬業求實著稱。尤其是解放後經過19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教學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實和加強，集中了馮至、朱光潛、曹靖華、羅大岡、田德望、吳達元、楊周翰、李賦寧、趙蘿蕤等一大批著名學者。改革開放以來，北大的歐美文學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湧現出了一批成績卓著的學術帶頭人，並已形成梯隊，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已陸續出版的一批具有較高水平和廣泛影響的專著中，不少獲得了國家級和省部級獎項。目前北京大學的歐美文學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學術交流，與國際同行直接對話，承擔著國際合作和國內省部級以上的多項科研課題，是我國歐美文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為了弘揚北大優秀的學術傳統，促進歐美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決定聯合主辦“歐美文學論叢”。論叢每輯圍繞一個主題展開討論，組稿和編輯工作由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具體負責。作者以北大的歐美文學研究人員為主體，同時也有歐美文學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以及其他校外專家學者加盟。我們希望這套論叢能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的獨特視角和優秀成果，以此加強與國際國內的交流，為拓展和深化當代歐美文學研究做出貢獻。
本輯是《歐美文學論叢》的第九輯，主題是“文學與藝術”。

關於文學與藝術的關係，最為人熟知的表述或者命題，在中國當屬宋朝大文豪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所謂“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在西方當屬被十八世紀的歐洲人稱為“希臘的伏爾泰”的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的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畫是無聲詩，詩乃有聲畫”。蘇軾與西蒙尼德斯，國度相去萬里，時代相隔千年，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地做出相同的判斷，都認為詩畫互通，甚至可以互相轉化。其實，詩畫相通並非他們二人靈光一現的妙思，持相同觀點的詩人、藝術家、鑑賞家，古今中外很多，用我們的老前輩朱光潛先生的話說：“詩和畫的關係在西方是一個老問題。”朱光潛：《〈拉奧孔〉譯後記》，見萊辛《拉奧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16頁。到了十八世紀，德國文藝理論家萊辛寫了那本著名的《拉奧孔》，大談特談造型藝術和詩歌藝術之間的差異，讓人多少嗅到一點“糾偏”的味道。不過，糾偏歸糾偏，顯而易見的前提卻是並不否認造型藝術（繪畫與雕塑）與詩歌（實際上包括敘事作品）有相通相同之處，只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其區別罷了。
文學與藝術之所以相同相通，相互影響，相互轉化，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們具有同源性。中西方早期的哲人都是從整體上把握文學與藝術的。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把“詩”、“樂”與“禮”並列為社會倫理教化，培養“仁人”的三條必經之路。撇開老夫子在詩樂功能上偏於狹隘的道德論不說，在詩樂整一這一點上他的確表現出了先知先覺的洞察力。