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漢對音。用漢字對譯梵文音。多見於佛典中的專名、咒語等。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在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中，對專名和咒語往往採取音譯。例如一種神靈名 yak▄a譯作夜叉，國名▂ ravasta譯作舍衛國，花名padma譯作波頭摩；咒語Tad yath╣ i╨i vi╨i譯作怛二合也他引伊上膩尾膩，等等。利用梵漢對音材料，通過梵文的讀音來了解漢字的讀音，是漢語音韻研究方法的一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梵漢對音
- 分類：語言文字
- 套用區：佛典中的專名、咒語
正文,
正文
用漢字對譯梵文音。多見於佛典中的專名、咒語等。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在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中，對專名和咒語往往採取音譯。例如一種神靈名 yak▄a譯作夜叉，國名▂ ravasta譯作舍衛國，花名padma譯作波頭摩;咒語Tad yath╣ i╨i vi╨i譯作怛二合也他引伊上膩尾膩，等等。利用梵漢對音材料，通過梵文的讀音來了解漢字的讀音，是漢語音韻研究方法的一種。
最先倡導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是俄國漢學家鋼和泰(1877～1937)。1923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刊載了他的《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的譯文。該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對音材料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擬測的隋代《切韻》音相比照，來說明利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重要性，在方法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汪榮寶實踐了鋼和泰提出的新方法，他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國學季刊》1卷2號，1931）論文，考證出唐宋以上歌戈韻的字都讀a音，不讀o音；魏晉以上魚虞模韻的字也都讀 a音，不讀u、ü音。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傳統音韻學研究的成見，因此引起古音學上一場空前的大辯論。圍繞著如何認識和評價譯音材料和音韻研究方法等問題，以林語堂、唐鉞、汪榮寶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徐震為代表的舊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在辯論過程中，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新方法的優越性。
法國漢學家馬伯樂(1883～1945)1920年發表的《唐代長安方音》利用了天竺高僧不空的漢譯梵咒（30多個漢字）的材料，雖然這些材料只占不空全部譯音用字的5%,但是從中發現了唐代長安音鼻聲紐字對梵文鼻音，又對濁塞音這一特點，從而最先提出漢語鼻聲紐包含鼻音和濁塞音兩個成素的見解(例如，“娜”應當讀 nda)。後來羅常培在漢藏對音材料里也發現唐五代西北方音有類似的情形。
梵漢對音的研究，促使漢語音韻研究由清代學者的古韻分部轉向古音音值的擬測。並考定了個別聲母、韻母的音值。但最初階段也不免有粗疏、簡單化的弊病,例如，用宋音證隋音和用魏晉隋唐音證先秦音而時代不分，用歷史音變解釋不同來源的材料而忽視這些材料的地域差異，所以得出的某些結論與古文獻的事實不符。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論文，考證出 6世紀末至11世紀初知徹澄三個聲紐讀【t】、【t‘】、【庽】（或【庽‘】），娘紐讀 【η】，訂正了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里所作的【慩】、【慩‘】、【庿】、【怱】的擬測。選取對音材料時也注意到了它的時間性、地域性以及梵文文本之間的差別,同時又參證了漢藏對音、現代方言和韻圖等材料，所以結論比較可靠。
陸志韋和李榮用梵漢對音證明《切韻》的濁音聲母不送氣，讀作 【b】、【d】、【ɡ】，訂正了高本漢所擬測的送氣音 【b‘】、【d‘】、【ɡ‘ 】。陸志韋的《古音說略》指出，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可以直接譯成《切韻》的濁音，梵文的送氣濁音好象無從對譯，肯定古漢語的濁音全作不送氣的，不至於有大錯。李榮的《切韻音系》把隋以前各家對譯梵文字母的情形歸納成如下幾種：他們還分別參證了《廣韻》又讀、壯語的漢語借字和廣西傜歌等材料。 以上諸家考證的問題大多集中於聲紐,取材也以《圓明字輪》和《四十二根本字表》等字母譯音表為主。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論文，取材範圍擴大了,研究方法進一步改善,由零星的某些聲紐、韻部的考證轉向對一個時期、一個地區的整個語音系統的研究。他考證的後漢三國時期的聲紐系統（部分聲紐缺而不論）是：韻部（部分韻部證據少，存而不論）是：論文利用20多位經師所譯的全部經本，收集到 500多個音節，材料豐富。在對音研究上有如下貢獻：①用日本悉曇家的理論解決對音上的疑難問題，例如運用梵文元音替換規律解釋對音材料里i、e、ai之間或者u、o、ɑu之間的混淆現象；用“連聲之法”分析梵文和漢語之間的音節對應。②辨識漢譯梵音的中亞、印度方言因素，解決對音上的疑難問題，例如利用 prak╱ta（梵語方言）清輔音在兩個元音中間發生濁化的現象來解釋對音材料里一部分清濁輔音混淆的原因。③處理對音材料時，用梵文原文和別種譯本進行校勘。此文確證後漢入聲收濁塞音，發現至祭兩部去聲收-s韻尾，訂正了高本漢關於閉音節不用i、u作主元音的學說，考定四聲的起源年代和分類，討論了平、入、去聲的調值,論證了歌部韻值應為al,侵部應兩分，匣於互補，後代所謂重紐三等字有╱介音,喻為審濁，等等；並肯定了古無輕唇、古無舌上和娘日歸泥等。
