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教給我的那些事》內容簡介 明星是娛樂新聞、娛樂消費的永恆熱點，人們樂此不疲地談論明星，窺伺明星，消費明星，但說到底，明星藝人吸引我們的不光只有眼球，更刺激的是把潛藏在我們內心或淺或深之處的欠缺與空虛引發出來。人們對明星的各種“把玩”，無非是自身隱秘欲望和情感的折射。 《這個人必須也很愛電影》內容簡介 林奕華排演舞台劇這么多年，取材每多來自文學，手法上的靈感卻總是電影。令他難過的是，好電影似乎越來越少，電影與思想已漸行漸遠，成了現代人用來暫時解除焦慮的特效藥。如果電影人缺乏好奇心和想像力，漠視知性與心靈的滿足，無法掌握大眾的欲望和期待，那即使有再多光鮮亮麗的姿態、悲天憫人的情懷，也找不到投射的空間。 《把愛情像石頭一樣推上山》內容簡介 一見鐘情，於我到底是一個人“如何看自己與別人異同之處”的學問。愛情的價值不就是來自兩個陌生人在互相了解中體味的甜酸苦辣嗎？假如甫見面便掉入歷史編寫的童話故事裡，那種快樂極其量是參加化裝舞會式的快樂，完全公式化的“心想事成”，試問可以帶來怎樣的momentof truth？ 《文化人何苦為難文化人》內容簡介 文化人能有幾誠實地面對自己？答案就在他們如何呈現、論述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對自己的想像——之中。由於這是個“沒有成名等於不存在”的時代，身在這樣的“文化”中，如果說文化人不受影響，就像是說他有自備的空氣和水而不受污染。
基本介紹
- 書名：林奕華作品集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1150頁
- 開本：32
- 作者：林奕華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bkbkbq2383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文摘,
內容簡介
在這個娛樂至死而無所適從的時代，
在這個愛情泛濫而無情可愛的時代，
在這個文化發達而文化成災的時代，
香港知名導演、編劇、評論家林奕華
採擷現代都市中的人性、欲望、精神
冶煉成滾滾紅塵中的惡之華麗
在這個愛情泛濫而無情可愛的時代，
在這個文化發達而文化成災的時代，
香港知名導演、編劇、評論家林奕華
採擷現代都市中的人性、欲望、精神
冶煉成滾滾紅塵中的惡之華麗
作者簡介
林奕華，橫跨劇場、舞蹈、電影、教育等不同領域的香港多棲創作人、批評家。1989—1995年旅居倫敦期間，自組“非常林奕華”舞蹈劇場。1995年回港後致力推動舞台劇創作，編導作品超過五十部。1999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1994年憑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獲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自1997年起至今擔任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講師。其批評文章散見《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外灘畫報》、《上海壹周》、《明日風尚》、《號外》等各地報章雜誌
文摘
我的情敵是社會——愚人情書
愛人：
自從你不讓我和你見面，我真想把手頭上的工作全部放下。但大家都以為我是隨便說說。現在，剩下我一個人硬著頭皮應付面前必須負的責任。昨日列一張清單出來，手上的工作總共十七項。九月，原來已經進入絞盡腦汁之季。
腦——與老的發音好不近似，可是它也會老呀——據說，老了，腦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或，未老已經遇上這些問題——最近分別與幾個朋友談到丘世文的腦癌。
你一定不知道了——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輕文化人中一個紀念碑式的人物， 是他和鄧小宇、陳冠中三個人創辦《號外》的。當時的《號外》，自然不是現在的樣子，它肩負了分析針砭文化時弊的大任——以嬉笑怒罵。每一期的封面已是先聲奪人——假如現在你會好奇誰是新一本 《阿米巴》（Amoeba） 的封面人物，當年《號外》 ，應該稱關注。將雜誌變成明星，在香港，恐怕後無來者，唯有八十年代的《號外》（因為經濟起飛，香港轉型金融中心， “建築”和“城市規劃”也是《號外》的兩個“主題” ） 。