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則從文學與藝術的性質上看二者的關係：“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的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模仿，只是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模仿是人的本能，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感官對外部世界大千現象的本能反應，所謂“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無論詩歌、音樂、舞蹈、繪畫，概莫能外，在模仿這個根本性質上，它們具有同一性。
今天被我們歸入藝術這個大範疇的音樂、繪畫、雕塑、建築以至影視，它們都與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聯繫的形態和歷史狀況不盡相同。從發生上說，音樂與文學（早期主要是詩）的關係大概最早，文藝發生學告訴我們，詩與樂幾乎有著同樣的原點。在中國，從《詩經》到樂府，到律詩，再到詞、曲，樂對於詩如影隨形。在西方，無數詩人與詩學理論家孜孜不倦追求所謂詩歌的音樂性，也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詩與樂有不解之緣，或者說，離開了樂，詩就不是真詩。
本輯論叢收錄多篇論文，都從不同角度審視並解析了文學與音樂的密切關係。俄羅斯詩歌專家，俄語系顧蘊璞教授的《如歌如樂的葉賽寧抒情詩》是一篇小中見大的文章，談的是一首首玲瓏的小詩，讓人悟到的卻是何為真詩的大道理。文章剖析了俄羅斯大詩人葉賽寧詩歌語言中的音樂元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葉賽寧不愧“詩壇莫扎特”的美譽。我們看到，自覺的音樂意識在詩人的創作中起到了幾乎是決定性的作用。顧蘊璞教授憑藉豐厚的文學和語言底蘊，從音韻學的角度分析了葉賽寧詩歌的語言特質，在“形式與內容的同一”這個迄今為止依然爭議不斷的美學命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是針對某一特定作家而發的，卻不乏理論上的啟示。顧蘊璞教授還是著名的俄羅斯詩歌翻譯家，在這篇論文中讀者有機會再次欣賞到他精到優美的譯文。
我們不清楚1925年去世的葉賽寧是否知道德國著名詩人赫爾曼·黑塞在此前十多年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假如沒有音樂，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假如葉賽寧聽說了，保準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可以這么說，對於現代詩壇的這兩位巨擘，音樂是他們生活的“核心價值”之所在。所謂“核心價值”，首先是說音樂是他們詩歌創作的動力與動機——藝術（首先是音樂）意義上的。德國文學博士、德語系副教授馬劍的論文直接以黑塞的這句感慨為題，開門見山地把讀者引入了赫爾曼·黑塞詩歌的音樂世界。與顧蘊璞教授語言元素分析這樣的微觀角度不同，馬劍博士的論文從巨觀的角度，也可以說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了赫爾曼·黑塞這位酷愛音樂的現代詩人作品中的音樂精神。兩篇文章有這樣的區別不難理解，因為俄羅斯文化薰陶下的葉賽寧細膩而敏感，他努力從每一個跳動的音符中尋覓詩的靈魂，而黑塞則秉承日耳曼文化傳統，以哲學的眼光，居高臨下地來審視詩與樂的關係，他思考的是詩美與音樂美的共性。馬劍的論文分析了黑塞的三首以音樂為主題的詩歌，探討了詩人對音樂精神的獨特理解和感悟，帶領讀者跟蹤了音樂精神在詩人詩歌創作和詩學思考中留下的印記。
