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梭倫改革
- 地點：古希臘
- 改革時間：公元前594年
- 改革性質：（工商業性質的）奴隸主階級
- 主要改革者：梭倫
改革背景,主要內容,經濟,政治,改革分析,改革意義,改革影響,
改革背景
梭倫（約前638—約前559），出身貴族，但青年家道中落，早年經營貿易，與商旅為伍，他反對貴族專權，同情平民，主張在城邦中實行公正立場，以城邦利益為重。
雅典當時的戰神山議事會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中樞。貴族藉助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使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城邦大事，選舉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窮是富，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設立了新的政府機關——四百人會議，類似公民會議的常設機構，由雅典的四個部落各選一百人組成，除第四等級外，其它各級公民都可當選；設立了陪審法庭，每個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陪審法庭成為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這一切，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開闢了道路。
在梭倫進行改革前，雅典農民的境況是極其艱苦的，借了財主的債若還不清，財主就在借債者的土地上豎起債務碑石，借債者就會淪為“六一漢”，他們為財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給財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夠繳納利息，財主便有權在一年後把欠債的農民及其妻、子變賣為奴。
在梭倫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嚴酷著稱、對偷竊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血寫的，梭倫改革了這一酷刑。
他還採取了許多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措施，如除自給有餘的橄欖油外，禁止任何農副產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會一種手藝；獎勵有技術的手工業者移居雅典，給予其公民權；改革幣制；確定私有財產繼承自由的原則等。梭倫制定的這一系列法律條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鑲在可轉動的長方形框子裡，公諸於眾。
雅典學院
雅典學院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倫，希望他來擔任首席執政官，調解已經白熱化的窮人和富人的衝突。當時貧富懸殊，許多窮人不僅自身貧窮，還欠下富人的許多債，還不起債的人們有一些按契約成了“債務奴隸”，有一些則被迫逃亡異地，於是民怨沸騰。憤怒的窮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財富；而富人卻不願意放棄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一部分甚至驕奢傲慢，貪婪無厭。激烈的衝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內戰則可能傾覆城邦。
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廣場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農民、手工業者和新興的工商業奴隸主。興致勃勃的人們正急切地等待著一個重要時刻的到來：新上任的首席執政官梭倫將在此宣布一項重要的法律。
只見梭倫在眾人的注視下大步登上講壇，環顧四周，徑直走到一個大木框前。此時，嘈雜的會場立時變得鴉雀無聲，人們凝神屏息，視線隨著梭倫不約而同地投向了那個大木框。
梭倫用手一撥，將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轉過來，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條文便呈現在人們面前。梭倫高聲宣讀了這項旨在打擊沒落氏族貴族、促進奴隸制經濟發展的法律“解負令”，由於欠債而賣身為奴的公民，一律釋放；所有債契全部廢除，被抵掉的土地歸還原主，因欠債而被賣到外邦作奴隸的公民，由城邦撥款贖回。並以洪亮的聲音莊嚴聲明；“此法律的有效期為一百年”。頃刻間，掌聲雷動，歡聲四起，那些無力還債的農民更是起勁地歡呼，整個雅典城被一片異常熱烈的氣氛所籠罩。
改革後，財主再也不能這樣做了，廣大平民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厄運，那些因欠債而被賣到異邦的人由國家出資贖回了。正如梭倫在詩中所寫的，他拔掉了豎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債權碑。梭倫自然因此受到了廣大平民的愛戴。
主要內容
經濟
①廢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債，禁止把欠債的平民變為奴隸。由國家出錢把因無力還債而被賣到異邦為奴的人贖回，並廢除了“六一漢”制度（平民無力還債，不得不為債主耕種土地，關於稅率，國內外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按亞里士多德的記述，稅率為六分之五，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漢”。但研究者認為這個稅率偏低，可能是亞里士多德的筆誤，不過，希臘半島本來土地匱乏，阿提卡土地貧瘠，出產較少，土地收入只夠勉強餬口，六分之一的稅率在當時也許已經是很重的負擔了），這一措施史稱“解負令”。
雅典
雅典②實行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糧食出口，擴大橄欖油輸出；實行貨幣改革，以利於商業貿易；獎勵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學習手工業技術；改革度量衡，鑄造雅典新幣，制定了一些有關財產繼承、禁止厚葬、撫恤為國犧牲公民的親屬等法令。
③承認私有財產繼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上的氏族殘餘。
政治
