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如浩（1863—1941），原名昭濤，字如浩，號孟亭（夢亭），廣東香山人，1874年跟隨容閎赴美留學。1881年回國，任天津兵工廠繪圖員。1883年跟唐紹儀一起作為穆麟德隨員赴朝鮮籌設海關，1885年起為駐朝鮮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幕僚。1894年甲午戰事起，隨袁世凱回國，一直在鐵路部門供職。1902年負責接收關外鐵路，經營效益顯著。1907年起歷任山海關道兼關內外鐵路總辦、天津海關道、上海道等職。1908年任外務部右丞（部長助理）。1911年10月袁世凱組閣，任郵傳部副大臣。1912年曾短期任外交總長，因拒絕簽署外蒙條約去職。1922-1923年任接收威海衛委員會委員長，被罵為“漢奸”，旋即辭職。退休後定居天津，曾任華洋義賑會會長。1941年去世。
基本介紹
生平經歷,人物軼事,引領詹天佑獨立辦鐵路,辭職抗議沙俄侵略蒙古,毛澤東批“漢奸梁如浩”,
生平經歷
梁如浩，同治二年（1863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唐家村(今珠海市)。
清光緒七年(1881)5月歸國，任天津西局兵工廠繪圖員。清光緒九年(1883)，任中國德籍顧問穆麟德隨員，赴朝鮮籌設海關。清光緒十一年(1885)，袁世凱任駐朝鮮通商事宜大臣，梁被任為幕僚。清光緒二十年(1894)，袁奉召回京，梁隨袁歸國，委為關內鐵路運輸處處長，後升北寧鐵路總辦。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受清廷委派，由八國聯軍手中接收關外鐵路。光緒二十八年（1902）5月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7月，任唐山路礦學堂（即後來的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總督（即校長）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派駐荷蘭，後納資捐升候補道。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梁負責修築京漢鐵路支線(由高碑店至梁格莊)。翌年，先後任奉錦山海關道兼關內外鐵路總辦、天津海關監督、牛莊海關道、天津海關道、上海海關道。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授外務部右參議，復遷升外務部右丞兼署奉天左參贊。
出國前夕梁如浩（左）與唐紹儀
出國前夕梁如浩（左）與唐紹儀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夕任袁世凱內閣郵傳部副大臣。武昌起義後，廣東獨立，都督胡漢民任梁為軍政府交通部部長。1912年民國肇建，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曾提名梁為交通總長，未獲參院同意。稍後，任陸征祥及趙秉鈞內閣外交總長，加入國民黨。因派系紛爭，矇事棘手（俄國策動外蒙獨立），乃辭職出走天津。民國10年(1921)，梁如浩出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高等顧問。翌年，又被北京政府任為“接收威海衛委員會”委員長，幾經談判後於民國12年(1923 )與英國草簽“中英威海衛條約”。民國14年(1925)加入“扶輪社”。退休後居天津。晚年任“華洋義賑會”會長。民國30年(1941)10月在天津去世。
人物軼事
引領詹天佑獨立辦鐵路
1902年，慈禧太后準備下一年“展謁西陵”，突發奇想，希望乘坐火車前往。西陵位於直隸易縣，當時並無鐵路。上諭在10月份發下，要求從高碑店到梁各莊新築一條支線，在6個月內完工。誰知在聘用哪國工程師這件事上，英、法兩國各不相讓，鬧成了僵局。袁世凱果斷決定由中國人自己修築，命關內外鐵路總辦梁如浩擔任西陵鐵路總辦，以詹天佑為總工程司，用了4個月的時間修建完畢。此線雖然只有短短43公里，卻是第一條由中國人籌建、設計、施工的鐵路。梁如浩、詹天佑名聲大噪。