詩歌與音樂的不解之緣，在浪漫主義時期曾經是德國文化的一個亮點，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浪漫主義雖然具有泛歐文化運動的性質，但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顯示出明顯的差異。日耳曼文化的浪漫主義所蘊含的神秘主義色彩使它與其他文化譬如拉丁傳統中的法蘭西文化的浪漫主義相比，顯得別具一格。而它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抒情詩與音樂之間那種似乎源自日耳曼語言自身特點的互動關係。德語系副教授劉敏博士的論文《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國文學與音樂》勾勒了德國浪漫主義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展現了浪漫主義時期德國詩壇的一種普遍現象：熱愛音樂，崇尚音樂，依音樂的格式寫詩，按音樂的精神寫詩。反過來，音樂家酷愛詩歌，既用音樂，也用詩歌來表達靈感的例子也不鮮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沉迷於音樂的詩人還是痴情於詩歌的音樂家，在深層意識里都把詩歌與音樂看作人類精神“一而二，二而一”共生同體的造物。必須承認，在堪稱音樂之鄉的德語國家，詩與樂的高度統一是其獨特文化氛圍的天然結晶。
一半是因為德國詩歌的啟迪，一半是詩歌自身的發展規律使然，不久之後，英法等國的詩歌隨後也都先後顯現出自覺追求詩樂一體的美學傾向。法國著名象徵派詩人魏爾侖在詩歌《詩藝》開首便吟唱道：“至關重要的是要聽到樂聲”。不過，從象徵派尊崇的戈蒂耶起，到魏爾侖、馬拉美，追求詩歌音樂性的法國象徵派詩歌似乎更關心的是詩歌語言和韻律上的音樂感，也就是形式上的音樂性，而同期的英國詩人則已經從音樂與心靈的內在呼應這個更深的層次上展開了他們的詩學思索。英語系丁宏為教授的論文《瀰漫的音符：白朗寧概念中的音樂與意義》（原載《國外文學》2011年第4期）闡釋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大詩人白朗寧對音樂的理解。論文指出，白朗寧認為多數藝術形式在表意（其實在白朗寧看來主要就是表達情感）過程中不免出現意義的斷裂，惟有音樂可以避免這種缺憾，所以音樂離“情感”這個“海洋”最近，音樂本身也可以喻為“海洋”。後世法國大詩人，後期象徵主義的代表人物克洛岱爾的詩學觀與白朗寧的思想十分接近，克洛岱爾認為詩句的節奏要暗合人的氣息，有如大海潮汐起落的律動。不過那是比白朗寧晚好幾十年的事了。
不論白朗寧還是後來的黑塞或者克洛岱爾，思索的都是詩歌如何能夠浸潤在音樂精神之中。所謂音樂精神，就是超越語言所承載的歷史、社會、思想等內容，直接觸動人的真性情，真感情，扣響人的心靈之門。俄語系副教授王彥秋博士的論文《音樂借文學尋根文學向音樂靠近》從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黃金”和“白銀”兩個不同時期俄羅斯文學與音樂的關係所呈現的不同形態。在“黃金時期”，音樂在文學的影響下尋找民族的根，完成了俄羅斯音樂的民族化，而在“白銀時期”，受西方哲學與文學的影響，俄羅斯文學踏上了尋找文學自身的根，也就是還原民族文學本我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音樂似乎提供了一個範例，一個方向標。正如王彥秋博士文中所說：“俄國象徵主義正是將西方哲學、西方文學中的音樂觀念與這種‘宗教神秘主義’緊密聯繫起來，把審美意義上的‘音樂性’提升為哲學意義上的‘音樂精神’。因為這時的‘音樂’那個彼岸‘美世界’在塵世的對應和迴響，也是‘美拯救世界’的途徑。”
各個時代的偉大詩人對音樂的理解，對樂與詩的關係的理解，不但影響了詩歌創作與詩學的構建，而且觸及了敘事作品的創作，不斷有小說家以音樂作為其作品乃至其小說觀的內在元素。法語系在讀博士生安蔚的論文《爵士樂與樂讓·艾什諾茲的小說創作》通過大量文本實例的解析由於不能採用原文，這種關於語言音樂性問題的分析解析自然受到一些限制。，揭示了法國當代著名小說家艾什諾茲的作品蘊含的爵士樂氣質，艾什諾茲小說中某些與眾不同但又難以捉摸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關於小說與音樂的關係，更進一步說關於文學與藝術關係，法語系董強教授的《“應和”夢的延續或終結？——從昆德拉的小說藝術看小說與藝術的關係》提出了一些值得當下研究者思考的問題。昆德拉不但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算得上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在中國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作為昆德拉研究專家，董強教授的論文把昆德拉小說與音樂關係的來龍去脈做了詳盡的梳理。