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富：明朝時的庫房搬遷，看管庫房的人監守自盜。這些人靠著盜竊成了富人。西貴：當時的達官貴人為了能方便皇帝的召見，便聚居在皇城的西邊。 形成了東富西貴的格局。現在也指某戶人家或者某個單位物資充沛、資源較多，特別富貴的意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富西貴
- 區域：北京
- 時間：清末
- 出處：《天咫偶聞》
- 提出人：震鈞
- 現象：反映老北京經濟文化分布情況
含義,“東富西貴”有兩說,
含義
老北京有“東富西貴”的說法，“富”和“貴”兩個字有著深厚的歷史人文背景，並非僅僅是字面上的膚淺之意。舊時北京有“東富西貴”的諺語，反映的是歷史上北京的一種特殊的區域文化現象，同時也反映出老北京內外城的商業經濟、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勢態。但是，有關“東富西貴”出現的時間、所指區域及其含義等卻歷來有不同說法，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東富西貴”有兩說
一是“內城東城、西城”說
“東富西貴”一說見諸記載是在清末，但其所指區域和內涵歷來說法不一。從目前已知的文獻資料看，最早記載和解釋“東富西貴”的是清末滿族學者震鈞，他在其所著《天咫偶聞》卷十記曰：“京師有諺云：‘東富西貴’，蓋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又云：‘東風西雨’，蓋逢東廟市日多風，逢西廟市日多雨。而今則皆不盡然，蓋富貴人多喜居東城，而風雨亦不復應期矣。”
對於震鈞說法，稍晚於他的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彝也有類似的記述，他的《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載曰：“世言京城‘東富西貴’，由來久矣。不過謂東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實不然。東城王公府第亦不少，西城當日街道荒涼而已。”
隨後，崇彝還分別列舉了道鹹以來位於東城的27處和位於西城的20處清代官僚的宅第，用以證明他的說法。
二是“崇文門、宣武門外”說
《賓退隨筆》載：“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吏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京曹則多居宣武門外也。”
《舊京瑣記》卷八載：“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士流題詠率署‘宣南’，以此也。”
《清稗類鈔·胥役類》載：“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為多也。”
這三本筆記對“東富西貴”的詮釋基本是一致的，從地域角度講都認為是處於外城北部的崇文門外和宣武門外；從人員構成上看，是指商業的管理及經營者和以漢族為主體的官吏；從時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
另外， “東富西貴”的說法出現於明朝時期，其產生的原因，與大運河有關。隋煬帝當年修大運河時，一定沒有想到居然會給後來的北京留下這樣一個固定的格局。自從大運河建成後，它在北方的終點，就是北京東部的通州區，過去叫通縣。元朝時期，郭守敬修了一條通惠河，從頤和園經西直門連到積水潭，再一直連線到通縣的大運河終點。也就是說，元代時期，沿著大運河由南方北運的物質，一直可以經船運到達積水潭，也就是北京的後海地區。當時積水潭的水域面積也比今天大得多。元代的大都城，最繁華的地區是鐘鼓樓到德勝門之間的一個區域，今天是一條斜街，當初就是沿著水岸修建的。從事經商的富商巨賈也大多集中在這個地區，因此，元代的大都城並沒有“東富西貴”一說。
明代的北京城與元大都不太一樣。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牆，為了方便防禦，比元大都往南退縮了，形成了北二環路。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門，由於施工條件、地質條件的限制，城牆沒有形成直角，角度傾斜的城牆將積水潭的一部分攔在了城外，後來叫做太平湖。文革時期老舍先生就是在這裡投湖自殺的，已被填平，修起了交通樞紐。只留下一些地名，例如高梁橋。高粱橋這個名字的來歷是因為原來有一條高梁河。
由於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經過紫禁城，明朝人認為有損皇家尊嚴，於是，來自大運河經由通惠河到達積水潭的水上航運便被切斷了尾巴。從此以後，從通縣方向運來的物資，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東部，而不是像元朝一樣，直接運到積水潭。大運河是一條重要的水上商路，其終點附近，都會形成市場，也成為商人們集中居住的地方。這就是北京城“東富”的由來。然而，“東富西貴”在明朝時期，並不完全指北京城的東西兩個方向，而是指崇文門、宣武門一線以南的南城地區的東西兩個部分。大致來說，當時的“東富”是指崇文區，“西貴”是指宣武區。
“西貴”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由於明朝的朝廷高官不願意與商人為鄰，因此，他們擇地而居就主動選擇了商人較少的南城西部，也就是宣武門以南地區。比方說湖廣會館，曾經是明朝首輔張居正的居所，清朝時，紀曉嵐也曾住在這裡。“西貴”的另一個原因與科舉制度有關。元代早期停止了科舉，後來恢復，但是規模不大。因此來到元大都參加科舉考試的各地讀書人數量有限。明朝大規模恢復了科舉制度，高峰時，來到北京參加科舉最高級別考試的人多達萬人，他們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區。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們大多居住在各個同鄉“會館”。宣南地區以外也有一些“會館”，但數量上少得多。中國古代社會一般都把讀書當成最好的出路，因此，讀書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區，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區來得高貴。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題名，仕途順暢，便在宣南地區定居，其社會的地位的“高貴”自然是富裕的商人們比不上的。“西貴”還有一個原因與修《四庫全書》有關。清朝花了10年時間，調集了大批國內一流的讀書人共修《四庫全書》。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一些商人藉機形成了京城最大的書市，後來演變成文房四寶、古董珍玩的集散地。如今依然保留下來的琉璃廠，就源自當年。文人的筆墨芳香，當年絕對是商人的銅臭無法比擬的。
“東”“西”新釋義
由於京城快速地輻射化發展，所提到的所謂“東”、“西”說又有了新的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