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向政策”是冷戰後印度實施的大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國家發展戰略、國家安全戰略於一體，涉及政治、外交、經貿、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印度與東南亞、東亞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展開了廣泛有效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東向政策”的實施開創了亞洲地區合作新篇章，對印度、東南亞以及中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所謂“東向行動政策”並不是印度外交的新方向，而是自冷戰結束後就已開始推行的“東向政策”的延續、繼承和發展。20多年前，冷戰突然結束，印度外交陷入迷茫，之前奉行的與蘇聯“結盟”政策宣告破產，國內經濟形勢則進入危急狀態，外匯儲備幾近枯竭。內外交困之際，印度走上變革道路，拉開經濟改革大幕，與此相配套，外交上提出全新的“東向政策”，即與東南亞國家重建密切交往的通道，使印度與東南亞在冷戰時期一度停滯的關係得以恢復，從而使印度得以在政治經濟文化民間各個領域重建與東南亞國家的全面友好合作關係，這在印度看來也是發揮其傳統聯繫的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東向政策”一經提出，就成為指導冷戰後印度外交的重大方針。
從本質上看，“東向政策”是印度國家戰略的具體體現，是為謀求自身利益而參加的國際博弈，也是其實現大國抱負的重要舉措。
基本介紹
政策,初期成效,更換內閣,時代變遷,內涵與目標,大國戰略,美印合流無依據,總結,
政策
根據印度著名的地緣政治分析家拉加·莫漢的看法，“東向政策”之成為印度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標誌，主要還是因為其蘊含的地緣政治導向，雖然很多分析開始都認為這個政策是為印度經濟改革和發展服務的，印度要吸引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開拓東南亞市場等。這當然很重要，但莫漢認為，該政策的核心是印度戰略重心的轉移，因此儘管經濟和貿易在該政策的初期占了主要地位，但很快印度就認識到東南亞不但是印度經濟倚重的地區，而且是印度重建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地位的依託。所以該政策的範疇將不會限於東南亞地區，而是根據印度對外戰略的調整和需要，逐步擴展，最終成為印度全球戰略的主要方向。
初期成效
“東向政策”是印度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的，被認為是印度外交的重大戰略措施。當時印度拉奧政府在財政部長曼·辛格（前任總理）的主持下，推行經濟改革，改變印度發展模式，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由於蘇聯解體，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經濟陷入危機，印度同這些國家的合作空間嚴重萎縮，而印度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也不大順暢（如同孟加拉國有水源問題、移民問題），印巴矛盾很尖銳（克什米爾問題），印度在南亞地區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可能性受限。而東協國家經濟蓬勃發展，與印度位置臨近，又有較深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淵源，因此，東南亞國家成為印度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首選。不過，總的來說，當時印度東向政策的著重點主要還是在經濟方面，同地緣政治的關係不大。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印度當時推行東向政策的力度較弱，措施也不多，而東南亞國家的目光一直聚集在東亞，低估了印度的實力，東向政策沒有明顯的成果。
更換內閣
莫迪領導下的印度人民黨自2014年的議會大選大舉獲勝後，躊躇滿志，新政府不但在經濟發展上高調定位，要超越中國，成為增長的領頭羊，而且在外交上也屢屢出招，廣邀大國領導人訪問新德里，莫迪總理亦頻繁出訪。新總理甫一就任即有如此密集的外交行動亦可謂罕見，顯示本屆印度政府高度重視外交策略。在這一系列外交活動和宣示中，莫迪祭出的“東向行動政策”似乎有著較明顯的標桿意義。