更重要的是，論文透過這個當代小說的個案，探問作為現代西方文藝觀念支柱之一的波德萊爾的“應和論”當下的價值和命運，從而觸及了文學與藝術關係的一些根本性理論問題。波德萊爾著名的“應和論”從人與世界的關係、感知方式、表達途徑等多個方面為現代詩歌開拓了新的表現空間，同時也證明了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特別是詩與音樂之間的“應和”的心理學和詩學基礎。一個世紀以後，竭力與音樂這個純藝術形式“應和”的小說家昆德拉在當代法國文化環境中卻遭遇了種種尷尬，在困境和擺脫困境的探索中，“這位用‘應和’打開了小說變革之門的先鋒，為小說關上了沉重的大門”。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悖論，既有其現實的原因，也有其更深層的美學與詩學原因。思考這些問題，對於如何多層次、多角度地看待歷史，如何在認識文化現象複雜性的基礎上更細緻地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研究文學與藝術現象無疑很有意義。

音樂是一門高度抽象的藝術，其精髓是通過人的聽覺，調動人的情緒、情感等本能機制，直達人的心靈，無需或很少需要理性的介入，因此，如果說它與文學的關係，往往需要直覺感受的話，那么相對而言，藝術的另一大門類繪畫（包括雕塑）與文學的對話，則更多地成為理性思考的對象。所以無論中外，論述詩畫關係的文字很多，在詩評中屢屢以畫為參照，在畫論中又屢屢以詩為參照更是常事。而這些評論的多樣與豐富又恰恰說明了文學與繪畫（雕塑）關係的多樣與豐富。就拿上文引述過的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的“詩是無形畫，畫乃有形詩”與蘇軾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來說，乍看起來二者都是在說詩畫的一致，然而若深究其意趣，卻能發現二者的觀察層次其實存在很大差異。西蒙尼德斯關注的是詩與畫功能的同一，而蘇軾卻對美的意境在詩畫之間的相互滲透心領神會，也就是說，吸引他的是詩中的畫意，畫中的詩境。從本輯收錄的論文讀者就可以看到，詩與畫的關係在藝術實踐中包含的層次的確非常豐富，探討的空間非常廣闊。從性質功能和審美趣味，到文化運動中的相輔相成，到文學觀念（或者藝術觀念）的革新，再到創作素材的轉換與蛻變，文學與繪畫的相互作用在文化發展史上似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事實上，正是這種現象的存在促使了一種更加寬泛的互文研究的興起。
英語系副教授郝田虎博士的論文《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俄語系趙桂蓮教授與其博士生崔藝薴共同撰寫的《列斯科夫的小說〈士官生修道院〉與魯勃遼夫的聖像畫》（以下簡稱《聖畫像》）以及西葡語系程弋洋博士的《〈侍女圖〉：戲劇與繪畫》都從具體作家作品入手分析了文學與繪畫之間存在的鏡像效應。這種效應因為時代、情境、作品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形態，為文學與繪畫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可能。
論文《聖像畫》論述了“最具原生態”的俄羅斯小說家列斯科夫作品與俄羅斯民間廣為流傳的聖像畫的關係。論文採用大量翔實材料說明，列斯科夫生活的時代，聖像畫在俄羅斯民族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列斯科夫深受聖像畫文化的薰陶，他“為俄羅斯塑造其聖徒和義人的聖像壁畫”的“義人小說”與俄羅斯歷史上最著名的聖像畫家魯勃遼夫的作品之間在精神上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似乎可以這么說，我們在列斯科夫的義人小說里發現了對聖像畫的一種“敘事性模擬”。論文《聖像畫》仔細考證了列斯科夫義人小說的代表作《士官生修道院》與魯勃遼夫的聖像畫二者在細節上的相似，並從這種考證中實現了對小說作品的闡釋，猶如鏡子反射光線照亮暗處的物體，魯勃遼夫的畫作映照出了列斯科夫小說深層所隱藏的不易被人覺察的宗教核心。