曾經，每期《號外》我都有，卻在搬家時不懂珍藏，撕的撕，掉的掉。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號外》展現在你的面前，你就會明白香港現在是如何沒有選擇地……開倒車。
而當年《號外》的一隻重要腦袋丘世文，也要面對它的衰竭死亡。丘世文和我的工作室曾經在同一座大廈。那時候我們經常在進出時碰見。他的“傳奇”是家中沒有牆壁，只有書櫃。他在雜誌中的讀書報告是最好看的，他在報紙上寫的文章，是剔透通明的，像……昨夜之燈。每次看見他，我都畢恭畢敬。（另一個令我有同樣尊敬的，是現在任職消費者委員會的前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她以三年議員任期，爭取成立“平等機會法案”，唯是爭取不到性傾向歧視的條例三讀成法案。在她下車之前， 《經濟日報》去訪問她，問三年之內學到什麼，她答：學到怎樣去爭取一件事情，以及如何交給別人繼續，然後自己 move on。）說回丘世文。他常常吸著菸斗，十分學者風。他是港大的精英。對港大，那年代的人感情至為深厚。許鞍華有部八十年代拍的電影叫《今夜星光燦爛》，林青霞飾演一個港大學生，與講師林子祥發生戀情，分手過後了十八年，戀上了少男吳大維，後來才知道他是林的兒子。有一個鏡頭我的印象深刻極了，是荷花池。最近許鞍華的紀錄片《去日苦多》，也是對港大致以懷念，她找來詹德隆和吳靄儀談大學生的素質。當中有許多懷舊感慨，當然少不了即將拆卸的何東。
丘世文有一個筆名叫顧西蒙，有一系列書叫《周日床上》，寫大學畢業的八十年代新中產如何賴床……因為缺乏人生的推動力。寫得萬分萬分好，好的文字，好的設計，好的觀察——從專業人士身份到低下階層，統統深入生活，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鏡子。現在恐怕已經絕了版，否則，不論從閱讀趣味或認識社會的角度來看，都是必看之作。
那年代，我們的腦袋，有別的腦袋來刺激、滋潤。這，未嘗不是集體的鞭策吧——就像我說過老師在班房裡的責任，其實應該是鼓勵同學speak their minds，因為每個人要聽見自己的聲音，必須透過別人的聲音。一粒石子投擲出來的漣漪，到底不似彼此起落的競投，這樣，湖面的蕩漾，才不是一、二、三，然後寂止。
八十年代有新興的媒體、文字、影像、音樂（達明一派！）、時尚、劇場（進念）——新，即是某程度的破舊。見得愈多，人們的腦袋愈是躍動，心頭也相對開放得多。那時候， “接受/不接受”不是人們的底線，相反，大家只會希望追上時代步伐，證明自己也做得來、做得到。
九十年代最大的分別是，因為政治前景的不明朗，回歸既成定局，大氣候一片逆來順受，所以表面繁榮，實則……報紙頭版愈來愈似漫畫——大隻聳動的標題，大幅嚇人的視覺：不是很像《風雲》連環圖嗎？
而且，沒有幾張報紙能夠脫離這種“投大眾所好”的框框。昨日一份報紙的文化版編輯來電，她說做完國際意見調查，報告出來如下：
（一）讀者要多些彩色圖片 ；
（二）少些又長又嚴肅的文章 ；
（三）多些生活化材料（即是吃喝玩樂信息） 。
聽罷我便問她：“這樣的意見，也要花錢才調查得出來嗎？”或，這份報紙的老闆是否一定需要這個報告，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級，把自己改裝成《東方》三號、《蘋果》四號？……沒有選擇，這個城市。
沒有選擇，是因為有財有勢、控制大眾思想與行為模式的野心家們，十足十地掌握了香港英治時期的習性，繼續推行“中國人殖民中國人”——以對腦袋的不尊重。
你可以說，責任沒理由歸咎賣物者，應該是買物者自暴自棄才對——是他們先不尊重自己的腦袋，不認為思想自主是作為一個“人”的最珍貴之處，所以才會被餵什麼就吃什麼，然後養成長期依賴的習慣。乍聽，這也真是雞和蛋之爭。不過，就是有人不能認同目前的狀況，他們出力，還是不易得到回響支持——英治的一個後遺，就是將無力、無自信的自我價值觀根深蒂固地種植在被管治者的腦袋和血液里。於是，有理想與逃避至上的，變成互相克制，自己人打自己人，時間精力花在了內戰之上，權威的管治者大可放心睡午覺去了。
選擇，是脫離慣性，怎少得了“勇氣”？
“慣性” ，放在香港的範疇，沒有任何例子比得上 TVB的收視率——它的節目真是質量保證嗎？答案雖然清楚不過，只是觀眾看得多跟少的差別，殊不知真正的差別在於——要求！