梁如浩具有出色的經營管理才能。1906年初，袁世凱在奏摺中，對梁如浩接收關外鐵路之後的工作大加稱讚：“經該局總辦道員梁如浩等，督率華、洋員司切實經營，洪纖畢舉，遇事殫心籌劃，設法招徠，使全路一千五百餘里商貨灌輸，貿易往來日見興盛，所收車腳進款，頓形暢旺。除一切開支及按月攤還借款本息外，約共結餘銀一百八十餘萬兩”（《袁世凱奏議》）。梁如浩還馬上從中提取50多萬兩銀子上交給袁世凱。
詹天佑得以出任京張鐵路會辦兼總工程司，梁如浩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梁、詹兩人是留美同學，本來就十分要好。詹天佑原來跟袁世凱並無交道，梁如浩則不同，從朝鮮時期追隨袁世凱，到此已有超過20年交情。京張鐵路開辦的前提，是不借任何外債，全靠梁如浩管轄的關內外鐵路餘利作為資金來源，這正是梁如浩竭力經營的成果；袁世凱對詹天佑是否具備主持設計、施工的能力並無把握，只有梁如浩對詹天佑知根知底，相信這個老同學能不負眾望。在京張鐵路籌備期間，梁如浩為支持老同學的工作，從關內外鐵路局調出陳西林、鄺景陽等多名工程師支援京張鐵路局。如今詹天佑對京張鐵路的貢獻人所共知，卻往往忽略了梁如浩的作用，殊不公正。
1907年，梁鼎芬上奏摺攻擊袁世凱，同時也指斥袁所任用的親信，說“梁如浩、蔡紹基、劉燕翼等，以行賄而任關道，綱紀蕩然。恐自是以後。人知有奕劻、袁世凱、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梁鼎芬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標在奕劻、袁世凱，拉梁如浩等人出來“陪綁”。袁世凱攬權有之，並不為個人積蓄私財；梁如浩、蔡紹基以歸國留學生出任負責對外交涉的海關道，正是用其所長。慈禧正依靠袁世凱辦事，結果將梁鼎芬臭罵一通：說他“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彈劾，尤屬非是。著傳旨申飭。”（《德宗實錄》）但1908年慈禧去世，下一年袁世凱罷官，梁如浩也稱病辭去外務部右丞職務。
辭職抗議沙俄侵略蒙古
1911年武昌事起，清廷被迫啟用袁世凱，袁的班底又紛紛復出。梁士詒被袁世凱授為郵傳部大臣，但梁士詒事務繁多，只能請梁如浩出山擔任郵傳部副大臣，目的似是減輕梁士詒的負擔。此時梁如浩在廣東原籍，又被廣東都督胡漢民提名為廣東省交通部長。後唐紹儀組閣，提名梁如浩為交通總長，未獲參議院通過。
1912年9月，袁世凱任命梁如浩為外交總長。梁如浩上任時，按上一任外長陸徴祥的先例，發一份通告給各國駐京公使，說本總長已經接任，希望貴公使於某日某時來署，“以便接見”。外交素重級別、禮儀，總長地位高於公使，此舉本屬正常。乃外交使團開會，挑剔措辭，說前清外務部尚書上任都是先拜會各公使，不知清末一直都是慶親王奕劻任外務大臣，外務部尚書只是慶親王的輔助官，情形有所不同。各公使復函只說知悉此事，並不來會見。因此梁如浩上任一個多月，除跟法國公使見過一面外，跟其他各國竟然沒有聯絡，訊息也不靈通。沙俄趁機瞞著中國，偷偷在外蒙加快動作。（《黃遠生遺著》）
當清廷解體之際，沙俄在外蒙古已經深度介入，到此時袁世凱緩過勁來，沙俄的勢力已經坐大。11月3日，俄國私自與蒙古活佛簽訂《俄蒙協約》，梁如浩於7日提出抗議，謂“蒙古為中國領土，現雖地方不靖，萬無與各外國訂條約之資格。茲特正式聲明，無論貴國與蒙古訂何種條款，中國政府概不承認。”（《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93頁）11月8日，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齊面見梁如浩，將《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遞交，聲稱“俄國與之訂立條約，惟措詞甚慎，始終並未提及蒙古脫離中國之語”，要求“中國在外蒙不殖民、不駐兵、不派官。”梁如浩震驚之餘，作出強硬聲明：“中華民國繼承前清之權力，外蒙古仍為中國之一部分，不能擅與外國訂約”，“外蒙之事，全屬內政問題。”梁如浩主張在民國剛剛建立之時，對外採取強硬路線，但無法說服袁世凱等人，只得出走天津，提出辭呈。袁世凱立即任命陸徴祥接替。政府和國會忙著對內爭權，對外事務毫無布置，等到事到臨頭，總是找個外交總長當替罪羊。民國前期的對外交涉，多是這種情形。