列斯科夫的小說與聖像畫之間這種的關係，只是文學與繪畫多重關係的一個方面，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二者之間潛在的對話。郝田虎博士的論文所展示的正是英國伊莉莎白時期詩與畫的這種潛對話。伊莉莎白時期正值歐洲文藝復興高潮，文學與繪畫、雕塑藝術空前繁榮。在英國，有微型畫獨樹一幟，成為一時之大觀。對於微型畫，讀者不會太陌生，但是能把那個時期的詩歌與微型畫聯繫起來的讀者恐怕不多，在許多人眼裡，微型畫與詩的聯繫頂多就是充當詩集的插畫，似乎很難扯上其他什麼關係。而郝田虎的《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證明了，伊莉莎白時期，斯賓塞等人詩學觀的形成就得益於同時代微型畫大師希利亞德的作品。這種關係不是也不可能是簡單的模仿或模擬，而是在王權統治與宮廷生活的文化場中的相互比較，相互啟發，以及在比較中的自我定位。希利亞德在為女王和宮廷貴族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審美觀——比如對於畫面中“光”與“影”意義的理解，以及與這些觀念相聯繫的藝術手法，在對斯賓塞等詩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構成他們詩歌創作重要的參照值。
西葡語系程弋洋博士的《〈侍女圖〉：戲劇與繪畫》同樣論及文學作品與繪畫作品之間的應和問題，不過這裡的應和卻是一種時間的穿越，是兩個文化大師之間跨越時代的對話。17世紀西班牙畫壇巨匠委拉斯開茲的名畫《侍女圖》不但素來享有盛譽，而且以豐富的寓意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因此20世紀西班牙戲劇家布埃羅·巴列霍創作的同名作品《侍女圖》注定不可能是一部普通的以文化名人的生活與創作為素材的歷史劇，它必然包含著戲劇家對《侍女圖》這幅神秘的名畫，對畫壇大師本人以及17世紀西班牙宮廷的理解與評價。歸根結底這是一場歷史哲學的對話，需要智慧和學識，也需要深刻的歷史感，文學與繪畫對話的這個個案為文化的跨門類研究展示了廣泛的可能性。
18世紀，萊辛挾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聲威，在畫與詩之間劃上了明確的界線（如前者表現靜態，後者表現動態；再如前者表現靜穆的美，後者表現感情，等等）。然而到了19世紀，隨著浪漫主義思潮的流傳，尤其是到19世紀後期隨著現代主義思潮的崛起，萊辛劃定的詩畫界線遭到質疑，文學與繪畫的關係出現突破界線，相向而行的趨勢，似乎希望達到精神上的融合。法語系兩位在讀博士的論文——王佳玘的《從德拉克洛瓦到馬奈：探尋波德萊爾的美學現代性的發展軌跡》與伍倩的《超現實主義之窗》——分別論述了19世紀後期與20世紀初期，在作為當時西方文化中心的法國，詩歌與繪畫在不斷深入表現人的內心世界的時候，如何互相觀照，互相啟發，努力突破理性主義的窠臼，在一種新的境界中達到一種新的同一。正如伍倩的《超現實主義之窗》一文所說，這是在努力“重新填平繪畫與詩歌的鴻溝”。至於這種努力是否如該文所說，“其實只是回歸到最古老的傳統中去”，還是一個尚待商榷的問題。
本輯收錄了首都師範大學英語系朱玉博士的文章《華茲華斯與“視覺的專制”》（原載《國外文學》2011年第二期）。從標題看，這篇文章似乎與本輯的主題無關，實則不然，它論述的問題雖然不完全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卻顯然對我們的討論是有益的補充。文章介紹了生成於18世紀啟蒙思潮中的“視覺專制”在19世紀初如何遭到了浪漫主義詩人的抵制。所謂“視覺專制”，就是“視覺中心論”，它推崇視覺的價值，貶低或排斥其他感覺的意義，這種理論之所以成為華茲華斯等人心目中的一種“專制”，與機械唯物主義哲學的傳播有密切的關係。對視覺意義的過度提升影響到文學藝術，便會高度渲染描繪的意義，不僅是對可見事物的描繪，更是對不可見的情感、情緒、心理活動的描畫，換句話說，就是讓不可見“具象”，“成象”，“形象化”，從而化為可見，而且把實現這種描繪看作文學特別是詩歌的一種至高境界。西蒙得尼斯所謂“詩乃無形畫”多少就已經包含了這個意思，寫（印）在紙上的詩本由一串抽象的字母（就西方文字而言）構成，詩人卻有能力使得讀者仿佛身臨其境，目睹一幅幅鮮明的圖畫。