最先倡導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是俄國漢學家鋼和泰(1877～1937)。1923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刊載了他的《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的譯文。該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對音材料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擬測的隋代《切韻》音相比照，來說明利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重要性，在方法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汪榮寶實踐了鋼和泰提出的新方法，他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國學季刊》1卷2號，1931）論文，考證出唐宋以上歌戈韻的字都讀a音，不讀o音；魏晉以上魚虞模韻的字也都讀 a音，不讀u、ü音。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傳統音韻學研究的成見，因此引起古音學上一場空前的大辯論。圍繞著如何認識和評價譯音材料和音韻研究方法等問題，以林語堂、唐鉞、汪榮寶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徐震為代表的舊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在辯論過程中，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新方法的優越性。
法國漢學家馬伯樂(1883～1945)1920年發表的《唐代長安方音》利用了天竺高僧不空的漢譯梵咒（30多個漢字）的材料，雖然這些材料只占不空全部譯音用字的5%,但是從中發現了唐代長安音鼻聲紐字對梵文鼻音，又對濁塞音這一特點，從而最先提出漢語鼻聲紐包含鼻音和濁塞音兩個成素的見解(例如，“娜”應當讀 nda)。後來羅常培在漢藏對音材料里也發現唐五代西北方音有類似的情形。
梵漢對音的研究，促使漢語音韻研究由清代學者的古韻分部轉向古音音值的擬測。並考定了個別聲母、韻母的音值。但最初階段也不免有粗疏、簡單化的弊病,例如，用宋音證隋音和用魏晉隋唐音證先秦音而時代不分，用歷史音變解釋不同來源的材料而忽視這些材料的地域差異，所以得出的某些結論與古文獻的事實不符。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論文，考證出 6世紀末至11世紀初知徹澄三個聲紐讀【t】、【t‘】、【庽】（或【庽‘】），娘紐讀 【η】，訂正了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里所作的【慩】、【慩‘】、【庿】、【怱】的擬測。選取對音材料時也注意到了它的時間性、地域性以及梵文文本之間的差別,同時又參證了漢藏對音、現代方言和韻圖等材料，所以結論比較可靠。
陸志韋和李榮用梵漢對音證明《切韻》的濁音聲母不送氣，讀作 【b】、【d】、【ɡ】，訂正了高本漢所擬測的送氣音 【b‘】、【d‘】、【ɡ‘ 】。陸志韋的《古音說略》指出，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可以直接譯成《切韻》的濁音，梵文的送氣濁音好象無從對譯，肯定古漢語的濁音全作不送氣的，不至於有大錯。李榮的《切韻音系》把隋以前各家對譯梵文字母的情形歸納成如下幾種：他們還分別參證了《廣韻》又讀、壯語的漢語借字和廣西傜歌等材料。 以上諸家考證的問題大多集中於聲紐,取材也以《圓明字輪》和《四十二根本字表》等字母譯音表為主。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論文，取材範圍擴大了,研究方法進一步改善,由零星的某些聲紐、韻部的考證轉向對一個時期、一個地區的整個語音系統的研究。他考證的後漢三國時期的聲紐系統（部分聲紐缺而不論）是：韻部（部分韻部證據少，存而不論）是：論文利用20多位經師所譯的全部經本，收集到 500多個音節，材料豐富。在對音研究上有如下貢獻：①用日本悉曇家的理論解決對音上的疑難問題，例如運用梵文元音替換規律解釋對音材料里i、e、ai之間或者u、o、ɑu之間的混淆現象；用“連聲之法”分析梵文和漢語之間的音節對應。②辨識漢譯梵音的中亞、印度方言因素，解決對音上的疑難問題，例如利用 prak╱ta（梵語方言）清輔音在兩個元音中間發生濁化的現象來解釋對音材料里一部分清濁輔音混淆的原因。③處理對音材料時，用梵文原文和別種譯本進行校勘。此文確證後漢入聲收濁塞音，發現至祭兩部去聲收-s韻尾，訂正了高本漢關於閉音節不用i、u作主元音的學說，考定四聲的起源年代和分類，討論了平、入、去聲的調值,論證了歌部韻值應為al,侵部應兩分，匣於互補，後代所謂重紐三等字有╱介音,喻為審濁，等等；並肯定了古無輕唇、古無舌上和娘日歸泥等。
美國學者柯蔚南1981年發表的《漢朝佛教徒對音方言札記》考證出後漢時期的聲紐是：韻尾入聲-p、-t【t、θ】、-k，陽聲-m、-n、-嬜。介音w、r、j。元音i、e、a、媅、u、o、姙。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高本漢等人的某些擬測。但關於邪禪二紐的擬音只能算作憑空推論。
梵漢對音材料里也存在音近替代現象，這是由於梵語和漢語是不同系屬的語言，各有各的語音系統和組合規則，不是一對一的關係。這就要求研究者分析對音材料時，力避簡單從事，應從多方面去考慮問題，參證儘可能多的材料。
參考書目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1。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入《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日本光生館，東京，1984。
參考書目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1。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入《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日本光生館，東京，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