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率領整編後的陝甘支隊自甘肅武山進入通渭，於9月27日到達榜羅鎮。當晚，在榜羅鎮國小校長室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出席會議，史稱“榜羅鎮會議”。會議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進一步研究紅軍落腳點問題之後，正式決定並宣布改變俄界會議關於到鄰近蘇聯邊界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榜羅鎮會議
• 時間：1935年9月27日
• 主持人：毛澤東
• 地點：原榜羅國小校長室
• 目的：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簡介

1935年9月，黨中央毛澤東率領改編為“陝甘支隊”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進入甘肅境內，於17日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穿越岷縣、漳縣，在武山鴛鴦鎮突破國民黨第一一三師、第一一四師、第一一八師設防的渭水封鎖線，於26日經隴西縣東四十里舖，到達通渭縣榜羅鎮。榜羅鎮是通渭縣的四大鎮之一，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在榜羅國小內詳細閱讀了許多報紙雜誌，進一步了解了當時全國形勢和陝甘蘇區的情況。9月27日，召開了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五名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最高領導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榜羅鎮會議舊址(圖1)

會議按照毛澤東在哈達鋪提出的到陝去的行動計畫，在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進一步研究紅軍落腳點問題之後，正式決定並宣布改變俄界會議關於到鄰近蘇聯邊界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到陝北去會合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鞏固和發展陝北革命根據地，把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榜羅鎮會議徹底結束了紅軍長征長期沒有落腳點而四處轉戰的局面，從而為紅軍長征勝利完成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找到了理想的落腳點。榜羅鎮會議是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繼遵義會議以來的第二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因而彪炳史冊，功垂千秋。

背景

俄界會議後，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翻越岷山，於1935年9月19日占領甘肅哈達鋪。黨中央在哈達鋪利用3天時間對部隊進行了休息整編，使紅軍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體力逐漸恢復，同時正式宣布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共約7000多人，下轄3個縱隊：原紅軍一軍團編為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兼)，政委聶榮臻；原三軍團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彭德懷(兼)，政委李富春，軍委直屬縱隊編為第三縱隊，縱隊長葉劍英，政委鄧發。

榜羅鎮會議舊址(圖2)

陝甘支隊於1935年9月27日占領通渭縣的榜羅鎮。紅軍在榜羅鎮休整兩天。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國民黨《大公報》等報紙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形勢以及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訊息。《大公報》上刊載：“陝北則有廣大之區域，與較久根據地”，還報導，陝北的延安、延長、保全、安塞、靖江5座縣城為紅軍所占領，“現在陝北的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從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一個大的蘇區根據地，有一支活躍的紅軍，還有游擊隊和很好的民眾基礎。於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會議討論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和陝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那裡的紅軍會合。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繫，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的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正確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會議還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繫，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後來因為條件不具備，主觀力量達不到而未能實現。

內容

分析

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分析研究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日益加劇、民族矛盾不斷上升的國內外形勢，以及陝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陝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合，決定改變俄界會議上制定的在接近蘇聯的地區創建根據地的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去，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大本營的戰略決策。28日清晨，在濛濛細雨中，黨中央在榜羅國小旁邊的打麥場上召開連以上軍政幹部大會，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同志講了話。毛澤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決策，進行了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正式宣布：“陝甘革命根據地是抗日前線，我們要到抗日前線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紅軍去抗日！”

榜羅鎮會議舊址(圖3)

重申

會議重申了我黨北上抗日的總方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壯舉，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從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開始到最終立足陝北，北上抗日是中國共產黨早已明確了的既定方針和最終目的。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即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開展民眾的民族革命鬥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長征路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張國燾違抗中央北上方針、堅持南下的嚴重錯誤作了堅決的鬥爭。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在一次講活中指出，民族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畫。榜羅鎮會議分析了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嚴重性，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軍事、經濟、政治條件，及時作出了到陝北去的決策，發出了“我們要到抗日的前線上去”的偉大號召，從而使黨和紅軍北上抗日的方針得以最終實現。

確定

會議確定了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選擇了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榜羅鎮會議最終決定到陝北落腳之前，紅軍的戰略目的地曾經過七次大的抉擇和變更。特別是黨中央同張國燾分道揚鑣，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後，一個緊迫的問題提到了決策者的面前：張國燾南下是逃跑，我們北上是為了抗日，那么到哪裡去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呢？陝北紅軍的訊息，使苦苦探索長征去向的中央領導人眼前豁然開朗。榜羅鎮會議在俄界會議所確立的向甘東北和陝北前進方針的基礎上，決定將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另一方面，紅軍在長征途中被敵分割，獨立作戰。為了統一思想，達到黨和紅軍的團結與鞏固，形成對日作戰的力量，紅軍不能不尋找適合的集結地點，匯合兵力，以求發展。因此，把陝甘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紅軍長征走向最後勝利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也是紅軍指戰員當時的迫切願望，是黨中央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正確選擇和英明決策。榜羅鎮會議把陝北確定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保存了紅軍的基幹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轉移到了抗日戰爭的前沿陣地，獲得了戰略轉移的立足點和開創新局面的出發點。紅軍長徵到達陝甘根據地時，正是日本加快侵略步伐、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亡之秋。中共中央將革命大本營奠基於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極大地推動了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到來，推動了全民族抗戰的爆發，中國革命從此又轉入了抗日戰爭的新階段，從而開創了中國革命勝利發展的新局面。

提出

1935年9月28日晨，黨中央召開了陝甘支隊連以上幹部會議。支隊政委毛澤東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決策，進行了政治動員，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2．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狀況；3．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4．要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要迅速到達陝北集中；5．嚴格整頓紀律，充分注意民眾工作，解釋我軍北上抗日的意義，注意擴大新戰士等。”

要求

支隊司令員彭德懷，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和支隊副司令員林彪先後講了話。賈拓夫還向大家介紹了陝北根據地和劉志丹的情況。會後，各部隊立即進行政治動員和物質準備，提出整頓軍隊風紀，做民眾工作，擴大新戰士，進行宣傳等具體要求。

解決

榜羅鎮會議解決了俄界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具體目的地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於黨中央把陝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會後，毛澤東、彭德懷於1935年9月29日率第一縱隊先行出發，抵達通渭城，邁出了向陝北前進的第一步。

意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是黨中央和紅軍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我黨歷史上由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偉大歷史性轉折的過程中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對黨的建設、紅軍的發展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都有著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榜羅鎮會議解決了俄界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具體目的地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於黨中央把陝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沒有榜羅鎮會議的正確決策，就很難有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沒有陝甘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轉變到抗日戰爭的興起，更不會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力量的空前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說，那個時候不到陝北就沒有出路。不到陝北，抗日戰爭時期怎么能到華北、華東、華中、東北地區呢？怎么能搞那么多根據地呢？一句話，紅軍長征勝利的落腳陝甘根據地，扭轉了中國革命的危局，使中國革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開創了勝利發展的新局面。因而，榜羅鎮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十分重要和深遠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