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鴉片貿易在澳門的發展之初,司打口的源起,“司打口”名稱由來,滄桑,填塞——“柯邦迪前地”之產生,後期發展及景況,澳萊·英京酒店,新新酒店,同善堂第二診所,
歷史沿革
這條街道的名字,葡文名稱中的“Ponte e Horta”是取自第86任澳督邦迪·柯打(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的全名最後三個字,中文名稱“柯邦迪”則是該字以澳葡官方的譯法並配以
中國人姓名的文法來組合(“柯”取譯自“Horta”,而“邦迪”則取譯自“Ponte”)。街道命名於
1869年7月26日。
至於“司打口”的稱號由來,下文將有表述。
鴉片貿易在澳門的發展之初
澳門的鴉片進口活動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在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的澳門稅關表中就記有“鴉片二斤值價銀條二個”,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進口澳門的記錄。在清康熙至同治年間,澳葡政府扮演著鴉片存貯和中轉的重要角色,也包攬了中國海關原在澳門徵收的大煙稅。在可查閱的記錄中,康熙元年(1662年)時已是“年課厘稅五百兩白銀”,康熙六年時則是一萬兩,康熙十年時已飆升至十萬兩。而在康熙年間海禁一度開放,進口澳門的鴉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時年進口量已超過一千箱。
司打口的源起
不過,這時鴉片生意的主導地位,已由原來的葡國商人變成英國商人,因為英國人銷售鴉片的方法比較高明。澳葡方面有見及此,便開始向鴉片商開徵更多的煙稅,以防鴉片市場被英國人壟斷。而這些所謂的“額外煙稅”,官方稱這是“向中國海關包洋藥稅”,自己祇是“代中國海關向外商徵收洋藥稅而已”;但實際上,這些稅項只有小部份交給清廷,大部份則是由澳葡政府占去。
而由於當時澳門對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灣(即內港)為主要港口,故在這一帶就有多個埠頭,不過這些大都是屬私家用途。其中一個為司打口。當時其對出還屬水域,埠頭為“凹”字形,中間的河道約在今聚寶街和蓬萊新街街口之間,可予船隻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盡頭為石階,以便船隻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貨品。在與火船頭街的位置還架有一道木橋連線埠頭兩岸,但只可行人。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澳葡收歸的,澳葡在埠頭兩岸興建貨倉存棧(稱“公棧”或“官棧”),並於石階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則利用司打口進口美名為“洋藥”的鴉片。當時如要進口鴉片到澳門,須向清廷報繳稅項,而該稅收初時是由澳葡當局代收的,故在埠頭駐有汛兵和稅吏,而石階上的大屋原來就是用作收稅的辦公樓。自此,司打口便成為了當時澳門唯一一個鴉片進口碼頭。
“司打口”名稱由來
對於運送鴉片的商船,從外地到達中國南海後,經十字門駛向南灣,停在燒灰爐村以北遠處的埠頭,把鴉片拆裝,然後轉由多艘小艇分批繼續運送。小艇隊再繞過西灣和媽閣,便到達司打口。把鴉片卸下後,鴉片擁有者則到大屋把鴉片登記,然後鴉片便會先被暫存到公棧內,待擁有人繳稅。擁有人完稅後,澳葡當局就會在對應的鴉片裝箱上黏貼印花,並向擁有人發出完稅收據。此後,擁有人便可憑此收據隨時從貨倉領回自己的貨品,再把鴉片轉售。
而通用名稱中的“司打”,其源由歷來存在著兩個說法:一說是因為洋人稱呼這些貼在箱上的完稅印花為 “Stamp”,把該字取其粵語音譯即為“司打”[參 4];另一說是指因為收稅屬於財政範疇,故“司打”一詞應是來自葡文 “Fazenda”(意即“財政”)的粵語音譯,而昔人也有把國課署(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財政部門)叫為“司打署”,稱其印發的稟紙為“司打紙”等。
滄桑
自司打口被收歸後,所建的公棧也是全澳門唯一的官方鴉片儲存倉,正門位於紅窗門街,後門則開在河邊的石級上。當鴉片運送到司打口後,便經由後門存入公棧,待鴉片擁有人完稅後,就經正門運出公棧。若要把鴉片銷往中國內地,則再由苦力用人力車沿紅窗門街和三巴仔橫街等地把鴉片運回南灣,在南灣下船轉運至廣州,再經廣州分散至中國各地。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滿清政府宣布禁止輸入鴉片後,澳葡政府的洋藥稅收和代理生意陷於停頓,司打口頓時變得冷清。澳葡當局不甘損失此龐大的稅收利益,於是與鴉片商人勾結,陳情賄賂清朝官員,把鴉片走私到澳門。結果司打口的蕭條僅過了大約一年便又開始興旺起來,禁菸令實行了三年後,司打口已經回復禁菸前的景況[參 10]。
