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傳統中相當於自然科學的學問。由博物學與格物致知觀念相互影響而形成於宋末，西學東漸後它成為連線傳統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橋樑。
中國有久遠的博物學淵源，東漢出現唐蒙的專著《博物記》（190年前後）。晉張華所著《博物志》名揚後世，其同類著作《感應類從志》（295年前後）書名也顯示儒流物理理論特色。唐李淳風的《感應經》和宋初名僧贊寧的《物類相感》延續博物學傳統。在宋末，一本書將博物學與儒學的“格物致知”聯繫在一起。此書名為《格物麤談》，內容不過是輯錄《物類相感》中有關經驗科學類的記載，這顯然為程、朱窮理於“一草一木”的思想張目。朱熹的五傳弟子朱震享將其醫學著作命名《格致餘論》，並序稱“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莫若為朱世傑《四元玉鎰》（1303年）作序稱數學為“格物致知之學”，明曹昭撰《格致要論》（1387年），後又有胡文煥將其範圍廣泛的考證題名《格致叢書》，至此儒流“格致學”的涵義初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致學
- 定義：連線傳統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橋樑
格致學發展,
格致學發展
明末西學東漸之際，有志西學之士以儒流格致學的見識接納西方科學，徐光啟開其先。1607年，他在《刻幾何原本序》中說：“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1612年，在《泰西水法序》中他更詳細地說：“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餘緒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世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受徐光啟影響，遂有國內熊明遇撰介紹西學的著作《格致草》（1620年），駐華基督教傳教士高一志著《空際格致》、湯若望著《坤輿格致》、南懷仁向康熙帝進《窮理學書》。這又激奮陳元龍著百卷本中國傳統科學類書《格致鏡源》（1735年），阮元撰《疇人傳》（1795～1799年）為儒流歷算家243人立傳，彰明中國格物傳統之源流。
洋務運動期間，“格致”成為洋務派和傳教士提高西學身價，以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旗幟。改革派領袖之一的馮桂芬在1861年撰文《制洋器議》，強調西方算學、詢槳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A.偉烈亞力、傅蘭雅與李善蘭合譯I.牛頓的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其譯名亦用《數理格致》。教士丁韙良在京師同文館任教，設“格物”課，譯編教材《格物入門》（1866年）。徐壽與傅蘭雅一起在上海開設“格致書院”（1874年）。創辦《格致彙編》（1876～1890年），普及西方科學知識。此後，以“格致”為題的一批自然科學通論著作面世，如《格致啟蒙》、《格致小引》、《格物探源》、《格致新機》、《格致略論》、《格致釋器》、《格致舉偶》、《格致問付炒習答題要》等，尚有王仁俊的《格致古微》（1896年）和江標的《格致精華錄》等講述中國傳統科學的大型著作。
格致學的進一步坑探立重發展超出中西科學的內容對應，進入方法論領域。1886年士子瞿昂來在格致書院的考試答卷中提出朱熹的《大學補傳》與F.培根的《新工具》之間的方法論對比：“致知格物，《大學》僅列其目。朱子補之，辭意渾融，後之學者不易得門而入。惟其所補之說，與泰西格致家窮理之法相同。泰西格致之法，雖不創於英國宰相貝根（培根），實賴貝根之新法，祛其誤而辟其途。故西人言格致者多重貝根，亦數典不忘之意也。中國則失傳已久，或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或謂一草一木亦須去格，而終不言格之法，即與物窮理窮之之法，幸有泰西格致之學出，其法備，其理明，而使中國數千年絕學復得見於今日。”
此言一出，培根學說風行中國，其《新工具》被譯為《格物窮理新法》、《格致實義》、《格學新法》諸名。蔡元培於1901年為其友人的著作《化學定性分析》作序，把《大學》“格物致知”譽為：“實科學大法也。科學大法有二：曰歸納法，曰演繹法。歸納者，致曲而會其通，格物是也。演繹者，結一而畢萬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為資，而獨辟之智必取徑于歸納。”
格致學的流傳導致清政府於1886年在京師同文館設“格物館”，1898年改稱“格致館”。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中又規定“格致科”為分科大學的八科之一，並將其細分為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動植物學六目。至此，格致學已被規範化。同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格致學沿革考略》，追述它的歷史。早在1883年王韜就曾建議科舉考試增加“格致”，翌年鄭觀應又建議科舉設格致科。雖然這些建議未被接受，但在科舉制已廢的情況下，1911年留日歸灑協龍國的章鴻釗和留英歸國的丁文江仍被授予“格致科進士”。辛亥革命後，大學格致科改為理科，內容無所改變，但是“格致學端巴凳”的名分就此終結。
源遠流長的傳統博物學以宋儒倡導“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為契機納入儒學構架，在西學東漸之際，西方的科學墊霸舟拜拒宙照技術又以儒學格物致知觀念的延伸而被歡迎，並因而導致從儒學中分離出格致學。在格致學的名義下，中西科學匯流，進而又從“格致學”到“科學”，形成中國科學近代化的一大特點。
此言一出，培根學說風行中國，其《新工具》被譯為《格物窮理新法》、《格致實義》、《格學新法》諸名。蔡元培於1901年為其友人的著作《化學定性分析》作序，把《大學》“格物致知”譽為：“實科學大法也。科學大法有二：曰歸納法，曰演繹法。歸納者，致曲而會其通，格物是也。演繹者，結一而畢萬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為資，而獨辟之智必取徑于歸納。”
格致學的流傳導致清政府於1886年在京師同文館設“格物館”，1898年改稱“格致館”。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中又規定“格致科”為分科大學的八科之一，並將其細分為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動植物學六目。至此，格致學已被規範化。同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格致學沿革考略》，追述它的歷史。早在1883年王韜就曾建議科舉考試增加“格致”，翌年鄭觀應又建議科舉設格致科。雖然這些建議未被接受，但在科舉制已廢的情況下，1911年留日歸國的章鴻釗和留英歸國的丁文江仍被授予“格致科進士”。辛亥革命後，大學格致科改為理科，內容無所改變，但是“格致學”的名分就此終結。
源遠流長的傳統博物學以宋儒倡導“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為契機納入儒學構架，在西學東漸之際，西方的科學技術又以儒學格物致知觀念的延伸而被歡迎，並因而導致從儒學中分離出格致學。在格致學的名義下，中西科學匯流，進而又從“格致學”到“科學”，形成中國科學近代化的一大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