①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權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來劃分公民等級。按一年農產品收入的總量把公民分為4個等級（按年收入的的穀物等產品的數量分別列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級）， 各等級的政治權利依其財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級可擔任一切官職；第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除司庫（即財政官，一種執政官）以外的高級官職；第三等級可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公職，但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
古希臘貴族
古希臘貴族同時，不同的等級所盡義務也有差別。例如，在軍事義務方面，第一、第二等級提供騎兵，自備軍械、軍裝和馬匹。第三等級提供重裝步兵，他們自備軍械和軍裝，但不需提供馬匹。他們是構成雅典軍隊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級主要是充當輕裝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帶軍備，只帶棍棒。
②設立四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四百人會議由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了第四等級外，其他公民皆可當選。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嚴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關殺人罪的部分，使整個雅典法較有人道色彩。
改革分析
梭倫當時擔當了重任，無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夾縫中的改革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還奠定了此後雅典近兩百年繁榮興盛的根基。在此分析一下梭倫改革的兩點啟示。第一，梭倫始終恪守中道。
他沒有滿足平民的平分財產的要求，但下令取消當時所有的公私債務，這樣，至少使當時的窮困者不再負擔任何債務；同時不僅廢除了“債務奴隸”，也禁止今後任何以人身為擔保的借貸。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兩個階級。富人的借貸收不回來，財富當然要“縮水”，但他們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財富卻沒有被剝奪，更無肉體被消滅之虞。這可以說是梭倫的“短辦法”、“快辦法”，是一種主要表現於經濟上的斷然措施，就如在沸湯上澆上一盆涼水。
對此開始窮富雙方都不滿意，但慢慢也體會到它的好處。當梭倫獲得了雙方信任，被賦予立法大權，他就考慮他的“長辦法”了，這就是從憲法上規定，按公民的財產狀況將他們分為四個等級，四個等級都有選舉權，但只有前三個較富有的等級有擔任官職的資格。初看起來窮人的權利有限，他們不能擔任官職，只能作為公民大會的成員或作為陪審員來參與國政。但這兩種權利，尤其是後一種權利，在開始時似無足輕重，到後來卻證明是非常重要的，絕大多數的爭執最後都要經過這些陪審員來解決，包括高級官吏判決的案件，他們就漸漸成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隨著經濟發展加“通貨膨脹”，實際上後來幾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擔任官員的準入資格。
梭倫堅守中道是因為他對人性有一種透徹的認識。他在改革中雖然幫助窮人，但並不賦予窮人和富人兩方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優越性，他不討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為富不仁”，但窮人占有了財富也會同樣如此。過度積聚尤其僭取的財富像權力一樣會腐蝕任何人。
他在自己的詩中寫道：“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富厚如屬於沒有教養的人們，厭足就要滋生不遜。”所以“我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勢。”今天看來，他的那怕是暫時廢除信貸的經濟措施對現代市場社會來說可能會是過於激進乃至災難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張在現代人看來又會是過於保守乃至反動的，但它們在當時的情勢下卻不失為中道之舉，因為重要的是其間所貫注的中道精神。
第二，梭倫將個人的力量發揮到極致，而又使權力立足法律並重歸法治。
梭倫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獨裁者的權力，窮人和富人兩方都曾力勸和想共擁他做大權獨攬的“僭主”，但他拒絕了。這其中當然有他自己的考慮，他說，在那個位子上固然好，但很少有人從那裡和平地走下來。更重要的是，他將城邦的福祉看得比個人的權力更要緊，他也有自己在權力以外的愛好和所珍視的價值。所以，為了城邦的長治久安，梭倫把他個人一度掌握的很大權力和權威用在了制訂和落實法律制度上，他更注意的不是他在權位上會怎樣，而是他不在會怎樣。但梭倫並不是盲目地相信法律條文，他知道法律必須有各方利益和背後強力的支持。有人曾嘲笑他編訂的法律好像蜘蛛網，只能纏住那些落在網裡的弱者，遇到富人和權貴就會被扯得粉碎。梭倫對此的答覆是：當破壞協定對雙方都不利的時候，人們是會遵守相互間的協定的；而他正是要為公民們制訂這樣一種法律，使他們都明白，實行正義要比犯法有利得多。他不期望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只是制定“他們願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也不主張數量和狀態的平等，而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如他所說的：“我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法律不能自行，還是必須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大的權威來建立和鞏固它，而擁有很大權威的權力者，是否能有長遠眼光和公正精神將人治引向法治，並以身作則地自覺遵守法律，的確又相當依賴於這一權威者的自身素質。法須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須持法方能久安，這可能正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種持久張力，而其健全的解決之道可能要依賴於各方面的有利條件配合，有時甚至依賴於幸運。的確，梭倫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僅與其個人政治素質和魅力有關，也還依靠了雅典人當時已經比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緊隨其後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圖又實際上執行了一條沒有梭倫的“梭倫路線”，這就更是梭倫立法的一種幸運了。