由於鴉片在中國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潤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員私下與澳葡當局合夥,瓜分洋藥稅,並把澳門的鴉片進口市場壟斷。此舉損害了外國鴉片商的利益,引致這些鴉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鴉片走私到中國內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無視清廷的禁菸令,頒布特權予葡萄牙人以進口鴉片,變相將鴉片進口合法化;而事實上這個“特權”也允許其他外國商人進口,只是運載的船隻在駛進澳門的時候要掛起葡萄牙的旗幟而已[參 9]。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時這類走私活動已非常猖獗,這對司打口作為鴉片碼頭的地位幾乎絲毫無損。加上期間中國爆發鴉片戰爭,大清雖然戰敗,但也使這類走私活動有所減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獨沽一味,部份鴉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東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榮態勢。至清同治年時(1862年),澳門的鴉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壟斷。
填塞——“柯邦迪前地”之產生
後來鴉片進口量不斷增加,司打口和公棧已不敷套用,而且衛生環境差劣,故在1866年時,當時剛剛上任的澳督柯打就決定擴充司打口。在整治工程前提交給總督的報告中,就有一份對司打口及其一帶區域作出這樣的描述:
“ 狹窄骯髒的街道縱橫交錯,衛生環境惡劣,房屋擁擠、污穢,有礙觀瞻。 ”
司打口群興大廈內的走廊,是已取消的“公棧巷”之一部份[終於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司打口被完全填塞,自此埠頭也消失了[參 3],此時柯打總督也已卸任。澳葡當局在填地上,建立新的煙稅碼頭(即現在的比厘喇馬忌士街大豐倉處,南舢舨碼頭側);而中間的空地,因為整治工程由柯打總督策劃,於同年7月26日當局決定將之命名為“柯邦迪前地(Praça de Ponte e Horta)”,以紀念柯打有此政績。爾後幾十年間公棧不斷擴充,主要集中在火船頭街、群興新街和夜呣街之間,其中還設有“煙膏配製場”和“大煙專賣局”,在光緒年時國課署總部更遷入公棧內。鴉片貿易之日益紅火,至1925年時公棧仍在擴充,在群興新街與安仿西巷之間又築了一條街道,名為“公棧巷(Travessa do Ópio)”,以利公棧運作。1933年時澳葡當局更公然在當年的《澳門年鑑》中刊出《鴉片專賣章程》,以便商家承投。不過在1935年後,澳葡終於察覺到鴉片對澳門市民的為害,開始收緊鴉片進口和研究治療菸癮的方法,最終在1946年,澳門全面禁止進口和吸食鴉片
後期發展及景況
鴉片在澳門被禁止後,公棧也變作其他用途,曾經用作一般貨物的倉庫、熔金場、學校等。而中間的空地也改為公眾用地,後來在曠地上更有賣武表演,又有說書看相和茶座開設,每逢入夜,熱鬧場面不乏。直至1980年代,大部份公棧被拆,改建為住宅大廈,而“公棧巷”也被取消。1989年,澳葡當局又將前地重整,並在其修整道路,空地頓時被馬路斷成兩截,呈“日”字形。1992年時澳門文化司署[注 7]將柯邦迪前地列入澳門文物名錄中的“已評定之地點”類別。
後來因在遠處的營地街市重建,1994年時司打口曠地上被改建為臨時街市,至1998年營地街市重建完成後,原臨時街市被改為臨時文化活動中心。直至2003年,有關當局為配合十六浦發展計畫,把司打口還原為空地,並改建為休憩廣場,在廣場中建有噴泉和兒童遊樂場等。不過此後休憩廣場卻被指是不實用,因當時廣場中的噴泉水池占地過大,廣場又無可作遮蔭的樹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終逼使當局在2004年時再度把司打口廣場重修,收窄水池和種植更多樹木,加設坐椅,改建為現在的司打口休憩廣場。
澳萊·英京酒店
樓高五層的澳萊·英京酒店(Ole London Hotel)地處司打口的東端,建於1980年代,為一家兩星級酒店,內有46間客房。2008年時酒店進行過重修,門面和內部均裝潢為南歐葡式風格。
新新酒店
在前地與蓬萊新街交界處的新新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Sun Sun),原為一座五層高的舊式木樓,建於1920年代。1994年美國最佳西方國際集團(Best Western International, Inc)將其重建成現在的新新酒店。酒店為兩星級,樓高15層,提供178間客房,內有4家餐廳。
同善堂第二診所
鴉片屋,現為同善堂第二診所該處位於火船頭街與柯邦迪前地交界,原為鴉片公棧的一部份,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俗稱“鴉片屋”。自1946年澳門禁鴉片後,曾被先後租出作為貨倉和熔金場。後來為一所學校租用,該校名為粵海大學,不過因為校方欠租過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後被改為第二警區署,後來被荒廢。1992年時澳門文化司署將鴉片屋列入澳門文物名錄中的“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名單”類別,四年後有關當局更耗資67萬澳門元把公棧重新修葺。2001年,同善堂第二診所由原清平直街舊址遷入該公棧,為市民提供中醫針灸及各種西醫診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