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特魯德·斯坦
- 外文名：Gertrude Stein
- 別名：格特魯德·斯坦（泰）因、斯坦小姐
- 國籍：美國
- 民族：猶太
- 出生地：賓夕法尼亞州阿列格尼（現在是匹茲堡的一部分）
- 出生日期：1874
- 逝世日期：1946
- 職業：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理論家、收藏家
- 代表作品：《毛小姐與皮女士》
個人經歷,人物作品,寫作特點,人物評價,人物影響,
個人經歷
格特魯德·斯坦於1874年出生於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利根尼的一個猶太家庭。尚在襁褓中時，全家由阿利根尼遷往維也納，又移居巴黎。斯坦遂相繼掌握了英語和德語後又學會了法語。最後，全家於1850年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荒野，這時，父親丹尼爾·斯坦只允許他的孩子們講“純正”的美國英語，禁止他們講其他語言。丹尼爾·斯坦冷酷而又盛氣凌人，只接受過最低的正規教育。他在舊金山投資纜車，發了一筆小財，遂為孩子們延聘了幾位家庭教師，讓他們負擔過多的功裸，對他們寄予過多的奢望。他們孩提時代備受父親不斷的責難，熬過了嚴酷的管制，而其軟心腸的母親過於軟弱，不敢稍有異議。斯坦認為，說任何事情不愉快都是愚蠢的，更不要說童年這樣重要的事了。
格特魯德·斯坦
3歲的斯坦
格特魯德·斯坦3歲的斯坦1885年，母親開始呈現癌症的徵候，痛苦地熬了幾年後於1888年去世。其時，斯坦14歲。格特魯德形隻影單，無人照顧，便由中學退學，陷人她後來稱之為“黑暗而可怕”的日子。她帶著一種狂熱博覽群書，常常是聽從李奧的建議，買回成摞的書，雜亂無章地囫圇吞下。
1893年，斯坦考入哈佛大學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就讀心理學系。大學畢業後轉入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專攻人腦解剖學與認識心理學。計畫研究女性“神秘的苦惱”，即人們所說的歇斯底里症。由於她對解剖學深感厭倦，成績不甚理想，最終導致輟學，未能如期畢業。
1902年，斯坦隨哥哥李奧旅居法國，兄妹兩人時常出入巴黎的先鋒派畫廊，並成為其中一些藝術家的終生摯友，其中就有畢卡索夫婦和馬蒂斯夫婦。
她從1902年起就開始嘗試文學創作。記載其同性戀傾向的作品《情況如此》就完成於1903年。1906年，斯坦坐著讓畢卡索給畫肖像時，就構思了第一次使她贏得文學聲譽的那本書的大部分章節。由福樓拜敘述謹慎有節的《純樸的心》（李奧曾把它作為法語練習讓她翻譯獲得靈感），斯坦的《三個女人》採用三重奏的方式敘述三個女人艱難生存的故事。
斯坦於1907年在巴黎遇到她的同性伴侶，名為愛麗絲·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從此兩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在斯坦1922年的作品《毛小姐與皮女士》中，“gay”一詞出現頻率達一百多次，這部小說被認為是最早把“gay”這個詞賦予了同性戀的含義。1908年，她完成了長達千餘頁的《美國人的成長》。但是直到1925年，此書才得以發表。1909年，獲得熱烈反響的中篇小說集《三個女人》問世。這部在觀賞塞尚畫作時創作的作品，帶有明顯的福樓拜《三故事》風格，語言樸實、準確、簡明，確立了她的作家地位。
1910年夏，斯坦和脫克拉斯在佛羅倫斯郊外正式“結婚”。是年秋，艾麗斯遷進斯坦的家。這樣，艾麗絲·B.脫克拉斯“漸而比當時活著的其他任何人都要幸福”，斯坦在為她的新娘寫的傳記性素描《阿達》中這樣講，“戀愛中的人幾乎總在聽。”聽啊愛，愛啊聽。
斯坦又寫了立體主義的實驗文字《軟鈕扣》（1914）、歌劇 《三幕劇中四聖人》（1929）、法文版《十幅文字肖像》（1930）、《美國的地理歷史：或人性與人類精神的關係》（1936）等風格獨特的作品，以及自傳體作品《艾麗斯·B托克拉斯自傳》（1933）、紀實文學《我所見的戰爭》（1945）。此外，她還著有文學論著《如何寫作》（1927一1931）、《在美國的講座》（1934）、《什麼是傑作》（1922-1936）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坦自國外買進一輛福特大旅貨車，並學會駕駛，將給養分送到全法國的醫院。戰後，她和艾麗斯又給許多孤苦伶仃的英國士兵。她們倆已收為“教子”寫信。但在斯坦任何文學性的寫作中，她都沒有寫上這番經歷傷員、恐懼、柔情。她那時很少寫作，投人大部分時間給一群根據傳言找上門來的年輕作家提建議，作指導（有時還提供膳食和資助），在20年代，這就像聖旨一樣。一幫畫家散了，一幫畫家又來了。其中，她給予影響最深、投人最多的，是時年23歲的歐內斯特·海明威。他當時總坐在她的腳邊，學習怎樣像個男人一樣寫作。