改革意義
梭倫改革既不遷就貴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級不享有擔任政府官職和參選“四百人會議”的權利。這種中立政策未能徹底化解社會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克里斯提尼
克里斯提尼通過這些改革，使雅典貧苦公民擺脫了遭受債務奴役的威脅，打擊了貴族統治，使城邦體制更加鞏固。同時，梭倫通過規定公民個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防止了土地的過分集中，使城邦體製得到健康發展，民主政治也發展起來。保護和促進工商業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隸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隸制經濟開始走向繁榮。
梭倫改革是雅典城邦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有助於工商業發展，調整了公民集體內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使自身從事勞動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地位得以保證。
改革影響
梭倫改革有助於工商業的發展，為雅典的奴隸主工商業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梭倫改革對雅典民主政治的影響：
1、開闢了一條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2、克里斯提尼在其基礎上使雅典民主化進一步完成。
3、伯利克里時，雅典民主政治進一步完善。
梭倫改革局限性：
梭倫由於受歷史條件和本身工商業奴隸主階級立場的局限，沒有滿足下層平民對土地的要求，沒有使他們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梭倫還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經濟狀況，一方面保護貴族的政治特權。但其結果是，下層人民的要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貴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損而心生怨恨，於是梭倫對平民與貴族是兩面不討好。獲利最多的是工商業奴隸主。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
梭倫經濟改革穩定了雅典公民團體，促進了工商奴隸主階層的崛起，使雅典階級結構發展為貴族奴隸主、工商奴隸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會格局，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會基礎；政治措施使下層平民得以參與國家政治，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證，同時也開啟了西方權力劃分的先河；滲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與東方“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價值基礎。
梭倫改革觸及了當時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占有關係，是對舊生產關係的調整，所以恩格斯稱它是一場“革命”，但這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舊勢力沒有被徹底清除，下層人民的要求也沒有很好地滿足。梭倫推崇“中庸”，企圖用妥協的辦法來求得鬥爭雙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經濟狀況，一方面保護貴族的政治特權，他形容自己“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但結果兩面都不討好，最後自己被迫遠走埃及。
古希臘民主政治首先，《解負令》將廣大平民從債務奴隸制的枷鎖中解脫出來，成為享有自由權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備的公民群體。
其次，財產等級制度的確立，使財產資格取代血緣資格，從根本上瓦解了貴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基礎，且使工商業奴隸主分享了政治權利，也使下層平民獲得了一定的公民權利。
再次，改組國家權力機構的措施，打破了貴族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
最後，梭倫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措施，大大促進了雅典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其很快成為古代希臘最繁榮的工商業城邦。同時，加強了工商業奴隸主和平民的經濟實力，為雅典民主政治的轉變奠定了經濟基礎。
梭倫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穩定雅典的社會秩序，因此他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帶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梭倫以財產資格確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權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級在國家政權中占據著絕對的優勢，下層公民沒有充分的參政議政的權利。
梭倫改革後，貴族的實力雖有所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氏族制度殘餘仍得以存續。貴族憑藉血緣門第，照樣擁有世襲占有土地的特權。
結果，貴族對權力的剝削不滿，下層平民需要進一步改革的願望也沒有得到實現，貴族和平民的矛盾沒有根本解決。導致非公民沒有享有民主的權利，女性沒有政治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