19世紀，在質疑古典主義的大背景下，以英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等浪漫主義詩人對視覺和圖畫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不反對“意象”，但是他們刻意避免自己的心靈被“各種形象困擾，自我糾纏不清”，對他們來說，“在畫面以外存有更加本質與深層的精神因素”。從朱玉博士的分析我們看到浪漫主義時期歐洲詩歌創作向音樂尋求靈感的願望，同時也看到了在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中，詩歌對於物質化“意象”、“圖像”的疏離傾向。倘若再進一步，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疏離實際上反過來推動繪畫也加入了對已有美學觀的歷史反思，帶來了從19世紀後期開始的繪畫的革命曙光。

19世紀末攝影藝術誕生，20世紀，電影、電視、網路視頻相繼出現，而且逐漸成為文化生活的主流形式，在可見的未來仍然存在的文學與這些新興文化的關係愈來愈吸引研究者和公眾的目光。本輯收錄了三篇討論文學與電影關係的文章。法語系副教授朱曉潔博士的論文《碰撞的火花——從影片〈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的功勞簿談起》梳理了法國的這部經典影片的編劇和導演對他們的合作關係在不同時期做出的不同說明和評價。在此基礎上，文章論證了這部電影成功載入史冊的秘訣：不是得益於編劇和導演之間創作觀念的高度和諧，而恰恰相反是因為作為新小說領軍人物的羅伯-格里耶與已經蜚聲影壇的導演阿蘭·雷乃各自的開放心態保證了文學與電影者兩種文化形式的自由對話和自由碰撞。英語系許婭博士的論文《從對話到衍生的具象——〈霍華德莊園〉電影改編中的行走意象》較為深入地比較了英國小說《霍華德莊園》和電影改編的一個方面。該文剖析了影片藉以體現中下層人物倫納德·巴斯特的文化追求與現實生活衝突的三次行走意象，揭示了電影和小說如何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中下層階級文化追求的反諷立場。英語系講師、在讀博士徐溯的論文《〈寵兒〉：從小說到電影》具體地比較了美國小說《寵兒》與同名改編電影之間的異同，分析了這種異同的與小說、電影表現介質不同之間的關係，特別分析了電影對原著敘事手法的復調性的創作性模仿，以及對小說心理描寫的外化處理所取得的良好效果。

文學與藝術的關係，不但因藝術領域的不同（繪畫、音樂、影視）而呈現不同的方式與形態，而且隨著時代的遷移而不斷豐富其內涵。按照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我們可以說，在每個特定時代已經結構化了的文化場域中，文學與藝術的各門類作為場域（結構）中的不同行動者（因子），其相互間的作用既被已有的場域所限定，同時也對包括其自身習性、價值、地位與相互關係在內的場域的構建過程設定了條件。所以，文學與藝術關係無論如何多樣，如何多變，其方式，其形態，都必然依賴於它們存在於其中的場域——當然，場域並不是靜止的，而是處於不斷的再結構過程中。雖然本輯沒有論文專門就此展開討論，但是不少論文實際上都涉及了文學與藝術的關係所受到的其自身條件制約，以及時代的文化氛圍乃至社會歷史狀況的影響。
當代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擴展和信息技術的飛躍，使得文學與藝術陷於邊緣化和商品化，對於文學藝術而言，這究竟是一種尷尬還是一種機遇，目前似乎還看不大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下的社會文化場域中，文學與藝術的關係必然呈現與以往不同的更加複雜的形態。也就是說，在大眾消費文化急劇膨脹的今天，文學、藝術，以及二者的關係具有什麼特點，其“習性”如何變化，其價值在文化場域的鬥爭與較量中權重的得失如何，與文學與藝術有關的方方面面，包括作家、藝術家個人將會採取怎樣的策略，等等，這些問題，我們希望留待以後的論叢中深入探討。
本輯收錄的論文，除註明原載《國外文學》雜誌的兩篇外，均為首次發表，特此說明。編者
2012年秋

歐美文學論叢：文學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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