時代變遷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亞洲格局的變化，印度的東向政策激發了新的活力，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勢頭。它的主要特點是，從籠統的意向轉為具體的行動，從單純經濟交流轉向全方位合作，從東南亞擴大到東亞與澳大利亞。印度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多層次的交往，參加東協條約，同東協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10+1”），參加 “10+3”、“10+6”等東亞合作機制和東協安全論壇等。合作內容也超越了經濟範圍，明顯向軍事、文化合作方面發展。印度的東向政策成為印度外交戰略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內涵與目標
根據“東向政策”在第二階段已經將重心轉移到以中日韓為主體的東亞地區，並且其地緣政治競爭的特點已然顯現，則莫迪政府提出的“東向行動政策”在戰略涵蓋的意義上應當是有進一步的擴大。而莫迪政府就任以來，在大國外交上動作頻頻，啟動了本屆政府在外交上不同於前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事實上，所謂“東向行動政策”的提出，部分也是針對前政府的不作為而來的。例如，莫迪今年五月對中韓蒙進行了訪問，期間莫迪就大肆鼓吹行動的重要性，用他在韓國的演講中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東向政策一直是在‘看’東亞（東向的原意是向東看的意思），我們已經看夠了，重要的是要行動。”這被解讀為莫迪對前政府的批評，也是對國內反對派指責他上任伊始大肆出訪各大國的反駁。
莫迪的“行動政策”究竟與之前已施行了20多年的“東向政策”有何不同呢？從莫迪本人發表的言論來看，“行動”的方向主要還是在經貿和投資，只是針對的對象有較大的延生，把東亞主要經濟體納入了做工作的目標，而莫迪也在出訪美歐大國時一再鼓吹印度投資環境的改善，希望外國直接投資更青睞印度。這與“東向政策”將發展經貿引進投資的重點放在東南亞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應當說引入儘可能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是印度的一貫目標，但過去十多年來，以中日韓為代表的東亞主要經濟體對印度的投資和貿易等都沒有太大的進展，2008年金融危機後甚至出現相當的倒退，所以“東向政策”早在實施第二階段時就已將重心轉向東亞，但就經貿投資而言，確實是缺乏“行動”的。莫迪上任後就此採取行動，與中日韓保持和發展經貿關係，這成為印度的重要目標。而中日韓的反應總體而言也是比較積極的，例如中日分別承諾積極參與印度高鐵和鐵路升級的建設，韓國也表示將加大對“印度製造”的實質性投入等等。莫迪本人在訪問中韓時把對兩國企業家和工商界發表演講作為重頭戲，不遺餘力讚美印度經濟發展的前景，用意一目了然，這些也是為“行動政策”所做的詮釋。
然而，印度的“行動政策”顯然又不限於經貿關係。由於印度在地理上並不是一個亞太國家，因此印度在東亞地區的介入一向被視為是外部勢力的介入。“東向政策”進入第二階段時，印度的戰略家就已經注意到這點，認為印度作為崛起的大國，如果要發揮世界性影響力，就必須首先在東亞地區立足。但以印度的實力而言，東亞事務根本輪不到印度發言，除非該地區形勢發展產生出這種需要，即一些亞太國家出於維護自身利益需要，邀請印度介入東亞事務，使印度成為東亞格局的一員。這種形勢在印度看來，近年來已經成熟。無論是中日矛盾，還是南海主權與權益爭端，都是印度介入東亞地區的機遇，幫助印度成為東亞地區的一個均勢玩家，其目的當然是在於提升印度的地位，使印度發揮更大的戰略制衡作用。這就涉及“行動政策”的政治與安全意義。
從印度對外戰略布局的角度看，“行動政策”的目標包含了印度在東亞地區的政治介入與安全平衡角色，印度也並不諱言這點。事實上，在莫迪之前，印度已經基本完成了全面參與東亞事務的程式，不但是東亞地區10+X的一員，而且也於2005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成員。至於以東協為核心的其他多邊機制，印度也都全部參與，因此印度已成為東亞事務當仁不讓的一員，至於印度在這些機制中究竟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則是另一個問題。例如在近年來逐漸緊張的中日關係中，印度的基本方針雖然是不選邊，但在政治與地區安全事務中，印度與日本合作的傾向明顯加大，包括今年11月印度與美國在印度洋舉行的“馬拉巴爾”軍事演習，印度再次拉日本海軍入伙，三方聯合在印度洋進行以反潛為目標的作業演習，是印度軍方認定的有明顯針對性的操作。這應當是莫迪政府“行動政策”的一個重要方向，即努力提升印度在東亞地緣政治角逐中的制衡力度，而印度制衡的對象則不言自明。