二戰爆發後，巴黎淪陷，斯坦與艾麗斯避居法國鄉下，隨後德國兵也到了她的新住所，安排住進了她們的房子。再後來，她們的房子又住進了美國兵。斯坦將親歷的東西寫成《我所見的戰爭》一書，但未被“美國文庫”收編。其實，這本書應是斯坦有分量的書之一，因為它講述了神話傳說的終結。戰爭結束後，斯坦又返回巴黎，這回她的沙龍里坐滿了美國軍人，吃著她的朱古力冰淇淋。斯坦又記下了他們都說了些什麼，又是怎樣說的，仿佛他們就是新時代的詩人。她自己也開始為老朋友維吉爾·托馬斯創作音樂劇《我們所有人的母親》的歌詞部分，仿佛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一年多功夫，當她因癌症於1946年7月逝世後，劇本正好完成。
斯坦的親筆簽名
斯坦的親筆簽名人物作品
作品名稱 | 原文名 | 年份 |
《情況如此》 | 1903 | |
《三個女人》 | Three Lives | 1909 |
《軟鈕扣》 | 1914 | |
《毛小姐與皮女士》 | 1922 | |
《什麼是傑作》 | 1936 | |
《美國人的成長》 | 1925 | |
《如何寫作》 | How to Write | 1931 |
《三幕劇中四聖人》 | 1929 | |
《在美國的講座》 | 1934 | |
《美國的地理歷史：或人性與人類精神的關係》 |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merica or the Rel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Human Mind | 1936 |
《艾麗斯·B托克拉斯自傳》 |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 1933 |
《我所見的戰爭》 | Wars I Have Seen | 1945 |
寫作特點
斯坦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幾乎有點孩子氣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影響了舍伍德·安德森和歐內斯特·海明威等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作者極力傳達她所謂的“持續性存在”的觀點，因此作品中摒棄規範的標點使用規則，強調印象之作而非敘列陳述，還經常重複使用同一單詞和短語，如“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這是出自《地理與戲劇》（1922）里的一句話，也許是她最著名的一句話。
格特魯德·斯坦
格特魯德·斯坦就像畢卡索是現代藝術領域的實驗家一樣，斯坦是文學領域裡現代主義敘事方式的實驗大師。她在語言革新、技巧突破以及創作意識等方面甚至做出了超越現代主義而且在今天看來都超前的嘗試，她比20世紀其他任何用英語（或許任何一種語言）寫作的作家都走得更遠。她創立了自己特有的文學語言和形式，拋棄了傳統的、霸權的、含義容易理解的模式，即重視所指超過能指的模式、被視為父權制的模式；她開創了一種豐富的、複雜的、開放式結尾的、反父權制的句法和語義模式。她寫作的最突出的特點是重複、持續現在時和語言文字遊戲，這使得她的寫作超越了現代主義風格，而帶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色彩。比如：
“羅斯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美麗無比/漂亮的長筒靴/美麗無比/最香甜的冰淇淋/記錄著花季記錄著花季記錄著花季/… …/多才多藝多才多藝多才多藝/充滿活力和一個象徵充滿活力的字眼或讚譽或/敬禮敬禮敬禮”
這首詩里“玫瑰”（Rose）一詞重複使用了4次，其他辭彙也多有重複。然而正是在這看似隨意的重複中，讀者可以感受到詩人情感的加強和思路的流動，並從平面的文字中體會到一種立體效果。斯坦在後來的作品中曾多次引用過該句，而且還將這種重複的寫作特點貫穿始終。