要求 TVB 進步，不一定上 K-100 對住鏡頭像白痴般喃喃自語。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自己製作節目。
自己製作節目，不一定是搬上螢幕，可以在舞台，在紙上，在家裡，在同學當中。
所以， “要求”不應該是消極、 被動的。 “要求”有很多變數，而 creativity，才是目的，又是手段。
我們生活的這塊地方， 大部分都在身受 “創意已死”的煎熬，所以覺得“要求”是那么遙不可及的事情，但這並不代表人們甘於過著“沒有要求”的生活，相反的，沒有能對自己作出“要求”的人，愈是對苦悶寂寞的生活作出“要求”——自己愈是不能做到，愈是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這個“別人”，不是別人，就是“對象” 。
父母把子女當成“對象” ，男人把女人當成“對象” ，女人把男人當成“對象” 。 “對象”把“對象”當成“對象”。當“要求”不切實際，不能被滿足，大家就把責任推諉在人物、時間、地點，而不是回到根源：“我”為什麼有這些（不能要求自己的）要求？
要求別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像，要求別人對“我”好，總是容易過要求自己對“自己”好。因為“我”和“自己”是有分別的（法文不是也這樣教嗎？）——“我”，是 ego，它在任何事情的前頭，是拉住馬車的頭馬，所以甚少能夠放下。 “自己”則是一種self——是放下了“我”才看得見的真正主體。
凡事以“我”為主，未必是抓住了“主題” ，更多的時候，卻正好相反 ：別人不動我不動，完全是被動。
……
愛人：
自從你不讓我和你見面，我真想把手頭上的工作全部放下。但大家都以為我是隨便說說。現在，剩下我一個人硬著頭皮應付面前必須負的責任。昨日列一張清單出來，手上的工作總共十七項。九月，原來已經進入絞盡腦汁之季。
腦——與老的發音好不近似，可是它也會老呀——據說，老了，腦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或，未老已經遇上這些問題——最近分別與幾個朋友談到丘世文的腦癌。
你一定不知道了——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輕文化人中一個紀念碑式的人物， 是他和鄧小宇、陳冠中三個人創辦《號外》的。當時的《號外》，自然不是現在的樣子，它肩負了分析針砭文化時弊的大任——以嬉笑怒罵。每一期的封面已是先聲奪人——假如現在你會好奇誰是新一本 《阿米巴》（Amoeba） 的封面人物，當年《號外》 ，應該稱關注。將雜誌變成明星，在香港，恐怕後無來者，唯有八十年代的《號外》（因為經濟起飛，香港轉型金融中心， “建築”和“城市規劃”也是《號外》的兩個“主題” ） 。
曾經，每期《號外》我都有，卻在搬家時不懂珍藏，撕的撕，掉的掉。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號外》展現在你的面前，你就會明白香港現在是如何沒有選擇地……開倒車。
而當年《號外》的一隻重要腦袋丘世文，也要面對它的衰竭死亡。丘世文和我的工作室曾經在同一座大廈。那時候我們經常在進出時碰見。他的“傳奇”是家中沒有牆壁，只有書櫃。他在雜誌中的讀書報告是最好看的，他在報紙上寫的文章，是剔透通明的，像……昨夜之燈。每次看見他，我都畢恭畢敬。（另一個令我有同樣尊敬的，是現在任職消費者委員會的前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她以三年議員任期，爭取成立“平等機會法案”，唯是爭取不到性傾向歧視的條例三讀成法案。在她下車之前， 《經濟日報》去訪問她，問三年之內學到什麼，她答：學到怎樣去爭取一件事情，以及如何交給別人繼續，然後自己 move on。）說回丘世文。他常常吸著菸斗，十分學者風。他是港大的精英。對港大，那年代的人感情至為深厚。許鞍華有部八十年代拍的電影叫《今夜星光燦爛》，林青霞飾演一個港大學生，與講師林子祥發生戀情，分手過後了十八年，戀上了少男吳大維，後來才知道他是林的兒子。有一個鏡頭我的印象深刻極了，是荷花池。最近許鞍華的紀錄片《去日苦多》，也是對港大致以懷念，她找來詹德隆和吳靄儀談大學生的素質。當中有許多懷舊感慨，當然少不了即將拆卸的何東。