在南海，印度的“行動”也同樣在加大。例如，印度官員以及戰略家近年來一再強調印度對外貿易商品和貨船利用南海航道的比例日益上升，航行自由攸關印度生命線云云，因此印度有重要利益需要維護，必須在南海體現印度的存在。這正如中國外交部指出的，乃是一偽命題。南海航道的通行自由從來都不是問題，迄今也沒有發生過妨礙航行自由的事件，而正在發生的是域外勢力以此為理由對中國的主權與權益的一再侵害。印度介入本地區與其無關的爭端，並且通過這樣或那樣方式提升其所謂的“存在”，只能是出於地緣政治角逐的戰略目的。印度在南海有爭議海域與越南合作勘探石油這類事件從本質上都可以做如是觀，因為客觀上印度在這些地區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勘探，結果並無值得一提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即使如此，印度國有的石油公司根據印度政府的指示，也堅決不退出。這凸顯了印度“行動政策”的戰略目標：通過與南海一些聲索方的聯合行動，加強印度在本地區可能獲得較多籌碼的能力，構築起印度所希望的從安達曼群島經馬六甲海峽直達南海和東海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經營圈”。應當指出的是，在莫迪之前，印度軍方實際早已在安達曼群島建立了印度海軍第三個司令部，擔負起“東向政策”賦予印度海軍的使命，這在“行動政策”的背景下，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綜上所述，“東向行動政策”是根據亞洲地區格局發展趨勢打造的。在當前的亞洲發展進程中，經濟與安全這兩大支柱在可預見未來，將持續統領亞洲地區格局的演進，在此進程中，亞洲各大國都將依據自身利益制定合適的政策，域外勢力也將以同樣的節奏，加緊干預能力的提升與實際的存在。印度既是亞洲大國，卻又不是當今亞洲核心的國家，在亞太地區，印度的存在經過多年努力仍然十分有限，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接過已有的政策方向，將此進一步冠以“行動”的標籤，意在突出印度積極參與東亞事務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實際又是和印度的全球戰略聯繫在一起的，如戰略家莫漢早就指出的，“東向政策”自完成了與東南亞全面恢復關係的初期目標後，已經轉向更為宏大的戰略方向，即與東亞大國全面結合，進而為印度邁向世界大國鋪平道路。莫迪總理上台伊始即將大國外交視為主要議程，並以“行動”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標籤，反映了印度急於成就其世界大國的渴望。
大國戰略
作為新興大國和“金磚”國家的一員，印度近年來的發展遇到較大阻力，被貶低為“金磚褪色”的代表。莫迪政府在這一波貶印輿論的高潮中就任，把糾正輿論對印度的“錯誤認識”視為重要任務，一再強調印度的潛力將要有大釋放。其中的一個標誌性說法是印度將在世界經濟成長中承擔起領頭羊的角色，取中國而代之。根據印度國家統計局調整參數後的統計，印度認為其經濟成長率已經超過中國，並將繼續領先，今年第二季度的數據達到7.5%，首次超越中國。高盛公司及一些西方媒體也指出，印度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今年1-8月亦已超過中國，印度由此成為吸引外資的頭號國家。這些新聞有吸引眼球的效應，但與現實還是有較大距離。印度自我體認，將其置於和中國競爭的地位，實際不然，這在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中也得到了證實。但是這種與中國競爭的思路卻是印度一系列政策出台的重要背景，“東向行動政策”亦如此。