除了重複的辭彙和語句之外，她還使用了被她稱之為“持續的現在時”的敘述方式。“持續的現在時”是斯坦為了避免傳統的時間觀念給她的寫作帶來破壞性的影響而創建的，即頻繁使用現在分詞、動名詞等動詞的變化形式，使讀者感到所敘述的事情始終固定在現在時刻，造成一種“持續的現實感”。這種模式反映了她對時間、記憶、歷史和敘事的獨一無二的理解。她認為心理時間對於個人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應該準確把握人的心理時間，捕捉人的瞬間意識。她摒棄記憶，強調當下。她曾經說過：“我們並不生活在回憶中，而是活在現在。”因此，她的多數作品都是用現在時態寫成，經常沒有時間順序和前因後果；卻往往在表面雜亂無章的文字中間嘗試直指事物的本質。這與後現代主義“即時性、瞬時性”的時間觀念如出一轍。她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歷史相對論的邊界，這一點也符合後現代主義反對歷史宏大敘事的根本原則。
斯坦的作品不僅強調“持續現在時”和重複語句的使用，而且還經常破壞傳統的句法和標點符號的運用，摒棄除句號之外的所有標點符號。雖然看上去難以理解，讀起來卻富有強烈的節奏感。“每個單詞在斯坦的寫作中都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存在，極富節奏和韻律。如果我們朗讀她的作品，就會覺得仿佛是在欣賞作者演奏美妙的音樂。因此，對斯坦的作品不僅要讀還要聽，在傾聽的過程中玩味文字的魅力”。它很像美國黑人的說唱藝術，唱詞的重複和凌亂是為了突出音樂的節奏感。閱讀斯坦的作品，不僅可以領略作者音樂般的語言藝術，還在無形當中建立起了一種作者和讀者之間特有的互動關係——作者信任讀者的句讀能力，而讀者則在朗讀聲中去體味作者的意圖。斯坦在這種開放式的寫作模式中不僅顛覆了傳統的和現代的敘述風格，還挑戰了“作者已死”的文學批評理論，讓讀者在字裡行間時刻感受到她的存在，體會出“意出塵外，妙生筆端”的藝術魅力。
斯坦的文學創作與現代派藝術密不可分。斯坦與畢卡索為終生好友，常在一起談畫論詩。斯坦接受了立體主義的理論，她把繪畫藝術引入文學實驗，悟出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手法，以字代筆進行立體描繪，利用帶有微妙變化的不斷重複來強調同一物體的不同層面的微妙差異，描寫靜物世界，用語言的結構反映世界的結構，反映她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她的思維風格。如在 《軟鈕扣》中，斯坦給塞尚、馬蒂斯和畢卡索用文字作的三幅畫像。在畢卡索的畫像中，第一段是這樣的：“一個人一些人肯定在追隨的人是一個有十足魅力的人。一個一些人肯定在追隨的人是一個有魅力的人。一個一些人在追隨的人是一個有十足魅力的人。一個一些人在追隨的人肯定是一個有十足魅力的人。”斯坦將這些更似繞口令的句子不斷重複，使這些文字帶有了無法解釋的抽象性。她對畢卡索的外貌絲毫不作描寫，也沒有描述他的日常生活，而是通過在各個不同的段落不斷地重複這樣饒舌的句式和句子，不斷給讀者的大腦輸送她自己對於畢卡索的態度和觀念，實際上也是對畢卡索的高度讚揚。
斯坦的現代性表現在死亡主題的強調。斯坦在小說《三個女人的一生》開篇故事“好安娜”中，描寫展示了安妮從一個精力充沛、善良助人、日夜操勞的年輕婦女發展到筋疲力盡、積勞成疾、抑鬱而死的生命歷程，尤其是斯坦用記錄病例的形式，簡單地敘述了安妮的死亡，凸顯了安娜生命與死亡的張力，生與死之間的對比反襯了安娜忙碌的一生和不幸的結局。斯坦在“梅蘭克莎”和“溫柔的麗娜”中繼續展示女主人公的青年到死亡的生命歷程，用同樣的方式記錄梅蘭克莎和麗娜的死亡，使故事的死亡主題隨著主人公們的一次次死亡，在重複中得到升華。死亡主題還表現在斯坦在“好安娜”中對安娜的寵愛的狗的死亡描寫、在“梅蘭克莎”部分，開篇講到瓊嬰兒的死亡和梅蘭克莎母親死亡的描寫和傑夫照顧生命垂危病人的事件中。死亡主題在故事人物的一次次死亡中得到強調而產生意義。
斯坦晚年的作品《艾莉絲·B .托克拉斯的自傳》和《我們大家的母親》表面上看似斯坦對傳統文學創作的妥協，實際上卻通過這兩部傑作讓世界了解了作家本人和美國歷史上的一位女權主義先驅；在《自傳》中，作家還向讀者公開了她本人與眾不同的（女同性戀）生活方式和她反抗父權制傳統的創作心理與技巧，一方面證明她本人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另一方面還通過該作品讓讀者和批評家去發現她以前那些不被看好的作品，領會她原本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創作初衷，這不能不說是斯坦的過人之處。
人物評價
《紐約時報》曾這樣評價斯坦：“斯坦的創作強調聲音和旋律而非字感。摒棄傳統意義的句法和語法，她嘗試拋棄時間和記憶，而去捕獲“片刻的意識”。斯坦在寫作技巧和形式上的創新使得她比那個時代的所有現代派作家在反對傳統上都更徹底和激進，我們不得不承認她是超越時代的文學語言實驗家。”
人物影響