丘世文有一個筆名叫顧西蒙，有一系列書叫《周日床上》，寫大學畢業的八十年代新中產如何賴床……因為缺乏人生的推動力。寫得萬分萬分好，好的文字，好的設計，好的觀察——從專業人士身份到低下階層，統統深入生活，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鏡子。現在恐怕已經絕了版，否則，不論從閱讀趣味或認識社會的角度來看，都是必看之作。
那年代，我們的腦袋，有別的腦袋來刺激、滋潤。這，未嘗不是集體的鞭策吧——就像我說過老師在班房裡的責任，其實應該是鼓勵同學speak their minds，因為每個人要聽見自己的聲音，必須透過別人的聲音。一粒石子投擲出來的漣漪，到底不似彼此起落的競投，這樣，湖面的蕩漾，才不是一、二、三，然後寂止。
八十年代有新興的媒體、文字、影像、音樂（達明一派！）、時尚、劇場（進念）——新，即是某程度的破舊。見得愈多，人們的腦袋愈是躍動，心頭也相對開放得多。那時候， “接受/不接受”不是人們的底線，相反，大家只會希望追上時代步伐，證明自己也做得來、做得到。
九十年代最大的分別是，因為政治前景的不明朗，回歸既成定局，大氣候一片逆來順受，所以表面繁榮，實則……報紙頭版愈來愈似漫畫——大隻聳動的標題，大幅嚇人的視覺：不是很像《風雲》連環圖嗎？
而且，沒有幾張報紙能夠脫離這種“投大眾所好”的框框。昨日一份報紙的文化版編輯來電，她說做完國際意見調查，報告出來如下：
（一）讀者要多些彩色圖片 ；
（二）少些又長又嚴肅的文章 ；
（三）多些生活化材料（即是吃喝玩樂信息） 。
聽罷我便問她：“這樣的意見，也要花錢才調查得出來嗎？”或，這份報紙的老闆是否一定需要這個報告，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級，把自己改裝成《東方》三號、《蘋果》四號？……沒有選擇，這個城市。
沒有選擇，是因為有財有勢、控制大眾思想與行為模式的野心家們，十足十地掌握了香港英治時期的習性，繼續推行“中國人殖民中國人”——以對腦袋的不尊重。
你可以說，責任沒理由歸咎賣物者，應該是買物者自暴自棄才對——是他們先不尊重自己的腦袋，不認為思想自主是作為一個“人”的最珍貴之處，所以才會被餵什麼就吃什麼，然後養成長期依賴的習慣。乍聽，這也真是雞和蛋之爭。不過，就是有人不能認同目前的狀況，他們出力，還是不易得到回響支持——英治的一個後遺，就是將無力、無自信的自我價值觀根深蒂固地種植在被管治者的腦袋和血液里。於是，有理想與逃避至上的，變成互相克制，自己人打自己人，時間精力花在了內戰之上，權威的管治者大可放心睡午覺去了。
選擇，是脫離慣性，怎少得了“勇氣”？
“慣性” ，放在香港的範疇，沒有任何例子比得上 TVB的收視率——它的節目真是質量保證嗎？答案雖然清楚不過，只是觀眾看得多跟少的差別，殊不知真正的差別在於——要求！
要求 TVB 進步，不一定上 K-100 對住鏡頭像白痴般喃喃自語。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自己製作節目。
自己製作節目，不一定是搬上螢幕，可以在舞台，在紙上，在家裡，在同學當中。
所以， “要求”不應該是消極、 被動的。 “要求”有很多變數，而 creativity，才是目的，又是手段。
我們生活的這塊地方， 大部分都在身受 “創意已死”的煎熬，所以覺得“要求”是那么遙不可及的事情，但這並不代表人們甘於過著“沒有要求”的生活，相反的，沒有能對自己作出“要求”的人，愈是對苦悶寂寞的生活作出“要求”——自己愈是不能做到，愈是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這個“別人”，不是別人，就是“對象” 。
父母把子女當成“對象” ，男人把女人當成“對象” ，女人把男人當成“對象” 。 “對象”把“對象”當成“對象”。當“要求”不切實際，不能被滿足，大家就把責任推諉在人物、時間、地點，而不是回到根源：“我”為什麼有這些（不能要求自己的）要求？
要求別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像，要求別人對“我”好，總是容易過要求自己對“自己”好。因為“我”和“自己”是有分別的（法文不是也這樣教嗎？）——“我”，是 ego，它在任何事情的前頭，是拉住馬車的頭馬，所以甚少能夠放下。 “自己”則是一種self——是放下了“我”才看得見的真正主體。
凡事以“我”為主，未必是抓住了“主題” ，更多的時候，卻正好相反 ：別人不動我不動，完全是被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