評估該政策的前景有兩個重要方面可能值得思考。其一是印度在加大與東亞大國互動的進程中究竟如何看其與中國的關係，在這個方面，雙邊關係的因素是主要的；另一是印度追求全球大國的地位是其一以貫之的國家目標，只是苦於實力與現實相差較遠，那么經過數十年的改革發展，印度是否具有較以前更好的條件呢？印度認為是的，但也還要做非凡的努力，包括如何處理與中國等大國的關係，這個方面，多邊外交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東向行動政策”在前一個方面更注重與中國的合作，希望通過兩國新奠定的“發展夥伴”關係，藉助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資金，幫助印度實現真正的新興大國目標。“東向行動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就中印關係而言仍然是積極的。但在第二個方面，即多邊關係的地緣均勢領域，印度努力利用其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發揮其他國家特別是與中國有較大分歧矛盾的國家將其視為制衡力量的作用，這也是印度近年來加大在東海南海實際介入力度的主要動因，當然在這個意義上，該政策對中印關係是消極的。在這兩端印度究竟如何拿捏還是要印度根據對自身利益的界定而掌握。迄今為止，從“東向”到“東向行動”，印度始終將該政策視為外交政策的主體，並在莫迪政府的推動下有進一步強化的勢頭，因而或可認定該政策將繼續扮演為印度的大國戰略服務的角色。
莫迪政府上任一年多來，在外交上有很多大動作，包括強調要在東亞“有所行動”，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印度最珍視的一個目標來展開的，即儘快使印度站上全球大國階梯的頂端，實現印度幾代政治領導人孜孜以求的夢想。實現這個目標的要害其實並不在外交，而是在內部改革，即印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恰恰是在這個方面，莫迪政府遇到的阻力仍然是巨大的，印度的“行動”在國內一再受阻反映了她內部矛盾的錯綜複雜，各方利益難以協調。即以莫迪一直主張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來看，就遇到巨大阻力，乃至完整的計畫尚未提出，全國已經一再發生規模浩大的示威罷工。其他如土地徵用、建立經濟特區等無不如此。這些對印度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如果難以推行，則莫迪總理就算是在外交上有再多的“行動”，於印度實現全球大國的目標仍然是無補的。反對派現在批評莫迪只在外交上大展手腳是“浪費納稅人的公帑”，雖不中，亦不遠矣。
美印合流無依據
印度強化東向政策是否跟美國戰略重點東移有關？上面提到的事實說明，印度推行東向政策遠遠早於美國的戰略重點東移。“東移”與“東向”可以說是不期而遇、不謀而合。美國為了實現“東移”，積極鼓勵印度參與東亞事務，與美形成合力。因為美國“東移”迎合了印度對中國疑慮、防範的心理，印度也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性。前不久，印度同美國、日本舉行了三邊對話，印度和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日趨密切，多少表露了印度的心態。但是，也不宜據此認定這就是“美印合流”。印度的外交政策一向強調獨立自主，印度外交所依據的還是自身利益。很難構想，自認為是大國的印度會把自己完全綁在另一個大國的戰車上。印度外交是全方位的，在發展印美關係的同時，也很重視加強同其他大國的關係。印度同俄羅斯的關係仍然密切，同歐盟國家、日本的交往也很頻繁，同中國的關係也是向上的。
在新德里進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剛剛閉幕，印度作為東道主提出了一系列積極主張，力圖深化金磚各國相互關係，加強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擴大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這再次體現了印度外交的全方位性。事實證明，認為“東向”和“東移”合流是沒有根據的。
總結
展望未來，莫迪挾人民黨在大選中所獲的壓倒之勢，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不但要在本屆任期內讓印度民眾體會到政府的“行動”成果，而且還期待下屆繼續執政，並且信心滿滿。可以合理預期，在外交上，莫迪推出的一系列動作，包括“行動政策”，將在接下來的任期內繼續發揮指導作用，全力提升印度在亞洲的存在，爭取在亞洲事務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就印度在次大陸的地理位置而言，印度要獲得亞洲事務話語權不蒂予人有“越俎代庖”之感，不過印度將繼續堅持這個目標，因為這在印度看來是實現全球大國目標的必經途徑。