在20世紀美國文學史上，幾乎每部文學史在談到她時都會不約而同地冠以“海明威的導師”和“`迷惘的一代”的發言人和引路人”的稱號。她創作手法大膽、新穎而獨特，她的這些創新改變了人們以往對語言的簡單看法。她在文學語言上的創新至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後現代主義的“先行者”。作為後現代主義的翹楚，斯坦在世界文壇上占據著舉足輕重位置。她在巴黎的沙龍是當時年輕一代藝術家的聚集和交流之地，也是“迷惘的一代”的港灣。她的文學指導曾影響了海明威、菲茲傑拉德等負有盛名的作家。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的說法，找到了美國文學第二次繁榮的散亂背後的聯繫。斯坦的創作風格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
畢卡索1906年為格特魯德·斯坦畫的肖像
畢卡索1906年為格特魯德·斯坦畫的肖像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有著廣泛基礎的文化動力，是從過去一百年現代化的複雜進程中逐漸而艱難地衍生出來的。因而，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品極有可能帶有後現代主義的特徵。在斯坦的幾乎所有作品中，無論從寫作風格上，或是從內容主題上，都可以找到後現代主義的影子。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位“混亂之母”是後現代主義的先驅。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後現代主義”一詞開始逐漸成為文學藝術批評領域中的一個流行術語，此後一直是哲學和文化領域中一個引人關注的理論，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和批評家都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有關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論爭。許多學者都把閱讀斯坦的作品作為研究後現代主義的敲門磚；而斯坦從最初的後現代主義先驅到最後的向傳統的回歸卻從某種程度上預告了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趨勢，如碎片化、拼貼、並置、戲仿、混亂以及只關注當下等諸多弊端，使得後現代主義文學正越來越失去廣大讀者，失去曾經的強勢。文學和藝術越來越多地重訪歷史和傳統，強調終極關懷。在這個朝著所謂後後現代主義發展的時代，重新審視斯坦這位偉大作家，越發感到她是一個為未來寫作的先知。斯坦在寫作風格和主題上的創新就像她本人發明的“持續進行時”一樣，對今天和後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始終持續著。她曾自信地說過：“我相信這句詩里的‘玫瑰’ 一定會在英文詩中紅透百年。”果不其然，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裡，許多西方的文藝作品甚至日常生活中仍在引用這句詩，如1952年的好萊塢音樂劇《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中的唱詞、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孫子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知覺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1954）和《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1958）、義大利人昂貝爾托埃科（Umberto Eco,1932- ）的《關於<玫瑰之名>的思考》（1984），等等，就連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也曾在演講中仿效過斯坦說“罪行就是罪行就是罪行”（A crime is a crimeis a crime）。後人對她這種重複風格的效仿使得“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Rose is arose is a rose is a rose）這句話成為西方文化中膾炙人口和耳熟能詳的經典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