毛澤東批“漢奸梁如浩”
1922年9月，梁如浩被任命為“接收威海衛委員會”委員長。在山東談判時，因英國條件過於苛刻，梁如浩中斷交涉，回京辦理。經過40輪磋商，到1923年5月大體達成一致，雙方擬定《接收威海衛協商意見書》。此意見書仍需報外交部、中央政府核准。為達到儘快收回威海、為回收其他租界地開個好頭，梁如浩作了一點小的讓步，即英國整體交還威海衛，但可無償租借劉公島10年，英軍可在附近海域練習，英國人可參與威海市政管理。就在此時，參與交涉的山東人陳紹唐私自將意見書曝光，並在山東旅京同鄉會上發表聲明，聲討梁如浩“罪狀”，在《晨報》上登出，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陳紹唐說：“梁督辦居心媚外，向英人獻保留劉公島之策。威海衛之交還關係軍事上甚巨，梁氏甘心賣國，以無條件的交還，變而為繼續的租借，且變而為永遠的租借，無非另有交換，專謀利己……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動，乃繼以威脅。至激烈不能相下時，梁氏往往拍案厲聲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權辦理，往往指揮左右將余扶出門外。余憤不可遏，曾屢次擬以身殉。一日余隨手取一硯即欲向頭自擊，某英人觀之大驚，向余勸阻，梁氏毫無所動也。”（轉引自毛澤東：《英國人與梁如浩》，《嚮導周報》1923年第38期）毛澤東也以陳紹唐的單方面聲明為依據，號召“國人應速起反對露骨侵略中國的海盜英國人！國人應速起反對漢奸梁如浩！”
全過程參與中日青島交涉、中英威海衛交涉的山東人陳乾，是辛亥革命時攻克徐州的主將，曾任孫中山非常大總統咨議，深知拖延時間正中了英國人的圈套，陳紹唐此舉“名為保鄉，其實害鄉”，純為自己謀取“愛國”美名，為梁如浩說了公道話：“弱國外交無便宜可占，只怕懸擱，使英、日得以從容開闢。起鬨者有人，負責者無人。那些號稱愛國者的用心，不外乎將二案斷送，使陳某少有樹立。但只能徒供地方犧牲，將祖宗墓斷送，名為愛國，其實害國，名為保鄉，其實害鄉。”他所指斥的“陳某”，正是陳紹唐。
陳乾還指出拖延解決有三害：“一，土地放棄，英人在威海盡可以從容經營，將來結果，契約有效與青島案同等之害。二、外交孤立，所有各種應收回之事恐說不著。三、此關已破，恐各國協以謀我，雖欲呼冤，不知向何國呼起”（《昌邑歷史人物》）。當時山東派系複雜，各懷目的，有些派別利用民眾情緒，捏造不實之詞，把水攪渾，最終結果，反而是英人得利。威海衛直至1933年才結案收回，那時國際形勢已經起了變化，英國無心無力在山東與日本爭衡了。梁如浩面對陳紹唐的誣陷，怒斥陳氏撒謊，“確非事實，毫無憑證”，掛冠而去，從此不問政事，專心從事慈善事業。
外交談判，從來都需要雙方各作出一定讓步，百分之百按某一方要求辦理，不是談判，乃是城下之盟。以當時國勢之弱，面對實力最強的英國，唱高調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讓國家受害。1950年初，當我國跟“老大哥”前蘇聯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中方不得不以承認外蒙獨立為條件，換取蘇聯在中長鐵路移交中國上的讓步（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只有自己負責談判的時候，才會明白前輩外交家當年的難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